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的务农生涯
本文作者：刘继东
1965年5月“四清运动”后期，我父亲被错划为阶级异己分子，被清除出教师队伍。紧接着我也受到牵连，受到“文革”之洪流浊水的冲击，于1968年春也被生产队免去了民办教师的职务。从这一年我开始了一生中的纯务农生涯，过起了最基层、最普通的农民生活。
最初，我接触的农活便是起石头、修渠、垫坝、叠圪塄。村上有几个中年妇女，见我这位“教书先生”一下成了随大伙一起出工的庄稼人，又是新奇，又是同情，也露出几分不屑置顾的眼神。有的还背着我说几句风凉话：“啧啧！他劳动连个女人也不如。”我听了众妇人的议论，很是忿忿不平，但又没有什么好说的。我感到我身体健康，又有力气，为什么顶不上一个女人呢？真也怪了。
初春的后大滩，春寒料峭，大地根本没有彻底解冻，生产队就开始了修大渠、垫大坝、撬石头。掏土揭冻土层是最费力、最艰苦的，掏冻土震得人手虎口血裂裂的，着了水钻心的疼。
这一年，又是学大寨，划出勤，自报公议记工分制。人们简称“划道道”：只要有一天出勤，就划一道记下，然后由群众开会评工。最高一个整工记十分，其次是九分、八分、七分……依次递减。普通男劳力一般差级为二分，即一天可得十分或八九分。
有一次，因垫大渠发生争议评不下工来。有人想出了对抗赛摽着干一招：每人从一丈多深土坑连续往坑上扔一百锹土（都以满锹土为标准，扔的土不能掉下坑里）为整工挣十分。尽管后生们都铆足劲，舍命往上扔，但总是有身小力薄全扔不上去的，挣不了整工，就只能挣八九分或其它等的工分了。这是我初参加摽劲儿评工，总算过了评整工的关。
接着，大地一解冻就到了掏土抹坯的季节。我和一个富农分子，还有一个上中农子弟，三个人给生产队抹了十间窑的土坯。除此之外还被配往大队脱坯，做其它泥工。谁都知道做泥工活儿是庄禾人最繁重的体力活儿。谁都不愿意干，可是队长派你做，你就得去做。
春种开始后，又做开点山药籽、抓粪之类的重体力活儿。
到了夏天锄地，每天锄小麦、莜麦等大田不下五亩，锄山药等细田也二亩有余。到了秋天更是龙口夺食，每天天不亮就下田干活儿，晩上黑洞洞才回家。因为队里收工后自己还得再拔割一大背草压在背肩上回家才满意。
那时队里最好的活是种菜、下夜、赶车、当饲养员。种菜是队长直系的尊亲，下夜是队长的心腹，赶车技术活须使马的能人，当饲养员是金圪塄塄的贫下中农。这些活儿我从来没干过一天。仅尝试过放夜牲口的活儿，这营生不适合我做，确实干不成。牲口根本不听你的口令，撒野撒下一滩。你撵东它向西，你撵西它向东，似乎跟你捉迷藏。你用手电照着去追它，两只蓝铃似的眼晴还对视你呢。没办法，只能在锄搂拔割地和做杂工上下苦工。有一年去四子王旗乌兰牧场打工割莜麦，一天竟然割了七亩七分地，创下了一生最高的割地纪录。
1968年冬，生产队打第二批机井。队里把打机井的地址由东南滩移选到正南滩。为了测试正南滩打出的机井水量怎么样，全村所有劳力分成三班倒，不分昼夜，连续作战。我被分配去打引水，这活儿责任性更强，丝毫不得马虎懈怠。因打机井必须有充足的引水灌入新打的机井内，来保护井壁，否则，新机井就有塌方的危险，说不定全村人几十天的成果，功亏一篑。那年春节前，由于全村干部和群众的齐心奋战，终于打出了全村最好的一眼机井。经过清洗机井试验，这眼井可供一个六寸泵和一个四寸泵同时抽水，水依然抽不退，水面丝毫不降。全村男女老少无不欣喜相告，欢呼雀跃。
1969年开春，我依然是打杂工，耕种锄搂拔割地。进入秋季，队里分配我当磨倌，帮社员推磨四个月，直到过春节前几天才停了磨。开春后我又告别了磨倌，继续做起了杂工。那年初春，生产队做出了一项惊人举措。因为正南滩水地大幅增多，高产肥料必须紧跟，所以决定把古时蒙古族人居住过的村西堆下的六七处灰渣圪堆迁到正南滩水地做肥料。这一举措人们都能理解，只可惜当年队里只有三辆胶车，那时的小平车又少，仅生产队有一两辆，要将大量的土灰肥移到水田谈何容易。于是队委发动全村男女老少一齐上阵，形成臂挎箩筐肩挑担全村社员齐奋战的宏大场面。一个春天，全民战灰渣圪蛋的景象十分壮观。真乃蚂蚁搜泰山之象征，愚公移山之精神。人欢马叫，灰尘飞扬，人来人往，干劲十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将两座灰渣圪堆移为平地。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年老天爷也睁了眼，十年九旱的后大滩竟然风调雨顺，适时雨要一场有一场。再加上肥土的增添，井水的配合，真是条条田垅，水渠纵横。
秋天的庄稼长势喜人，丰收在望。看这边，金黄的麦海波涛起伏，闪光耀眼，低下头等待农人及时收割；望那边，黄色的谷穗沉甸甸地压弯了腰，像一张厚厚的黄绒地毯；瞧这里，胖鼓鼓的玉米棒槌吐着红缨，咧着大嘴，在阳光下微笑，露出了一排排金牙。更有正南滩的蔬菜园多姿多彩，片片南瓜已坠朽了瓜蔓，红、黄、绿、紫、白……各色各样的瓜明胖显眼，萝卜、大菜、葱、芹菜……一畦一畦，碧绿相连。
这一年的秋后场收，我被分配到最艰苦的铡小麦中（用铡刀把小麦捆铡成麦头与麦根两段，为的是只碾小麦头部分，不碾根部一段来加快碾场进度）。我们只有五人的小组，铡了全队七大垛麦梱，即三十多顷小麦。这个营生就甭说多苦多累了，光是磨刀、收拾场地、清理垛底就够辛苦。再加上刀笨后的费力，有潮湿麦子的难铡，简直累到只要一倒在麦垛旁休息片刻就呼呼地睡着了，这样的活一直坚持干了两月之久。
这一年，是明水泉村大集体以来特大丰收的一年。全队小麦归仓突破二十四万斤大关，谷子也超越历史上最高的六万斤的水平。这一年也是集体化以来分红值最高的一年。每个工的分红值是一元五角多。那一年我们家除去口粮款外，也算是中等分红户，分到将近三百元的现金。我们到铁沙盖花了95元钱买回一顶七尺长、二尺多宽的旧红柜。从此，我家也有了大红柜了，我们也许是村上最后一批购置柜子的了。那一年，我们全家过了一个丰收的、快乐的、祥和的大年。
开了年以后，即1971年春，大队二次聘用我当民办教师，从此我便告别了纯务农生活。但是，三年的务农生涯是我一生成长中重要的一步。它使我学会了许多劳动技能，强健了身体，磨励了意志，挣下一个全村好劳动的名声，赢得了干部和村民广泛的好评。也挽回了“教书先生”劳动不如女人的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