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育群的“超级写作”
蒋蓝
在文学中追求中国文化的“中道”，是熊育群的圭臬;而非虚构写作与虚构的羽翼，鲲鹏展翅，涵盖了其文学的天空。这条非虚构与虚构复合而成的道路，也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如果说熊育群的《己卯年雨雪》恰是一部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人格与人道主义成就的充满力量感的和平之书的话，那么他的非虚构新作《第76天》《钟南山：苍生在上》，则无疑是人性之书、悲悯之书、命运之书。
“故事王”的故事
2014年夏季由《散文》杂志组织的黑河笔会上，站在黑龙江畔的一条大堤上，我第一次见到熊育群。一副黑框眼镜其实遮不住他的力道，几个照面下来，那种湖南人的耿直热力就感染了我，我们既有四川、湖南辣椒的话题，也有诗歌的经历，更源于彼此同饮长江水的根性。2015年在赣州笔会上我们再次谋面，我希望采访他，不料行程过于紧迫，只好作罢。他掏出手机让我和几位作家看几个图书封面设计稿，反复甄别，极为慎重，这是我首次见到《己卯年雨雪》。我与他谋面的十几次经历里，谈得最为深入的一次，是2017年夏季的一个下午。我们从四姑娘山海子沟徒步十四五公里出来，很多作家累得东倒西歪，钻进宾馆倒床就睡。育群气色红润，我们就在海拔3000米的小河边，就着凛冽罡风，在雪浪滔天的语境里谈起了往事……
熊育群出生于湖南一个国有农场，巧合的是地点在屈原投汨罗江处的楚塘对岸，那里有一个叫“晒尸墩”的地方，相传是屈原大夫被打捞上岸之处;更巧合的是，熊育群又出生于端午节当日……回想到这些巧合，他颇为动情地说：“这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暗含了某种如江流传递而来的荆楚文化。”懵懂的幼年，他就开始编故事、唱花鼓戏、画画，从未接触过诗歌的他，一离开家乡就“突然”写起了詩。
他非常清晰地记得自己拥有第一本书的往事：7岁时，父亲给了他3角钱，这是他第一次独立花钱，于是与几个孩子相约到十里外的农场场部去。孩子都是小香嘴，别的孩子买零食，他却买了一本电影版的连环画《智取威虎山》。买书时很纠结，因为他分享了朋友们的食物，但自己拿什么回报大家呢？那就给大家讲个故事吧！“不吹牛，我有一种即兴编故事的才能，伙伴们常常听得入神。我故意卖关子不讲了，这下就炸了锅……我说，必须把我抬到前面去，再讲。几个娃娃抬起我就开跑……”熊育群比画着，我能想象出他那时候的得意。买了第一本书，就想买第二本，他开始去捡拾废品换钱买书……
“故事王”自然就是“孩子王”了。他又开始涂鸦，模仿着乡村常见的“松鹤延年”“迎客松”年画绘制水粉画。这些艺术兴趣，在他考上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工民建专业后，就出了两次“洋相”。时逢新生联欢，因为他在新生登记表里填写的特长是“唱歌”，他就登台献艺唱的是湖南花鼓戏的一个片段，同学们听后，口说“整得好”，但私下觉得唱法“很古怪”。
熊育群又岂能不知？！他决定：必须再“亮一手”，以正视听。
他拿出一幅水粉画去参加美术专业师生的美展。这一“不知轻重”的举动，同学们更觉得怪异了。熊育群承认：“我当时连美术基础也没有啊，不知道调色，近似欧美现代主义的'原色、平涂画法，有点像高更、马蒂斯，反而吸引了很多人驻足围观……”
熊育群虚心向声乐老师学美声唱法，又特意去蹭美术课，水彩画的专业教授同意他插班学习。这样，成天处于“气沉丹田”状态的熊育群，某天脚下一滑，溜进了缪斯的殿堂，忘情地写起了诗……他的第一首诗是在大学一年级的春天写就，少年内心的躁动、离家思乡的情绪，自然而然流淌成为一首诗。
岁月倥偬，美声是不唱了，画笔也搁置了。大学毕业后一晃二十几年，无论是做建筑设计，还是后来置身传媒领域，熊育群却是写诗不辍。个中既有湖南人的审时度势，更蕴含他的敏感。第一本诗集《三只眼睛》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后，他的文学之路似乎通达天际。
因为，脚下的路连接着可让自己从现实溜出去的洞口。
因为，他经常在抵达极限的时候，会触及记忆中最为深匿的人与事。
因为感动，所以就忧伤。眼泪会混淆在汗水中，连自己也分辨不出。
“三只眼睛”恰是熊育群的天眼，要去发现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说他是“多宝道人”，并不为过。
在我看来，大凡诗人出身的作家，在修辞、结构、领悟等方面的修为，必然会促使他在另外领域获得一种“越轨的别致”。这就使我们在熊育群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非虚构写作、长篇小说文体中，仍然可以发现诗歌的深刻踪迹，他的文本、文体和身手，在我看来可以命名为“超级写作”。即是竭力打通了自然、历史、社会、人类、宗教、哲学、艺术等各学科的机栝，以跨界的文体，超然于既往文本文体之上的一种个人化文学发明与创新。熊育群认为：“湖湘文化的精髓就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百折不挠、兼收并蓄。文学助我思考世界，让我知道怎样去赋形世界。非虚构精神则是文学重要的支撑，而想象与非虚构从不矛盾……”
非虚构精神是我的立足之本
熊育群的非虚构之作《无巢》曾引起巨大反响。
那是2006年7月在贵州，《小说选刊》主编杜卫东谈到了“新闻小说”的概念。就是要用小说的手法来书写一个具有思想张力的新闻事件：事件基本是真实的，但要具备小说的文体美学。他向熊育群约稿，希望他写一篇新闻小说。他答应下来，很快就完成了4万字的《无巢》。
我和熊育群都是媒体出身，知道何为新闻的敏锐性。《无巢》展示了一个打工者在广州发生的巨大不幸……这个来自贵州的打工仔，为什么到广州3个多小时，就从一个正常人变成一个杀人犯并自杀？熊育群收集了所有关于这一新闻事件的报道，想到了城市的疯狂扩张，对农村的鲸吞剥夺，城乡之间巨大而不幸的贫富差距，给人造成的生存和心理的灾难。悲剧往往又在弱者身上发生，城里人自私、冷漠、残酷的人性缺陷又激起弱者内心强烈的怨恨。
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着手将新闻事件转化为文学叙事。
熊育群相信，现实的精彩超越了作家的想象力。光怪陆离的事情在人们身边发生，其匪夷所思甚至以我们常用的思维逻辑都无法解释的。在无锡的一次会议上，莫言也说到了同样的观点。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着什么？改变着什么？纷繁复杂的生活，其迅疾的变化几乎令每一个紧跟它的人丝毫不敢懈怠！我们感到了想象的疲惫和无力。作为语言的艺术，小说如果放弃想象，放弃我们创造并遵循的规律，它还是小说吗？小说是一门虚构的艺术，艺术创造就是虚构。但是当生活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推进时，我们的想象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宏大背景下，呈现出了一种虚伪的特征。在熊育群看来，“新闻小说”是小说，不是报告文学，更不是新闻特写，我们需要的只是现实生活中的事件，然后予以文学化。
在《无巢》里，出于隐私，熊育群修改了主角的名字，别的均遵循了全部的真实……《无巢》让我联想起美国作家卡波特的非虚构小说《冷血》。卡波特认为，它具有艺术魅力，是因为以非虚构的方式，在传统的人物特写和消息报道中应用诗歌的灵动、散文的飘逸、戏剧的冲突和小说的巧合，反映对真实的认识，使作品富有引人入胜的新的魅力。
但是，熊育群回答我：“我写的时候没有读过卡波特的书，后来李敬泽给我推荐了他，并约我写一桩发生在贵州的轰动性事件。我的认识是，非虚构小说采用小说的技巧表达真人真事，感受的深刻源于亲历的深刻。作家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事件真相，感受环境、事件的多角度内蕴。非虚构写作顺应了时代，同时又为想象打开了另外一个空间。2008年，李敬泽就在《人民文学》杂志开设了'非虚构栏目，大力倡导非虚构写作，拒绝二手经验，直面现实与大地，十年间引起了巨大反響，这就清楚看到了汉语文学对非虚构精神的现实需求。”
2020年9月，在熊育群焚膏继晷完成的“抗疫”非虚构长篇《第76天》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英雄城市“蝶变”的真实故事，他多次深情地写到了武汉的长江：“来到鹦鹉洲长江大桥下，鲜红的大桥，巨塔擎起钢索，把巨龙一样的桥身伸过宽广的江面。人如此渺小，却能聚合起如此伟力！长江上，鹦鹉洲长江大桥、杨泗港长江大桥、白沙洲长江大桥、沌口长江大桥、军山大桥、武汉长江大桥、长江二桥、二七长江大桥、天兴洲长江大桥、阳逻大桥……天堑变通途。”在中国人的民族血脉之上，更有无数双手臂连接而起的桥梁。
《己卯年雨雪》是我的“国殇”
《己卯年雨雪》固然是抗战题材长篇小说，但它却是关于抗战的反思之作，也是关于中日文化的“战争与和平”。熊育群必须考量的是，日本人的战争逻辑是如何荒谬地形成的？如何成了国民的文化共识？日本发动“圣战”是以文化自傲、种族优越的群体心理。如何揭露这一实质，继而通过中日双方的文化交锋来更清楚地认识这一实质，这是要解决的难题。
小说以武田千鹤子的视角，对汉语读者而言，这是完全陌生化的写法。熊育群前后两次去日本，采访过侵华日军和他们的后代，比如见到了冈部喜一，他的父亲就是侵华士兵，是步兵第二一二联队第一机枪中队的机枪手。在满田清家，熊育群看到了一套16卷本的《昭和日本史》，第三卷是图文并茂的《日中战争》，当年他们准备庆贺武汉沦陷的照片上，圆柱形的大灯笼上写着大大的“祝汉口陷落”;接着是学生参加陆军垦荒训练的队伍，少年们举枪向校园里的天皇照片致敬，幼儿参加军队体验活动……
熊育群对我一字一句地说：“逐渐认识到，我的笔下，日本人不再是以往那样类型化、表征化、简单化地进入汉语文学，我尽量客观，不作戏剧式的矮化、丑化，尽力把一种日本式的思维、情态、味道表达出来。”
“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啊……”
熊育群说：“一个民族把刀对准另一个民族总有自身的堂皇理由，其初始阶段便是教育。19世纪晚期，日本以新兵训练的方式培养小学老师，师范生入住军营，接受严格的纪律训练与思想教化。由正常人一步步变成杀人魔鬼的过程则被记录在一个个日军士兵日记里：他们怎样来到中国，怎样投入战斗，怎样杀人，一天又一天怎么度过。我费尽心力寻找到《东史郎日记》《荻岛静夫日记》和太田毅的《松山——全军覆灭战场的证言》。《荻岛静夫日记》汉语版国内出版过，我查询到书收藏在成都的建川博物馆，后来花300元从那里买了一部复印本。《己卯年雨雪》中几乎所有日军杀人的细节和战场的残酷体验，都来自这些真实的记录。”
《己卯年雨雪》出版后，得到了不少日本人的认可与欣赏，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现象。
侵华日军元山俊美的遗孀元山里子是一位日本作家，《己卯年雨雪》给她带来了巨大震撼，读了很多遍，她觉得自己已故的丈夫就活在这本书里，小说中的武田修宏连想法和感受都是与她丈夫一模一样的。她来中国参加了中日两国老兵在小说故事发生地湖南湘阴举行的“和平祭”活动。她在现场说：“大凡写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当然是以中国人为主人公，可是熊育群先生的这部抗战题材的小说，竟然是以到中国战场探寻慰问侵略者夫君的日本女人为主人公，进而零距离描述年轻人作为侵略军，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的复杂心路历程……”
可以说，《己卯年雨雪》具有崭新的视角，是抗战题材里的一个新标高。彰显了汉语作家在处理民族冲突题材时曾经缺失的国际视野、理性域度、辩证思维，尤其是书中展示出来的文化自信，对作家写作经验的丰富和写作空间的拓展，极富启示意义。熊育群说：“从田野调查、构思到执笔成篇，我花费了整整14年。身为楚人，《己卯年雨雪》是我的'国殇。”
2020年9月底，又是在四川阿坝州的雄浑雪山下，熊育群对我说了一番话：“在《钟南山：苍生在上》的开头，我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子夜/昼短夜长/书写一位耄耋老人/那一夜匆匆行色/何以连接了万家哀哭/他的眼泪/落成一个国家的泪水。这诗里，何尝没有我的眼泪？！”
我从未放弃湖湘的浪漫精神
很多人忽视了熊育群的长篇小说《连尔居》，既有小说的韵味又有散文的笔法，非常独特。这是他转向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部作品。“连尔居”是一个真实的地方，但它同时也是小说艺术虚拟的一个存在。小说通过“邦伢子”眼中的大地、乡村来反映社会巨大的变迁，特别是文明的转向。小说具有湖湘文化的特色和内容，表现了楚文化的精神。
“无论如何变化文体，我从未放弃湖湘的浪漫精神。”二十岁写诗，三四十岁写散文，五十岁写小说——这是一个很多作家均有过的想法。让熊育群惊讶的是，自己的写作真的是这个过程，搞创作的人都知道，写什么要听从自己的内心，艺术都是冲动的产物。他那样想完全是从生命的状态来考虑的，一个作家的才能越全面越丰富，当然他会更加博大更加厚重。诗歌、散文创作的经验进入小说，让小说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有时会觉得以前的创作都是在为后面的创作作积累。但实际情况并非这样，是因为自己所有的文学创作经验和能力都能够得以发挥，也就是说，诗歌、散文和小说并无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相反，很多地方它们是相通相连的。这种连接，使彼此都变得更加强大。
很多人没有看到熊育群散文里，还有一种“务实”的气质。
空灵、浪漫、务虚，是熊育群散文的核心词，也是湖湘文化给予他的启示。如何看待务实？他调到广东工作后， 真切地感受到岭南文化的务实与湖湘文化的巨大区别。前者是商业意味的大众文化，似乎一切都以金钱来衡量，精神的价值被轻看。这对一个看重精神价值并矢志以求的人，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有生命不能承受的轻。但是，务实的南粤大地也不大看重门第与虚名，它看重的是实际。岭南文化的务实精神进入了他的血液，与湖湘文化的务虚精神融合在一起，一种空灵飘逸的精神与具体的日常生活交融在一起，悄悄改变了写作的风格， 他的作品不会因为空灵而空洞， 也不会因写具体的事物而失去诗性。事情是骨架，诗意是灵魂。他从内心感恩这两种文化的哺育。
记得是在成都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人提了一个“幼稚”的问题：散文能够虚构吗？现在很多散文家以为虚构是散文革新的灵药……
熊育群说：我不同意在散文名目下进行的一切虚构勾当。形象思维与作家个人主体性是散文的圭臬，把真实性当作散文的立身之本，这无须争论。现在这一切正在坍塌。一方面，散文似乎在往回走，回到古代的文章，回到《古文觀止》，如一些杂志、年选在发表、收录演讲稿、政论文;另一方面，真实性的原则遭到侵蚀与利用，写作伦理被公然违背。其实，真实记录与想象并不矛盾，我们需要动用想象的一翼修补、扩展、丰满追求真实过程里的疏漏与干瘪，讲求真实与想象的散文才是我心目中的好文章。
书写历史不等于钻故纸堆，因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能与不同时空的人事相遇的。这种相遇的方式当然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过去的痕迹、气息、血脉等延续到了今天，成为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面对世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眼前的东西。一切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也同样在我们眼前呈现，就如一条路，你站得高了，自然看得到远处的人影、窄门，以及出口。
……
2017年9月底的某个黄昏，寒风渐起。我和祝勇、熊育群、范稳、任林举从慕田峪长城走下来，我们被长城上壮阔的落日景象所深深感动，谁也没有说话，终于理解了“长城之险在慕田峪，慕田峪之险在箭扣”的含义。
当晚，我们5人在燕山脚下一家路边小店喝了4瓶白酒，讨论的主要是从慕田峪到张艺谋的《长城》，从参天古木到练瑜伽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