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之六——倒幕运动本质是封建主义革新
日本由“倒幕运动”达成封建专制的“大一统”局面，是通过“草莽崛起”路线实现的。中下层武士虽然是草莽的中坚力量，但是以中下层武士为主体的尊攘激进派，实力终究是有限的，在面对强大的封建贵族势力联合打击下，单靠中下层武士的力量是不足的。中下层武士在经济上得到豪农豪商的支持，并借助了农民的力量，才最终实现了倒幕运动的胜利。
所谓的“草莽崛起”，正是中下层武士在新兴地主的支持下，和农民力量相结合，以天皇为凝聚力量的纽带，推翻了封建贵族统治，形成封建大一统的局面。
19世纪中叶的日本，和17世纪初叶的日本相比，在社会阶层变动上最大的区别就是新兴地主阶层和封建大资产阶级的出现。因此，从1853年“黑船来袭”至1889年“明治维新”取得阶段性成果，虽然只有短短的不到40年的时间，但是在实质上却进行了两次革新：一次是像中国六国归于秦汉、以及英法西等西欧主要封建集权主义国家国王战胜贵族施行封建专制统治一样，打败封建贵族统治、建立起大一统的封建主义专制国家的革新；此后，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一、特权大商人高利贷者的转变
在新兴经济力量中，特权大商人高利贷者的经济实力是最为强大的，但是由于其封建属性，他们和封建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处于封建贵族统治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这些具有强烈封建属性的商人也没有转化为大资产阶级的可能。他们虽然和封建贵族势力有矛盾：很多京都商人被幕府捏造罪名而抄家，还有很多商人因为封建贵族赖帐而破产。比如1705年，幕府捏造罪名抄没了大阪第一富商淀屋的家产。但是这些封建大资产阶级实际上是依附于封建贵族的，依靠封建特权获取利益，因此不可能反对封建贵族。在倒幕运动的过程中，这些封建大资产阶级的态度实际上是观望的、动摇的、暧昧的，甚至是站在封建贵族一边的。比如胜海舟，作为特权高利贷者入继武士家庭的代表，在整个倒幕运动的过程中，他一直站在幕府一边，在幕府担任高级职务，直到幕府倒台。因此，在倒幕运动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因素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倒幕运动实际上是一次从“小一统”向“大一统”进化的封建主义革新，不具备资产阶级革命的色彩。
然而，当1868年1月，讨幕军在鸟羽、伏见对幕府军的战斗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这些特权大商人高利贷者，比如三井、鸿池、小野等，就立即结束了观望与动摇，全面倒向讨幕军。先是秘密的与萨长两藩取得联系，后来公开地在财政上大力支持讨幕军，供给金银和物资。如果说，在倒幕运动中，特权大商人高利贷者采取动摇、观望的态度。那么在讨幕军取得优势后，他们则毅然加入讨幕阵营。摆脱了封建权贵的桎梏，这些特权大商人高利贷者很快开始了向大资产阶级转化；由于他们的加入，本来不具备资本主义特性的讨幕派，变得具有资本主义特性。倒幕运动是一次从“小一统”向“大一统”的转变，是摆脱封建贵族社会向封建专制社会的转变，并不具备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而“明治维新”由于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的介入，而具有了资产阶级改良的性质。
胜海舟作为特权大商人支持德川幕府的代表，是江户幕府开明幕臣的代表人物。1868年，见到幕府大势已去，胜海舟建议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的旧幕府方面顺应大势，对朝廷东征军献城投降，作为幕府的全权代表与政府军参谋西乡隆盛进行和平谈判，实现江户和平开城。此后，胜海舟又加入明治政府，成为“明治维新”的功臣。胜海舟的经历是特权大商人高利贷者在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最佳注脚。
三井财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平安时期。长久以来，三井家族一直是德川幕府的御用金融机构，负责政府钱财的托管业务。到了19世纪60年代，三井家族仍然每年向德川幕府贡献数十万两的御用金，这样大笔的御用金可以想见的投入到对抗讨幕军的武备中去。虽然屡受幕府压榨，但是丝毫见不到三井家族有任何革命的迹象。然而到了1868年，幕府败局已定之后，三井家族很快倒向了倒幕新政府。幕府虽然被击败，但是新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为了筹钱，明治政府准备发行一种叫做“太政官札”的纸币，由于缺乏信用，即使在兑换情况最好的东京、大阪、京都，也只能以10∶4的比例进行兑换，贬值严重。为了给新政府解决财政困难，三井、鸿池等家族立即筹集大量资金购买“太政官札”为其背书，并获得了新货币的发行权。有了这样的合作基础，三井等大财阀通过经济手段与新政府合流，实现了政商勾结。1868年，明治政府正式宣布成立。新政府刚一成立，就认命三井家族的三井高福为与“外国人进行交易贸易商社的总负责人”，成为政府进行外贸的总代理商。通过与政府的合作，三井、住友等封建商业家族迅速转变为金融寡头财阀，控制了日本经济的方方面面，并由此获取暴利。
这些大商人一旦和由草莽转化而来的新官僚结合在一起，就立即不离不弃，难以分割；这和草莽们在倒幕运动中可以和农民们共患难，却在取得优势后立即对农民们倒打一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由他们的阶级属性决定的。明治五年（公元1872年）前后，发生了山县有朋的亲信、陆军御用商人山城屋和助因挪用公款无法填补而自杀的“山城屋事件”，以及和三井家关系密切的井上馨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尾去泽铜山开采权的“尾去泽铜山事件”。明治政府在日后的发行纸币、募集公债、掌握全国商业金融机构等工作中，都依靠这些大商人，政府的大资产阶级特征十分明显。
二、豪农豪商的支持
草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豪农豪商。所谓的豪农豪商，指的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新兴地主，属于中小资产阶级。比如在经济上支持“樱田门外之变”的豪农“樱冈”，他居住在水户藩袋田村，经营制粉业并兼营商业和高利贷。他首先是一个豪农，在豪农的基础上成为豪商。其商业属性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是一种农村手工作坊式的工业生产和商业模式。虽然这个“樱冈”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封建贵族的剥削，但是他的业务也仅仅限制在一个（或周边几个）村子之内，规模有限，并不具备资本主义广泛的商品市场和原材料市场，其封建属性仍然十分鲜明。因此，他支持草莽们，并不意味着倒幕运动具有资本主义属性。恰恰相反，这些豪农豪商属于新兴地主阶层，体现了倒幕运动的封建属性，再次说明倒幕运动实际上是一次从“小一统”向“大一统”进化的封建主义革新，不具备资产阶级革命的色彩。
在草莽们各项光辉耀眼的革命工作之后，往往都有这些豪农豪商的经济支持。1865年1月14日，高杉晋作在下关功山寺举兵，受到豪农豪商的热烈支持，他们组织了“庄屋同盟”，发誓要组织农民起义，并给予大量财力物力上的帮助。
这些豪农豪商与特权大商人高利贷者不同，他们的崛起源自于生产力的发展，并不依赖封建特权。相反，封建贵族特权制度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彻彻底底的桎梏，因此他们比起特权大商人高利贷者具备更高的革命热情，革命也更具坚定性。在封建特权大商人高利贷者仍与封建主沆瀣一气的时候，这些豪农豪商已经坚定地站在了草莽们一边。就农业而言，他们虽然拥有土地，但是土地所有权是不完备的，封建等级土地制度不但制约着他们的发展，而且从根本上威胁到其生存。这些豪农在农业生产上得到一定发展后，往往会从事商业活动。一方面是农业的商业化，另一方面是以家庭手工作坊为代表的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如尾西西大海道村的喜兵卫，在1829年（文政12年），只拥有土地124，466石，但由于经营生产条纹布的手工工场和染房，并从事贩卖布匹和棉纱的商业活动，他很快就发财致富了。1839年（天保9年），他已拥有土地364，622石；1865年（元治2年），增加到576，356石。所谓的“豪农豪商”，是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辅以家庭作坊手工业的大中小资产阶级。封建贵族特权制度对于工商业的桎梏，同样制约他们在工商业上的发展并从根本上威胁其生存。这是他们同部分中下层武士结合，构成草莽主体的原因。
倒幕运动结束后，新政府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豪农豪商成为了土地真正的所有者，他们支持革命获得了回报，其利益得到了根本性的保障。在工商业发展上，新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扫除制约工商业发展的藩篱，这些豪农豪商也可以放开手脚发展工商业，很多都成为了农业、工业或金融业资本家。他们在倒幕运动之际还具备着强烈的封建属性，支持的是一次从“小一统”向“大一统”进化的封建主义革新，不具备资产阶级革命的色彩；而此后，则成长成为资本家，其支持的“明治维新”也就具备了资本主义改良的特性。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一个由“小一统”向“大一统”转变的时期，封建等级和土地制度同样是当时中国的“豪农豪商”，即新兴地主阶层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但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所导致的阶级力量的对比，在封建等级制度废墟上诞生的只可能是“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下，新兴地主阶层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基于农业基础的家庭手工作坊工场，由于环境的限制，则没有进一步发展，演变成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三、被利用的农民
德川幕府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其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农民暴动的增多，而不是城市平民（主要成分是中小资产阶级）暴动或大资产阶级对幕府统治的瓦解、逼宫。据统计，1590-1867年间，日本共发生了2809次暴动，平均每年10次；幕末时期的1861-1867年，发生了194次，平均每年27次。这充分说明了，在幕末时期，农村和农业的问题，才是导致幕府统治不稳的根本原因。据统计，在整个江户时代，以下层町人和城市贫民为主体发动的“都市一揆”，比以农民为主体发动的“百姓一揆”要少得多。在倒幕运动时期，市民暴动的次数也比农民起义的次数要少很多。
年 份 农民起义次数 市民暴动次数
1863 18 3
1864 24 -
1865 22 8
1866 106 35
1867 34 7
1868 108 5
面对强大的封建贵族势力，仅仅依靠中下层武士和豪农豪商的力量是不足的。在封建农业活动仍然是社会生产主体的幕藩体制下，倒幕运动最终取得胜利，是因为广大贫苦农民对封建贵族的反抗。1863年7月18日，长州藩起用高杉晋作，命其防守下关。19日，高杉晋作组织了奇兵队。奇兵队名称的含义，是与藩里的正兵（正规军）相对而言的非正规军。高杉晋作认为，上层藩士没有用处，只知锦衣玉食，既无体力又无智力。所以他在组织奇兵队时，无论身份高低而起用人才，招募自愿参加的一般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从1864年的559名奇兵队员的身份看，武士占48.7%,农民占42.3%,商人市民占4.5%,神官僧侣占4.5%。奇兵队所有的服装、武器操练均效仿西欧各国，这是日本第一支的新式军队。奇兵队在组建后，立即将矛头对准了“对内专制，对外妥协”的幕府统治。奇兵队发展迅猛，到1864年已经达到了4000多人，并且得到了很多豪农豪商的支持。这些武装的名目繁多，如“农民队”、“力士队”、“先锋队”、“八幡队”、“集义队”、“义勇队”、“荻野队”和“游击队”等，不下几十种之多，少则三五十人，多则三五百人。以后由高杉晋作统一指挥，泛称为“诸队”。这种新式军队逐渐成为倒幕维新运动中可靠的武装力量。不仅是长洲藩，在幕府的腹心地区，农民起义也风起云涌，以至于由法国军官训练并装备先进武器装备的幕府精锐军队居然未能参加第二次征长战争。
1868年2月，豪商出身的草莽相乐总三在东山道组织以农民为主体的“赤报队”武装，一面充当讨幕军的先锋队，一面广泛宣传“租税减半”并组织农民起义。在“赤报队”的鼓动下，上野、下野、武藏、信浓一代持续爆发要求“改革社会”的农民起义。为讨幕军东征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讨幕派为了利用农民，许下“租税减半”的诺言。可是革命刚刚取得初步的胜利，他们就开始镇压农民起义，这是由他们的阶级属性决定的。这和辛亥革命中的革命政府镇压农民起义的行为如出一辙。“赤报队”被以“强盗横行”、“玷污朝廷名声”等莫须有的罪名镇压。1868年3月，未经任何审讯，也不给相乐总三等9名领袖以任何辩解的机会，就以虚构的罪名将他们杀害。
奇兵队及诸队是讨幕的主力部队，在讨幕运动中立下汗马功劳。在奥羽战争结束后，木户孝允就认为这些部队不好控制，“尾大不掉”。从1869年到1870年，长州藩宣布解散奇兵队及诸队，命令士兵回乡务农。被遣散的人不但得不到战功的赏赐，而且面临失业的危险。1870年2月，以1800多名身经百战的诸队士兵为核心掀起暴动，并与要求减轻贡赋的农民起义相结合，后又波及北九州。大久保利通听到消息后，认为这是“天下一件大事，深为忧虑”。新政府出动了42藩兵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之镇压下去。
四、觉醒武士向西方全面学习，开启资本主义改革
1869年春，讨幕军出征北海道，于6月27日攻下幕府残余势力盘据的最后据点五廓（函馆），戊辰战争结束，幕府统治被彻底推翻。此后，经过一系列改革，封建贵族等级制度被废除，已经控制政权、转变为新官僚的草莽们，此时建立的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政权。加入没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也许日本就此会踏上“大一统”封建专制集权统治的局面。然而，此时的日本受到强烈的外部影响。一方面是外部先进的科技产品、乃至生产方法输入日本，对日本经济社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日本社会经济有进一步提升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是能够生产如此强大的先进物质产品的社会与当时的日本社会迥然不同，日本有成熟的学习对象。
此时手握实权的统治阶层全部是本土派，是日本土生土长的实权人物，这是符合规律的。中国革命的实践说明，只有本土派才能完成自我进化的革命，海归派不具备完成革命的实力和资源。本土派拥有完成革命所需的实力和资源，他们完成了封建专制统治大一统的革命，达成他们认识所能达到的高度。然而，这些新官僚清楚的知道，他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他们必须向先进的西方看齐，让日本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进一步的革新则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认识，这些土生土长的实权派对于如何进一步革新不知所措。大久保利通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要打倒幕府，建立天皇政治，而且这种事业亦大体完成，干了我们所应该干的事。但是以后，就实在为难了。”
于是，1871年11月20日，日本明治政府决定派遣由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4人为特命全权副使，由各部选派的官吏、随员共48人的大型使节团，出使美国和欧洲各国。另外，还在华族和土族中选派59名留学生（包括津田梅、永井繁等5名女留学生）随行。岩仓使团的欧美之行，耗资百万日元，历经20个月，其规模之大，人员之重要，历时之长，效果之显著，影响之深远，在日本历史上史无先例，在世界历史中也属罕见，充分显示了明治政府改革和向西方学习的决心。回国后，以大久保为首的内治派（包括使节团的大部分成员）主政，把考察的收获大部分变成了现实，大力推进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了资本主义的后起之秀。日本从此走上顺利发展的近代化、现代化道路。
吊诡的是，倒幕运动中的英雄、倒幕运动的中坚力量、在戊辰战争中功勋最著、受封最厚、在岩仓使团考察时担任留守政府首脑的西乡隆盛，在“明治维新”渐入佳境、即将飞跃到一个崭新高度的关键时刻，却站到了改革的对立面。真的很难说，假如西乡隆盛参加了岩仓考察团，去西方先进国家开了眼，回国后是否还会出头成为没落士族的领袖。
总之，日本在短短的40年中，跨越式地完成了两次革命。一次是内生的、自然而然的从带有强烈封建贵族色彩的“小一统”向封建专制统治的“大一统”的倒幕运动；另一次则是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受到外部环境强烈的影响，具有浓厚的学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