董婧宸丨章太炎《文始》的成书与版本考
章太炎《文始》的成书与版本考
董婧宸
提要：1906年章太炎东渡日本后，先后完成考察方言本字的《新方言》（1907—1909）和考求文献本字的《小学答问》（1909），此后，章太炎逐步形成了追根溯源的学术追求，完善和明确编纂体例，以二十三部、二十一纽的古音系统为纲，以初文、准初文为起点，以孳乳、变易为基本条例，以前期的考据为基础，着手撰写同源词研究的专著《文始》。1911年初，《文始》最终写定。1911年6月起，《文始》在《学林》“名言部”连载，仅刊载《文始叙例》及卷一歌部、泰部后即停刊。1913年，章太炎《文始》手稿经钱玄同、龚宝铨等浙江弟子之助，以浙江图书馆为名，由康宝忠在上海石印出版。1915年，由康宝忠等弟子校勘的右文社本《章氏丛书》出版，其中收录的《文始》，以手稿石印本为底本排印，惜多改用今字，另有排印错误。1919年，由章太炎女婿龚宝铨、章太炎兄长章箴等人负责的浙江图书馆本《章氏丛书》出版，其中收录的《文始》，以右文社本为底本，并校改了一些讹误，校勘较为精审。这一版本，也是后来通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文始》版本。
关键词：章太炎 词源学 《文始》 《章氏丛书》 版本
《文始》是章太炎全面探讨汉语词源的代表作。关于《文始》的成书情况，章太炎在《自述学术次第》（1914）、《自定年谱》（1928）、《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1933）等著作中皆有追述[1]。特别是《自定年谱》中，章氏将“先后成《小学答问》《新方言》《文始》三书”，系于1910年。此后，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将《文始》的《学林》刊载系于1910年，并在1913年、1914年条下，分别述及浙江图书馆和右文社出版《文始》手稿本一事[2]。学界在讨论《文始》的成书和版本时，因讨论成书的标准不一，或据章太炎讲授《说文解字》定于1908年，或以《学林》出版系于1910年，或依浙图石印本的出版列入1913年[3]。不过，从相关报刊、书札、日记可知，章太炎所撰的《自定年谱》等文，为后来追忆，纪年容有出入；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对《学林》的出版情况和《文始》的版本考辨亦有疏失。目前，学界对《文始》的撰作出版情况的认识，还存在着一些模糊不清乃至史实错误。笔者拟据相关书札、日记等一手史料，考述章太炎《文始》的撰作及刊行始末[4]。
一、《文始》的撰作背景和撰作宗旨
章太炎《文始》中，秉持着以汉字为线索考求汉语词源的学术宗旨。在1910年出版的《国故论衡·小学略说》中，章太炎旗帜鲜明地提出“作《文始》以明语原”，预告了《文始》的撰作。可以注意到，章太炎在《文始》中标举“文始”“初文”，而在其前后的学术著作中，章太炎每以“语原”“语根”“根柢”“本株”等指称词源[5]——无论是《文始》中考求文字之“始”“初”，还是探求汉语之“原、根、柢、本、株”等词，都指向了《文始叙例》所述的“道原穷流”“浚抒流别”。章太炎注重推源求根，与他的学术渊源和学术思想的发展，皆有紧密的关联。
从学术渊源上看，章太炎的词源研究，既立足于乾嘉以来小学形音义互求的学术传统，也受到了西方历史语言学的学术影响。1906年，甫至日本，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演讲，提及语言文字学，“这一种学问，中国称为小学，与那欧洲比较语言的学，范围不同，性质也有数分相近”[6]。1907年，章太炎撰《新方言序》：“世人学欧罗巴语，多寻其语根，溯之希腊、罗甸，今于国语顾不欲推见本始？”[7] 1910年10月20日，正在编撰《文始》的章太炎，从日本致书钱玄同，再一次提及传统小学和西方语言学：“然小学之业，非专书正体而已，言其高者，则言语文字相互为根。他国皆有语学，中国宁独无之？欲知语学，非以《说文》为本，辅以《尔雅》《方言》诸书，则无其道径。”可以看出，章太炎多次将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与西方语言学并称，且尤为重视西方语言学求根的学术特点。章太炎撰写《文始》，其学术根柢是传统小学，但在借鉴西方历史语言学后，突破了传统小学的个体、零散、局部考据，覆盖了《说文》和上古文献六千余词，致力于建立整体、全面、系统的词源网络。
就学术方法和学术理念来说，《文始》的撰作，是章太炎前期小学研究的深化。1910年的5月10日，章太炎致信钱玄同，沟通《说文》“觋”字之本，言：
“灵”“觋”皆巫，本一语之转耳。“灵”训为“善”，亦由“𡈼”受声义也。（《小学答问》中但以“周易”为“周觋”，若穷其本，则当推之“𡈼”字。此种说当于《文始》箸之。）……善也、灵也、圣也，皆以“𡈼”字为初文，“岂弟”之字亦然。
在这通书信中，章太炎明确指出，《小学答问》“易”下仅沟通“易”与“觋”，而在他将要撰写的《文始》中，将进一步“穷其本”，并“推之'𡈼’字”。此札章氏以“𡈼”为初文，系联“征、莛、茎、颋、庭、梃、劲、端、题、善、圣、易、觋、灵、呈、弟、程”诸字，正可以视为《文始》示例。同时，章太炎还在这封书信中，将小学分为五级：
一、本形本义（就《说文》直解其义及其造字之法。）
二、音韵（甲：今韵，今纽。乙：古韵，古纽。此学稍繁，然今已有条理。）
三、正借相求法（以《说文》本形本义，求《尔雅》、《方言》、群经、古籍之训诂，是为以正求借。以《尔雅》、《方言》、群经、古籍之训诂，求《说文》本形本义，是为以借求正。）
四、转注假借法（上说正借相求，借非六书之假借也，此真假借即是引伸之义，凡一字有数义者属之。转注则限以义同声近者，此校正借相求为约易，然非先知正借相求，则无由推明此旨。）
五、文字孳乳法（转注惟有同义，假借惟有引伸之义。一字变为数字，而音义同者，当求何字在先，何字在后。一义变为数义，而字体亦异者，当知本是一字，后乃乖分，此所谓文字孳乳法也。）
章太炎小学五级的体系，明确了《文始》与之前学术著作间的学术联系与区别——第一级“本形本义”指的是《说文》的本义分析，是章太炎一切小学研究的基础。第二级“音韵”包含古今语音的变化，关涉到《新方言》追溯方言音变。第三级“正借相求”主要解决《说文》本义与文献的引申、通假的沟通，关涉到《小学答问》的“求本字”。第四级“转注假借”，讨论音义变化与文字造字，是章太炎在《小学答问》“转注”条下的重要发明，也是第五级“文字孳乳”的基础。第五级“文字孳乳”，即指撰作《文始》。正如章太炎在札末所说：“五级条贯最精，大要以独体之文为本，寻检合体诸文，义有相同相受，音有相转相迆者，则次第较然可辨。仆所以有《文始》之作也（前为《语言缘起说》已发其端）。”在章太炎的学术构思中，1906年撰成1910年改定的《语言缘起说》积累了理论探讨，1907年至1909年完成的《新方言》《小学答问》中积累了考据材料，而《文始》则是其小学著作中“条贯最精”的一部。大约在此前后，章太炎即正式着手完成《文始》。
二、《文始》的编纂体例与编纂过程
《文始》的编纂，章太炎以二十三部、二十一纽为古音框架，以“孳乳”“变易”为基本条例，以独体或准独体的初文、准初文为起点的同源词系联著作。从章太炎的相关书信、著作中可知，在1909年完成《小学答问》后，章太炎陆续建立古音系统，形成孳乳、变易条例，明确初文、准初文的材料和六书标准，至1911年初，完成《文始》的编纂。
（一）古音系统的建立
1910年，章太炎《国故论衡·成均图》立九类二十三部、二十一纽。1911年《文始》在《学林》连载，《文始叙例》后亦载《成均图》[8]。《成均图》的古音系统，是章太炎《文始》编排的基础：《文始》厘为九卷，自古韵九类而出；各卷下初文的次序，亦基本依声纽五音的深喉、浅喉、舌、齿、唇之次。
就韵部系统而言，章太炎早年在《论语言文字之学》（1906）和《新方言·音表》（1909）中，分别提出过古韵二十二部、二十三部的分部构想，只不过从古韵框架来看，此时主要是以段玉裁古音十七部为基本格局。在《成均图》（1910）中，章太炎吸收孔广森之说，以对转作为古韵系统的基础。《文始叙例·略例丁》：“观夫言语迁变，多以对转为枢。”在《文始》中，章太炎全面运用古音，探求多层、多向的音义演变。在章太炎1910年4月7日与丁以此书，也提出了应用对转规律来考求本字、推求孳乳，这适与《小学答问》和《文始》著作宗旨相会[9]。
就声纽系统而言，章太炎《文始》中的《成均图》，设立五音二十一纽，与《新方言·音表》（1909）、《国故论衡·成均图》（1910）基本一致。但具体每个字，其声纽该如何确证？章太炎1910年12月9日与钱玄同的书信中，以“㠯、丣、戌、八、九”这五个声符为例，指出在具体的归字上，讨论每个字的上古声纽，必须以中古《广韵》音系为参考来讨论[10]。这些讨论，为《文始叙例·略例壬》提出“凡同从一声者，不皆同归一纽”的观点，打下基础。
（二）孳乳变易的提出
《文始叙例》言：“讨其类物，比其声均，音义相雠，谓之变易，义自音衍，谓之孳乳。”在《文始》中，孳乳和变易是核心条例，从性质上看，正如陆宗达、王宁二位先生所指出的，“变易指文字本身形体发生变化而意义不变；孳乳指在词义演变的推动下发生音变并分化出新形”[11]。
根据章太炎《文始》前后的小学著述、相关信札可知，章太炎一开始并未严格区别孳乳和变易。从学术来源上说，章太炎的“孳乳”，本于许慎《说文解字叙》：“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而其“变易”，亦来自《说文解字叙》之“改易殊体”。但从《说文解字叙》的原文来看，“孳乳”强调的是文字产生，而并未区别孳乳的新字和原字之间是否有意义或语音的区别。因此，在《文始》之前，章太炎在论及“孳乳”时，其实包含了《文始》中“孳乳”和“变易”两类现象。如1909年撰成的《小学答问》，在“巳”下系联“㠯、胎、似、嗣”，并言此诸字“本以一文衍为数义，更相孳乳，其体遂多”，而“
”下系联“蔰、
、华、
、菡
”，亦言此诸字“皆一语异音，孳乳为数字尔”。至《文始》中，“巳”下由意义引申推动的造字，《文始》仍以“孳乳”称之，而“𢎘”下意义未变仅有语音变化的造字，《文始》改以“变易”称之。另外，上引章太炎1910年5月10日与钱玄同讨论小学五级的书信中，章太炎提出“文字孳乳法”，主张考察“一字变为数字，而音义同者”和“一义变为数义，而字体亦异者”这两类现象，前者即《文始》之“变易”，后者则为《文始》之“孳乳”，但章太炎此时仍以“文字孳乳”涵盖言之。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章太炎“孳乳”和“变易”条例，是逐步形成的。后来，在《文始》的词源系联中，方有全面和自觉的应用。
（三）初文标准的明确
“初文”“准初文”是《文始》的系联的起点。章太炎《文始叙例》言：“刺取《说文》独体，命以初文，其诸渻变及合体象形、指事，与声具而形残，若同体复重者，谓之准初文。”章氏的初文、准初文，来自《说文》等书中的独体和准独体字。在《文始》之前，尽管章太炎在讲授《说文解字》时，曾零星地以“古只作某”沟通古字与后出字的关系，但彼时的章太炎，并没有明确以“独体”和“合体”作为判分“文”和“字”的标准[12]。1910年3月10日，章太炎在与钱玄同的书札中，明确提及“初文”，至5月10日提及“以独体之文为本，寻检合体诸文”的方法。1910年5月底出版的《国故论衡·理惑论》中，章太炎进一步提出，要以《说文》独体为主，参以《周礼》故书、《仪礼》古文、三体石经、石鼓文为主要材料，以“比次声音，推迹故训”的学术方法，“以得语言之本”，这与后来《文始叙例》中的“比合音义”“抽绎初文”，前后一致。
在章太炎与钱玄同的书信中，也透露出章太炎逐步完善初文标准，并确定《文始》初文内容的过程。在初文归纳方法上，1910年12月9日，章氏提出：“部首五百四十字，欲错综六书，为之分类。”亦即以《说文》部首为主要材料，根据六书中属于独体的部分，归纳为《文始》初文。在具体的六书标准、初文性质的讨论方面，章太炎先后以《说文》具体的部首出发，讨论了象形、指事、会意兼象形、会意加入指事、会意兼指事、合体象形、合体指事、“声已成字，形则非字”的形声字等不同的六书分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0月31日札中，章氏以“艸”“林”等字为“会意兼象形”，至次年1月24日札中，则改言“会意兼象形一例可去”，这与《文始》在准初文下单独列出“同体复重”一致。同时，在《说文》部首的具体六书归类方面，章太炎先在12月9日札中，分门别类地讨论《说文》110余个部首的六书归类，并在次年1月24日札中，对上一封书札中的内容做了申述或订正。考章氏《文始》中提及上述诸字的六书分析，亦多从后一封书信[13]。可以看出，至1911年初，章太炎仍在不断调整《说文》部首的六书分析，并由此形成《文始》最终的初文和准初文条目。
三、章太炎《文始》的版本源流
章太炎在1910年5月出版的《国故论衡》中，已经提及撰写《文始》一事。不过，此时《文始》仅初具规模，并未写定。1910年10月，《文始》大体完成，至次年1月，最终脱稿[14]。1911年，《文始》在《学林》连载，仅刊载两期即中辍。1913年，浙江图书馆出版《文始》手稿石印本（以下简称“石印本”）；1915年，《文始》收入右文社本《章氏丛书》（以下简称“右文社本”），1919年，《文始》又收入浙江图书馆本《章氏丛书》（以下简称“浙图本”）。各本情况如下：
（一）1911年《学林》连载本《文始》
1911年《学林》名言部《文始》（一）
《文始》最早连载于由章氏弟子在日本办设的学术刊物《学林》“名言部”下。《学林》出版两期，第一期刊载《文始叙例》及《阴声歌部甲》，第二期刊载《阴声泰部乙》。两期均有《学林简章》，言“学林处设日本东京小石川区小日向台町一丁目四十六番地”，第一期封底署“国内发行所：上海四马路惠福里模范书局”“印刷所：东京小石川江户町十八番地 协信舍”，书中无出版年份。
关于《学林》办设，章太炎女婿朱镜宙《咏莪堂随笔》曾言：
弟子集股五百元，每股五元，创办《学林》，总务贺伯钟、邓只淳，书记任鸿隽、陈新彦，会计董庆伯、杨伯钦，校勘钟正楙。仅出两期，而武昌起义之电至，遂相率回国。[15]
从相关记述看，《学林》是由当时仍在日本的章氏弟子贺孝齐（伯钟）、邓胥功（只淳）、任鸿隽（叔永）、陈嗣煌（新彦）、董鸿诗（庆伯）、杨伯钦（若坤）、钟稚琚（正楙）等人募集资金，公开发行[16]。同时，在章太炎与钱玄同、朱希祖的通信中，也透露出《学林》的出版进度。1910年10月20日，章太炎与钱玄同书，言“《学林》为同志所发起，仆任著作，为分别十二门，拟于明春出版。”也就是说，《学林》初拟在1911年春出版。只是，《学林》仅章太炎一人撰稿，稿件排字较慢，实际出版较预期有所推迟。1911年5月2日，章太炎致书钱玄同，言：“《学林》近已付印，本定阳历五月五日出版，排字稍缓，未能赴期也。” 5月24日，章太炎又与朱希祖信，言“《学林》下月可出，《文始》亦分期刻入”[17]。这些书信表明，《学林》第一期实际出版，当在1911年6月，第二期则大约在9月[18]。之后，辛亥革命爆发后，章太炎及其弟子纷纷归国，《学林》停办，《文始》连载中辍。
《学林》连载本《文始》，当是据章太炎手稿誊录后付排。在内容上，连载部分与1913年浙江图书馆石印本《文始》文字基本相同。在用字方面，诚如钱玄同日记1913年1月7日条所言：“章师原文多古字，刻入《学林》则多改从今字。”如章太炎“䙷、㠯、埶、渻、艸”，《学林》作“得、以、势、省、草”等[19]。另外，《学林》亦有排印讹误。如《文始叙例》略例乙之“叠韵变语”，略例癸之“暧晻”，《学林》分别误作“叠韵语”和“暧昧”。
（二）1913年浙江图书馆手稿石印本《文始》
1913年浙江图书馆石印本《文始》
1913年季春，浙江图书馆手稿石印本《文始》出版，这是《文始》首次全面公开出版。从章太炎书信、钱玄同日记看，其刊行经过颇费周折。
1910年10月31日，章太炎曾致书钱玄同，提出“《文始》当刊入《学林》，他日仍望作隶古正书，刻之木版”，亦即除了在《学林》上以铅字排印外，希望仿照《小学答问》的“隶古定”方式，以雕版刊行《文始》。1911年底章太炎回国，辗转在上海、杭州、南通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12年5月，章太炎北上抵京，此时《文始》手稿仍存杭州。此后，章太炎曾多次致信在浙弟子，拟请钱玄同、朱希祖等人分别觅人另行抄录《文始》，以便印行[20]。特别是6月25日，章太炎在与钱玄同书中提及，“《文始》如可迻写，刻木上石皆宜,作篆龚父最佳，然闻其迁沪已久，未知曾否归杭耳”。这说明此时章氏主要考虑以雕版或者石印出版《文始》，并拟请长于篆书的高保康（字龚甫，一作龚父）题签。后来，1913年石印本出版时，书中的篆书内封，即由章太炎推重的高保康题署。
1912年下半年至1913年初，《文始》稿本由章氏弟子分头觅人抄录，并由钱玄同汇总校勘，其抄录始末，见钱玄同日记：
1912年9月22日：托张槐清抄《文始》一卷已毕。灯下取与原稿校之。此书章师来信敦催，现定先随便录出，以后当由我渐渐一张一张的写起来，一二年后写毕付石印矣。
1912年11月17日：得蓬仙书，知在海宁觅得抄胥二人。计《文始》尚有四卷未抄，即拟寄往抄之。
1912年12月2日：幼渔谓《文始》若作稍稍近正之体，不悉依篆体改正，终有未尽合，但予谓篆隶之分本在字体，许序明言：“初有隶书，以趋约易。”是隶书本不能全正矣。昔为师书《小学答问》，字字从篆体改正，既苦烦重，而如日月等字终不能酷肖，故作隶，止可近正，不能全正。惟章师之言本小学上最高等之书，予颇欲师艮庭之例，全作篆书，期于正名之道，十分完备。尹默、幼渔皆以为然。
1912年12月30日：《文始》范处抄的一册，周处抄的三册均来，将毕事矣。
1912年12月31日：余惟《文始》草录将毕，原稿明□二节，逖先入都（为读音统一会事），拟赍往还师。而此书余拟刊二本，现拟与未生说，由图书馆刊木，作宋体，字体稍求近正，如《礼书通故》之例即是。开刊后总算民间有了通行本，然后再由余仿江先生例作篆书，勼赀影石印行，以为正名之举。此说逖先、尹默皆以为然。
1913年1月7日：晚校钞本《文始叙例》。章师原文多古字，刻入《学林》，则多改从今字，今单行刊本，故仍刊正。伯宽谓《文始》写80元，刻300元，约四百元可刊成矣！
此外，钱玄同1912年10月15日、10月16日及1913年1月24日日记中，尚有其校勘《文始》抄本的记录。这些日记表明，当时参与《文始》抄录工作的，还有当时在江浙的章太炎弟子朱宗莱（蓬仙）、马裕藻（幼渔）、朱希祖（逖先）、龚宝铨（未生）及范古农、周作人、沈尹默等人[21]。钱玄同最初决定“先随便录出，以后当由我渐渐一张一张的写起来”。钱玄同与其他章门弟子讨论，并与友人单不庵（伯宽）商议，曾有意出版两种：一种请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龚宝铨负责[22]，“由图书馆刊木，作宋体字”，即依照录出的《文始》抄本，以宋体刊行。另一种则拟“仿江先生例作篆书，勼赀影石印行，以为正名之举”，即仿照清人江声以篆书上版之例，由钱玄同用篆书誊录《文始》一册，再付石印。
1913年初，章氏弟子已经初步完成了稿本的誊录工作。不过，《文始》的最终出版，并未依照这些章氏弟子的想法执行。1913年2月5日（农历壬子除夕），章太炎行将离京赴长春东北筹边使任，致书钱玄同，催促返还《文始》原稿[23]。4月，章太炎“托事南行”，抵达上海。大约此时，章太炎最终决定以《文始》手稿，以浙江图书馆之名石印出版。钱玄同4月16日日记：“将《文始》稿寄出，告康心孚，谓若印三千部，而价在五十元左右，则竟刻三千部矣。”[24]日记表明，钱玄同将《文始》稿本寄与在上海的章氏弟子康宝忠（心孚）。此时，康宝忠在上海办《独立周报》，并有独立的印刷机构。因此，《文始》石印本的出版，当为浙江图书馆出资，而实际的印刷销售则由康宝忠负责。这也是1914年康宝忠主办的右文社《雅言》杂志上，刊载《文始》石印本广告时，言总发行所为“上海右文社”的缘故[25]。
浙江图书馆手稿石印本《文始》，内封题“文始/余杭章炳麟著/高保康署检”，牌记署“昭阳赤奋若季春浙江图书馆用箸者手写稿本景印”，即癸丑年（1913）农历三月[26]。浙图石印本版框宽13.5厘米，高18.9厘米，四周双边，版心白口，中有“文一”等卷数及页码，页码各卷另起。正文稿纸半页十二行，行三十字左右，小字双行同。从日记书信和其他史料看，章太炎1911年初在日本撰成《文始》稿本，归国后《文始》稿本存在杭州，章太炎未能抽出时间修改稿本。因此，1913年出版的《文始》石印本的底本，当是章太炎在1911年完成的稿本。石印本上有句点，亦保留了章太炎修改、涂抹的原始痕迹。
（三）1915年右文社本《文始》和1919年浙江图书馆本《文始》
在石印本后，《文始》曾先后收入1915年上海右文社本《章氏丛书》和1919年浙江图书馆本《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的出版，是章太炎著作的重要集结。
《章氏丛书》右文社本，由章太炎弟子康宝忠等人负责。1913年8月，章太炎离开上海，入北京化石桥的共和党本部。1914年1月，因大闹袁世凯府事，章氏先被禁锢于京卫军教练处，2月迁龙泉寺，7月迁钱粮胡同。在钱粮胡同期间，章太炎开始整理昔日著述，修订《国故论衡》《检论》，编印《太炎文录》，并与来北京到访的弟子康宝忠、康宝恕、曾道商议《章氏丛书》出版和选目事宜[27]。1915年下半年，由章氏弟子康宝忠、康宝恕、潘大道、曾道、井勿幕等在上海校勘完成的右文社铅印本《章氏丛书》出版[28]。《文始》收入丛书第四种。右文社本《文始》内封署“余杭章炳麟太炎父著/文始/上海右文社印行”，似出康宝忠之笔。卷端题“文始叙例 章氏丛书之一”，版式四周单边，版心上下细黑口，版心中有“文始”并卷页，页码连续编排，版心下有“章氏丛书”“右文社印行”字。正文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四字，小字双行同。
右文社本《文始》，当是据章太炎《文始》石印本排印。如《文始》“泉”条，石印本收在《卷二》谆部20B页下，天头有章太炎批校：“'泉’字一条，迻寒部'山’字后”，即拟将“泉”改隶寒部。《卷一》第22b页“山”条天头又有章氏手校：“'山’字后'孨’字条前，补入'泉’字条。”在右文社本《文始》中，“泉”条在卷二谆部69A，当是由于排印时未注意到章太炎天头的批校，故径以正文排印。同时，右文社本未收入“成均图”，仅有文字表述的韵表。在用字方面，右文社本多改用今字，且与《学林》采用今字的原则亦不尽相同。如章太炎“䙷、㠯、渻”，右文社本同《学林》作“得、以、省”，而“埶、艸”则沿用章氏古字。同时，在右文社本中，亦有一些排印讹误，如《文始叙例》“如人字是也”，右文社本“人”误“刀”，“但裼𧝹裎，一义而声转”，右文社本“裎”误“程”等。
《章氏丛书》浙图本，由章太炎女婿龚宝铨、章太炎二兄章箴（仲铭）负责[29]。在右文社本印行后，章太炎仍幽居北京，发觉右文社本《章氏丛书》“错乱百出，校亦难清”，颇有失望之情。1915年11月至1916年2月，章氏曾多次致书龚宝铨，托龚宝铨索回《检论》《国故论衡》等书原稿，以便另行“取木版精印”[30]。浙图本《章氏丛书》自1916年起筹划写样，是年8月25日，汤国梨曾因右文社版权事造访张元济，言“杭州已在写仿宋大本，二三年后亦可成书”，且为“公家所办”，实际开雕始于1917年，至1919年竣工[31]。《文始》为丛书第四种，内封题“余杭章炳麟太炎著/文始/浙江图书馆校刊”，卷端题“文始叙例 章氏丛书”，版式为四周单边，版心白口，单黑鱼尾，版心中有“文始”并卷页，页码连续编排。正文版式与右文社基本相同，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四字，小字双行同。
浙图本《文始》，行款与右文社本《章氏丛书》一致。经过校勘后可知，浙图本《文始》，并非据章氏原稿直接写样刊刻，而是以右文社本为底稿，参校手稿石印本，并经过章太炎校改后刊行[32]。因此，相较于手稿石印本、《学林》和右文社本，浙图本有一些正文改动，如《文始叙例》中，《学林》、石印本、右文社本均言初文“四百三十七条”，浙图本改作“四百五十七条”；《文始》卷四支部“乖”下，“《诗·杕杜》以瞏韵菁、姓”，石印本、右文社本“韵”误作“训”，浙图本改“韵”。《文始》卷九宵部“鸟”下：“翊又孳乳为飒，翔风也。”石印本、右文社本“飒”误作“翊”，浙图本改“飒”。此外，右文社本无《成均图》，浙图本补入。右文社本“泉”条、卷一“𡕒”条、卷四“冖”条下，排印位置或换段有误，浙图本依《文始》石印本校改。且右文社本所用俗字，浙图本多据章氏《文始》手稿改回古字，体现了章太炎用本字的意图。
综上，《文始》的撰作，反映出章太炎小学研究的成熟。《文始》的主体，大约撰于1910年，全书于1911年初脱稿。在《文始》的各个版本中，1913年石印本的影印底本，即章太炎1911年撰成的《文始》手稿。1911年《学林》本、1915年右文社本，皆自《文始》手稿而出，各有讹误。1919年浙图本自右文社本而出，参校章太炎手稿，经过较为细致的校勘，是《文始》中较好的版本[33]。
注：本文发表于《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辑，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董婧宸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