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的哲学解答
李约瑟（1900-1995）
1943年2月的一天，一位英国人在经过数小时的航行后，降落在昆明机场。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国土，他就立刻被这个古老的国家吸引，从此开始了他对中国科技史长达半个世纪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产生于曾经有过辉煌科技成就的中国？
这个英国人就是李约瑟，这个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或“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难题最完整的表述是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著作第一卷的序言中：
“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又怎样……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
如果仔细梳理，我们会发现李约瑟其实问了至少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古代科学理论很薄弱、很落后（至少不够“近代”），但是为什么还能够创造出那么多伟大的发明和科技成果。
第二，中国既然在古代就已经有那么雄厚的科技基础了，为什么又在近代落于人后？
这两个问题其实牵扯到两个非常重大的话题。第一个问题涉及到科学的研究模式：是不是只有一种正确的科学研究模式，即走西方的实验观察和原理构建？人类能不能不掌握原理的情况下，仅凭生活体验就种出一棵科技树？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多数人理解的李约瑟难题：中国科学为什么在近代失去了领先地位，被后来者居上了？这个问题其实附属于一个更大的问题：“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于西方？”这是我们在近二百年来最痛定思痛的问题。
由于篇幅有限，第一个问题我们且按下不表，容日后再聊，今天只谈第二个问题。关于这第二个问题，我想从两个角度梳理一下：
一、古代科学与近代科学的区别
古代科学与近代科学虽然都属于科学，但是几乎是不同的至思方式和理论体系，二者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这就意味着：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古代科学繁荣与否并不能决定它在近代科学领域的发展。
首先，在古代，科学与技术是两个不相干的领域。科学是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属于纯理论范畴，它并不能直接推动我们生产力的发展；而技术则直接与我们手中的生产工具相关，它的进步会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这二者分别有各自独立的发展线索，所以并不能实现互相促进，这也是古代科学没有近代发展速度快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近代，科学和技术之间的联系却非常紧密。
其次，古代科学与近代科学还有一个区别体现在研究方式上。在技术领域，古代发明家和工匠的灵感大多来自生产生活的经验，这导致古代技术在创新上不会有质的突破。比如，当对手中的耕作工具不太满意，觉得不够灵活、轻便的时候，工匠们就会在反复尝试之后改进设计，新的工具能让我们更省力，但不会改变基本的铁犁牛耕的生产模式。在科学领域，由于和技术之间存在很深的鸿沟，古代科学家在寻求对世界的解释时不会太关注实际经验，采取的是一种近乎玄想或者想象的方法，他们并不在乎想象出的东西能否被实际观察所验证（比如中医理论中的“精”“气”“神”等概念）。而近代科学则是建立在大胆的创新假设和反复的实验论证基础上的，它的理论是严格按照形式逻辑推理而成的，而且必须要能够被实验观察所验证。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古代科学要显得粗糙一些，并且出错率会更大；而近代科学则更精确。
总之，近代科学和古代科学是完全不同的两套系统，他们之间几乎不存在直接的继承关系。中国在古代科技上的领先也并不能给我们发展近代科学提供必然的先天优势。
一滴水中的浮游生物
二、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哲学回答
关于李约瑟“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产生在中国？”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给出答案。
比如封建官僚制度的阻碍；比如科举考试制度的束缚；比如中国文化中“重文轻理”的传统。这些原因都非常重要，但是我今天想试着从哲学角度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科学并不只是一种或几种学科领域，也不只是一种研究方法，它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成为现代人身上一种深刻的精神或气质。既然是一种气质，那么它内中一定含有哲学因素。
1、自然观的改革
长期以来，人类都匍匐在大自然的脚下。在早期社会中我们无法为各种自然现象给出系统的解释，也无法做出正确的预判，自然在我们面前是神秘的，也是恐怖的。为了接近自然，我们只好采取把自然拟人化的手段，给各种自然事物安上相应的神灵，山有山神，海有海神，植物有神，动物也有神。神作为对人的一种模拟，有着和人相似的感情和意志，并且因为有近亲关系，所以会保护人类的安全，为人类造福。总之，在早期社会中，人类的策略就是将凶险的自然神化，然后想尽办法拉近人与神的距离，我们通过祭祀和祈祷来笼络神、讨好神，唯有这样才能缓解我们对自然的恐惧心理。
神话时代是这样，宗教时代也是这样。一直到漫长的中世纪，上帝依然扮演着统御自然的角色，人类始终不敢占据对这个世界的主要发言权。虽然神是人的创造物，但是我们却用它压抑自己，人类的主体性一直无法得到伸张。
终于，在14世纪，事情在欧洲迎来了转机，这就是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是一场涉及面很广的综合运动，但是它在思想上确认了一个基本共识：人应该为自己而活，人应该做自己的主人。
宗教要求我们终生侍奉上帝，舍弃自我，然后由上帝来赐予我们幸福；但文艺复兴却告诉人们幸福是靠自己争取过来的。宗教不断提醒我们谈论自己、自我利益是一件羞耻的事情，要乐于忍让、吃苦；但是文艺复兴却告诉我们凭借自己的勇气和能力为自己争取利益，这不仅不羞耻而且很光荣。
就这样，生命力在文艺复兴中被发扬，人类的主体性被伸张。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了颠倒：我们不再匍匐在自然脚下，我们开始把自然当作一个平等的存在，当做客观的研究对象，当做一个充满了宝藏的殖民地。我们不仅不臣服于他，而且开始向它伸手要一些东西，比如财富、知识，还有现世的幸福——自然观的变化本质上是人类自信心的崛起。
只有自然被客观对待，只有我们敢于抬头与自然对视，我们才能对从容地对世界展开研究，近代科学才能得以出现。
可惜，中国没有发生文艺复兴。我们先是匍匐在自然脚下，然后又匍匐在皇帝脚下，然后又匍匐在各种圣人和权威脚下，在古代，中国人的主体性没有任何抬头的机会。
小鼠胚胎中的血管和神经细胞
2、知识观的变化
除了世界观的变化之外，学术传统的转变也非常重要。
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就开始了对世界的研究和猜测，我们称之为“本体论哲学”。本体论——顾名思义——就是对世界的本源、本质属性、本体的探讨。也就是说从哲学诞生之际，西方人（确切地说是古希腊人）就开始了科学的进程。不过这种科学就像我们上面讲的古代科学一样，是一种玄想或猜测，他们的理论只是对自己直观感受和生活体验的一种粗加工而已。但不管怎样，这种对世界面貌和规律的学术兴趣一旦产生并能被继承下去，这就为后面研究方法的改进打下了很重要的基础。
我所谓的研究方法的改进指的就是哲学认识论的转变。在16世纪，英国和法国先后诞生了两位伟大的哲学家，他们就是弗兰西斯·培根和勒内·笛卡尔。他们的代表作分别是《新工具》和《谈谈方法》，光看书名，我们就能体会到16世纪是一个反思的时代，反思的对象就是我们的认识方法。
在古希腊自然哲学中，有人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水，有人认为是火，有人认为是气，甚至有人认为是数。我们沉浸在各种意见的纷扰中，难辨是非，因为每个人说的都很有道理，但是“都有道理”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都没有道理，我们有这么多关于世界的学说，但是还是无法肯定世界的本体究竟是什么。
于是有人怀疑我们的研究方法出了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这么长时间得不到答案，是因为我们没有一套严谨的、可靠的思维方式。当务之急不是解决这个问题，而是首先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培根和笛卡尔做的就是这项工作。
结果就是：培根为我们贡献了经验归纳法（综合推理），笛卡尔为我们贡献了理性演绎法（分析推理）。
分析和综合作为科学研究的主要手段，直接使得科学从哲学玄想中分离出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从此科学有了实验和观察，有了数据和检测，有了证明和推理。我们有了关于世界确定无疑的知识，这些知识逐渐积累，稳步增长，形成一座又一座科学大厦。
在漫长的古代史中，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方法论层面的自我反思，只有理论上的小修小补。我们被限制在“道统”“学统”和各种门派之见中，被淹没在强大的学术主流中，被消耗在原地打转的意见纷争之中。研究方法僵化了，学术突破自然是不可能的。
做了荧光标记的小鼠细胞
当然，有人也许还会继续追问：中国为什么没有文艺复兴和认识论转向？这是一个可以无穷追溯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越问越有价值的问题，篇幅有限，我只能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