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的前夜 从鲜卑利亚到南岭之南

《景阳宫井》陆龟蒙
古堞烟埋宫井树,陈主吴姬堕泉处。
舜没苍梧万里云,却不闻将二妃去。
隋并非是唐的前夜,更像是唐的黎明。
而关于隋唐的故事,如果不溯源宗族,则理解诸多问题将变得异常困难。
不能太近,不宜太远,那就从鲜卑说起吧。
鲜卑,起源于东胡。
至秦时,鲜卑一直受到匈奴压迫,分别逃亡乌桓山和大鲜卑山(大兴安岭),并以此为名形成乌桓和鲜卑。公元91年北匈奴被击溃、西迁中亚后,鲜卑就暂时成为了蒙古草原的主人。
当然,那时期这片草原并不叫“蒙古草原”,或者“鲜卑利亚”,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西伯利亚”——这是相同发音的不同音译。
根据取样于内蒙古商都东大井墓地出土的拓跋鲜卑贵族股骨样本研究,鲜卑与鄂伦春族亲缘关系最近,其次是鄂温克、蒙古族和达斡尔族,同时,也与现在俄罗斯布里亚特人、埃文基人也有很近的遗传关系。
东汉分为三国,魏晋继承国祚,北部游牧民族大举南迁,古代中国进入了空前混乱的“五胡乱华”时期。
这些改革包括废除鲜卑旧有的婚姻陋习,实行汉朝的礼仪和典章,建太庙、正祀典、参国乐、定声律、迎春东郊、亲耕藉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等等。
这也无疑触动了旧有鲜卑贵族集团的利益,遭到消极抵制。公元493年,为了摆脱旧有贵族的操控和影响,魏孝文帝迈出了更重要的一步——他力排众议,迁都洛阳。
全面汉化开始了,在北魏治下,推进包括鲜卑在内的北方游牧民族被责令一律改穿汉服,朝内官员亦无例外;要求上下禁绝胡语,鼓励胡汉通婚,并将原属古代突厥语系发音的复姓改为单音节汉姓。
于是这些鲜卑贵族翻开汉人的姓氏谱录,按照发音相似性,或者其他什么理由,选择出了自己的汉姓:如鲜卑皇族拓跋氏改姓元、拔拔氏改姓长孙、纥豆陵氏改姓窦,达奚氏改姓奚、乙奚改姓叔孙、丘穆陵氏改姓穆、步六孤氏改姓陆、贺赖氏改姓贺、独孤氏改姓刘、贺楼氏改姓楼、勿忸于氏改姓于、尉迟氏改姓尉……
事实上,这些原有的复姓也并非真正的姓,而多是游牧部落的名氏,由其改成的汉姓,在未来数百年间,将长期、反复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
在匈奴、鲜卑、羌、氐、羯五胡中,鲜卑是最为强大的一支力量,先后建立多个国家,其中拓跋部于公元385年建立的北魏,逐步击败匈奴、高车、柔然以及其他鲜卑部族建立的政权,并在公元439年统一整个北方,结束十六国,开启北朝。
随着西晋灭亡,公元317年,宗室司马睿带领大量的汉人士族南迁重建晋室,史称东晋。但晋的政权仅仅维系了100余年,于公元420年被刘裕篡夺,建立了南宋,之后政权相继被南齐、南梁、南陈篡夺更替,这就是南朝。
至此时,北魏政权贵族由苦寒之地进入富庶的黄河流域,已经半个世纪,特别是和南朝南北分治的过程中,中原地区原有的汉族政权锁创立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思想文化的先进性,一直影响着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于是他决定大举改革,以推进鲜卑政权的逐步汉化。
即使在魏孝文帝驾崩后,鲜卑元老们思念故乡的生活方式,开始发出强烈的北迁的声音,但北魏继任者宣武帝元恪,依然坚持孝文帝的政见,拒绝了这些贵族的意见,从而让鲜卑贵族集团内部产生了的严重撕裂。
公元523年开始,北方柔然在饥荒的趋势下大举进攻,引发了北魏沃野、怀朔、武川、抚冥、玄柔、怀荒六镇镇守的叛乱,撕裂最终导致了北魏的分裂。
公元532年,权臣贺六浑欢控制了朝局,并立元修为帝,即孝武帝,后者却不愿当傀儡,在两年后投奔长安的雍州刺史兼尚书令宇文泰,于是贺六浑欢再度立孝静帝,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建立东魏,后改姓高,成为历史上有名的高欢。
公元533年,逃亡长安的孝武帝元修又与宇文泰发生龃龉,被后者鸩杀,宇文泰改立元宝炬为帝,建都长安,建立西魏。
十七年后,高欢的儿子高洋篡夺东魏,建立了北齐;宇文泰子宇文觉篡夺西魏,建立北周——至此,魏孝文帝开启的去鲜卑化改革,实质上导致了自身政权的灭亡。
但我们不能因魏孝文帝所倡导的改革的失败,而否定其改革的意义,这是一场由游牧文明转向农耕文明的过渡,其重要程度并不亚于西周时期对于礼制的制定,而他的思想也将被后世两个重要的皇朝所继承。
在宇文泰建立西魏的过程中,一个新的、以军事为特色的政治集团出现了,陈寅恪先生称之为“关陇集团”,它直接影响着未来200年中国历史的走向。关陇集团脱胎于西魏的“八柱国”,这个概念有点类似一千多年以后女真后金努尔哈赤的“八和硕”和满“八旗”制度。
“八柱国”成员包括宇文泰、元欣、李虎、李弼、赵贵、于谨、独孤信和侯莫陈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李虎和独孤信结成亲家,共同的孙子叫李渊;独孤信还有一个女婿叫杨坚。是时候该说说杨坚了。
公元541年,杨坚出生在北周元勋家,15岁时,就蒙其父杨忠战功被授为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成纪县公。
不过,那时候的他可不叫杨坚,而用的是鲜卑姓氏“普六茹”,小字“那罗延”。这是西魏政权反向推行西魏的鲜卑化过程中给杨坚家族的赐姓。
杨家自称为东汉太尉杨震十四世孙,郡望“弘农杨氏”,是其伪托。
在当时,郡望门阀无论在胡汉杂糅的北朝,还是在魏晋遗风的南朝,都是晋身的关键要素,对于杨忠父子而言,兼具“弘农杨氏”和“独孤鲜卑”的血统,对于控制关陇集团中的胡汉势力同等重要。
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是“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此时,在北魏六镇武将、鲜卑贵族的基础上,关陇地区、河东地区的汉人豪族也逐步加入了关陇集团。
这是一次较为初级的融合,伴随着胡人的汉化,即取汉人的良谋才智;也伴随着汉人的胡化,即取胡人的尚武勇猛,这种杂糅的结果呈现出一个军国集团的特征,类似春秋时期各国贵族的情况:出则为将,入则为相,无分文武。
中国历史上,由北方阿尔泰游牧民族建立政权往往呈现出三个进化阶段:
一是较为初级的由游牧部落构成的,采取间歇性胡汉对抗的“单于政权”或“可汗政权”,如之前的北匈奴、同期的西突厥、后期的后金等;
二是初步进入中原,实现了一定胡汉融合军国政权,如之前的十六国,现在的北魏、东西魏和北周、北齐,以及之后的辽、金、蒙元;
三是全面统一中原以及江南地区,实现了民族融合并共生出新的文化的文治政权,比如之前三代的周,和之后的清。杨坚的时代正处于上述的第二阶段,而即使是此时并立的北周和北齐,也有着显著的差别。
至于夏、商、周三代,似还有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
在西魏、北周体系的鲜卑化政策和关中本位政策的影响下,此时的关陇集团,还是以胡为主,以汉为辅的军政集团,而在东魏、北齐体系确是另一种情况——继承了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和改革成果,加之受到山东(这里的山东是指崤山以东地区,非现山东省)汉人士族集团的影响,因此后一个体系较前者更接近第三阶段。
草蛇灰线。
关陇军事集团和山东士族集团已经形成,并将展开长达百年的博弈。
和魏孝文帝宏一样,杨坚很清楚汉化和文治才是建国御民之道。于是,他首先恢复了被宇文泰改回鲜卑姓氏者的汉人姓名(包括他的皇族的),其后以北齐制度为学习目标,大刀阔斧的效仿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
隋继承的是北周的国祚,而几乎遗弃了北周的仪章体制,效法北齐,虽然是一种进步,但依旧触碰到了贵族集团的利益,如今这个集团已经变为关陇集团。
父亲杨忠死后,杨坚按例袭爵,为随国公,并将长女杨丽华嫁为周武帝皇太子妃;576年,在北周吞灭北齐,统一北朝的战争中,杨坚屡立战功,三十五岁就已进位柱国,成为关陇集团实际上的军事统帅,随着杨坚地位日趋险重,为避免朝廷的疑惧,他自请离开京城外任扬州总管。
扬州,当时中国最为繁华的都市之一,杨坚时常隔江而望,能看到江南陈国的繁华富庶、文化璀璨,仿佛瞬间理解了魏孝文帝对汉人文明向往的原因。
周宣帝弥留之际,已经不能说话了,因召关陇集团中的刘昉嘱托后事,刘昉见太子年仅七岁,觉得杨坚忠厚老实,又是皇后的父亲,遂与郑译谋划,引杨坚辅政——他获得了“假黄钺左大丞相”的绝佳机会,并通过肃清和拉拢北周宗室的手段分化鲜卑贵族,逐步控制了朝政。
公元581年,杨坚晋封隋王的当月,就迫不及待的逼宫称帝——当然,程序上还体现出静帝三让,隋王三辞的老章程。改朝换代如此安定顺利,毫无疑问,是得到了关陇集团——这个具有决定性军事力量加持的结果。
改国号为隋,建元开皇,立长子杨勇为太子——隋文帝出现在历史的坐标上。
和魏孝文帝一样,隋文帝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迁都,只不过这次是微调:废由西魏、北周在汉长安城基础上建立的旧城,在东南方向龙首原改建新的大兴城。之所以只是微调,是因为隋文帝内心深处对关陇集团怀有深深的戒备。几十年前高欢、宇文泰这些用兵符换国祚的教训历历在目——当然,他自己也这么做了。
不过他明白,当时南陈、西梁未灭,江南还未统一,关陇集团的作用要远大于威胁。是时候让关陇集团再立新功了。
开皇七年(587年),西梁亡;
开皇八年,隋文帝以两个儿子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和清河公杨素共为帅伐陈,次年攻陷陈都健康(今南京),在景阳宫井里活捉陈后主和张丽华、孔贵嫔三人,陈亡。
写诗描写陈后主最后时光的绝非陆龟蒙一人,最著名的还有李商隐的《景阳井》。
景阳宫井剩堪悲,不尽龙鸾誓死期。
肠断吴王宫外水,浊泥犹得葬西施。
从井里刚爬出来,张丽华就被作为“祸水误国”被长史高颎下令处死,陈后主则降隋,一直活到仁寿四年(604年),病死洛阳,终年52岁。
哪里有什么“龙鸾誓死期”!
吊诡的是,陈后主死后,晋王广追赠其大将军、长城县公,谥号为“炀”。
“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觽曰炀、逆天虐民曰炀”这就是晋王广对陈后主的嘲笑,不过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十四年后,他的表兄弟李渊也把同样的谥号送给了他。
在剿灭南陈残余势力最后区域是岭南,隋文帝采取了招抚的办法,当岭南实际控制家族领袖冼太夫人看到使者献上的扶南犀杖——当年她献给陈主的贡品时,才终于确定陈已经灭亡,于是聚集首领,痛哭挽歌之后,派孙子冯魂领着众人迎接隋使进入广州,岭南就此平定。
好了,至此自东汉末年开始,中国近四百年的割据时代告终,天下一统,对文治的需要显然要远大于对武功的需要了,必须找一支制衡关陇集团的新力量。
隋文帝恢复了汉魏时期的体制,基本上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在以文制武方面,他一方面尝试开科取士的制度,通过科举突破贵族门阀对于人才流动的限制,打破文武不分的行政格局,从而遏制军事集团板结化。
另一方面大力使用第三集团——归降隋的江左贵族集团势力,但这个过程进行的并不顺利,甚至连他想提拔任用南陈旧臣裴蕴的计划遭到以尚书左仆射高颖为代表的关陇旧勋的强烈反对。
于是,在对待以关陇集团为核心的开国元勋方面,自开皇五年始,隋文帝先后诛杀了王谊、梁士彦、宇文忻、刘昉、元谐、虞庆则、史万岁等一批勋贵,同时改革府兵制,促进兵农合一,促使关陇集团军事力量的逐步弱化。
这对扶持隋文帝建国的关陇集团可谓是一种背叛,在这些勋臣看来,隋文帝在拓跋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隋文帝并不知道,一场针对他和他继承者致命的围猎已经悄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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