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禅寺漫谈
孙中旺
旧时苏州古城内有东南西北四大禅寺，其中历史最悠久的要数位于今相门内市桥头（原为寺桥头，因位于东禅寺桥西而得名，抗战前后讹寺为市）东侧的东禅寺了。
一
据地方志记载，东禅寺建于三国初期的孙权时代，属于苏州古城中建造最早的寺院之一。据说在吴赤乌二年，一位陈姓丞相家中的池塘里长出了莲花，这在当时是少有的祥瑞之事，因此陈丞相决定舍宅为寺，寺名镇国院。几百年后的唐大中年间，奉官方命令，改寺名为东禅明觉寺，在以后的千余年中，虽然经过多次毁废重建（如元代至正末毁明洪武年间重建、明崇祯末毁清康熙年间重建等），该名却一直沿用。
东禅寺历代名僧辈出，其中最有传奇色彩的是北宋初年一位名叫遇贤的僧人。据宋代佛教典籍《五灯会元》卷八记载，他是长洲（今属苏州）人，俗姓林，相传其母梦吞大球而孕，出生时多异祥。七岁那年，他曾经掉到一个深潭中而安然无恙，甚至衣服上一滴水都没有沾上，因此出家为僧。先是拜嘉禾（今嘉兴）名僧永安可依为师，三十岁时剃染圆具，往参龙华，发明心印。后回到苏州东禅寺，唯事饮酒，醉则成歌颂、警道俗，因号酒仙。梅珣有《赠林遇贤》诗云：“出入常携一古藤，三衣粗重貌稜嶒。红尘酒满何曾醉，知是僧中第几僧。”据《吴郡图经续记》载，当时的酒家都盼望遇贤去自己店中饮酒，因为只要他一来喝酒，酒家的售酒量就可以比往常多好几倍。遇贤算命很准，“告人祸福必验”，有病的人去他那里求得一符就痊愈了。建隆二年他来东禅寺住锡，对该寺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创佛屋，修路衢”，花钱不下数百万，这些钱他都说是自己募化所得，人们却不知他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募化来这么多。他相貌奇特，尤其是口极大，口内甚至可容双拳，很像灵岩山开山的南朝神僧智积和尚，他每次给人符治病也以智积像为标志，有人说他是智积和尚的后身。
清初苏州人褚人获在他的《坚瓠秘集》卷四中还记载了遇贤和尚的一件趣事。据说这位东禅寺名僧喜欢吃虾，此等大违戒律的爱好经常受到人们的规劝，每次被人发现了他就把虾从嘴里吐到水里去，被他嚼得一塌糊涂的虾竟然遇水即能游走。
一直到清初，东禅寺前的小河里仍然有红色的虾，为苏州所独有，据说就是林酒仙吐出的煮熟了的虾的后代，因为被煮熟，故虾为红色。清代中期钱泳在其《履园丛话》卷十四《祥异》中还记载乾隆四十九年春，有一条卖虾的船从东禅寺门前经过，寺中有一个僧人出来买虾，拿出十文钱，都是宋朝的太平通宝，“啖后悉吐于河，虾皆红色，跳跃而去。”当时人都认为是遇贤显灵。同书还记载了遇贤的另一件神异之事，据说他喜欢吃鸽子肉，但是“每食后，鸽仍从喉吐出，飞集梁间”，也许是这个原因，人们也称他为白鸽禅师。这些传说都给遇贤和尚笼罩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
据说相门内的顾亭桥和遇贤和尚也有些渊源，该桥早在宋《平江图》中已有记载。相传北宋初年有名顾亭者居于此处，侍母甚孝。其母以磨豆腐为生，因“有宿孽，遭天谴”，后得遇贤和尚相救而免，顾亭遂皈依佛门，并舍全部家产独建此桥，后人遂以其名名桥。
荒诞不经的传说之外，遇贤和尚还是当时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他喜赋诗，诗风通俗明快，清婉自然。其中一诗云：“扬子江头浪最深，行人到此尽沉吟。他时若到无波处，还似有波时用心。”蕴含着深刻的哲理，给人们以居安思危的善良规箴。又如“秋至山寒水冷，春来柳绿花红。一点动随万变，江村烟雨蒙蒙”“门前绿树无啼鸟，庭下苍苔有落花。聊与东风论个事，十分春色属谁家”，这样的好诗当然不可能是出于糊涂酒鬼之手了，可以说遇贤是一位特立独行、很有个性特征的有道高僧，也可以说是一位隐于佛、隐于酒的有识之士。
据记载，遇贤和尚圆寂于祥符二年，据说此年的上元凌晨，“浴罢就室，合拳右举，左张其口而化。”从而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为纪念遇贤和尚，东禅寺特辟出“酒仙堂”，供奉着遇贤和尚装金仿真身塑像。此像跏趺而坐，光头无帽，侧首右上视，张口笑欲语，左手并两指斜上点梁间白鸽，右手持佛珠而数，形象生动。
二
宋代的东禅寺还发生过一件趣事，据元代高德基的《平江纪事》载，宋代乾符甲午年，东禅寺一个“容貌端严，顶珠圆径数寸”的古佛像顶忽然有红黄青紫诸毫光出现，时人以为是古佛显灵了，倾城前往观瞻，施舍的财物山积，五彩毫光一直显现，三日后尚未见消失。有一老翁对此事感到很奇怪，用一个梯子爬到顶上看究竟，发现古佛像的头顶上开了一个洞穴，用手轻敲佛像，突然有两只长一尺多的大白鼠从古佛像头顶上的洞穴跃出，细看穴中有几片碎幡，红黄青紫诸色都有，于是众人恍然大悟。因为穴口正对着佛顶那颗圆径数寸的大顶珠，白鼠在穴内翻动红幡，光亮硕大的顶珠就会反射出红光，白鼠在穴内翻动黄幡，顶珠相应就会反射出黄光，如是皆然。当时正处于宋、金南北对峙中，有人说佛乃金仙，而白鼠竟然能在其顶为祸作光，莫不是金气太盛之故，看来宋朝凶多吉少了，果然此后不久，金朝大兴，大军南下，兀术饮马长江，连苏州也大受荼毒。当然这只是巧合而已。
明代的东禅寺规模宏大，据隆庆《长洲县志》记载，当时该寺领院一，领庵十。明代中期的东禅寺出了一位法号天机的名僧，他颇事风雅并热情好客，和当时的吴宽、沈周、唐寅、文徵明、祝枝山、王宠、王守等名士都有深厚的友谊，经常请这些人在东禅寺的一个名为清溪堂的地方唱和，使东禅寺成为吴门名士的雅集之地。
最常来的是沈周，他还特意为清溪堂题了一个名为伴月的匾额。现有记载的沈周在东禅寺就有数次，如弘治二年（1489）三月十日，沈周在东禅寺赏牡丹，“闻报得孙，作七古一首。”这年九月又客居东禅寺，完成了《设色菊花轴》。弘治八年（1495）端午节，沈周又客东禅寺写《蜀葵百合图》。正德四年（1509），八十三岁高龄的沈周在此年的四月二十一日于东禅寺清溪精舍观牡丹，并作七律一首。
沈周三弟沈豳对东禅寺也喜爱有加，他流传下来不多的画作中就有名为《东禅雅集图》的巨幅山水画。据清人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及画上题识可知，明弘治八年乙卯（1495）端午节，69岁的沈周与沈豳来到东禅寺做客，年学兄世荣携带粽子、黄酒与之相聚。酣畅之余，沈氏兄弟乘兴挥毫。沈周绘出《蜀葵百合图》，沈豳则精心构制了此巨幅山水中堂。该画远景中一清溪自远山深谷蜿蜒而来，潺潺溪水由远而近，沁人肺腑。中景则高山峻岩，面积虽不大，但磅礴气势凛然而出。近景中巨石蹲卧，青松偃仰，杂木葱茏，掩映着禅寺。河面扁舟上携鹤的高士与溪岸上策杖来迎的长者相顾盼，使画面具有情节性与纪实性。
文徵明也是东禅寺的常客，东禅寺是他归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活动场所。即使在病中不能出门，他也对该寺念念不忘，在其《甫田集》卷十的《病中怀吴中诸寺》组诗中有一首《东禅寺寄天机》的诗云：“从别林僧酒道场，几回飞梦到溪堂。夕阳松径无尘鞅，春水篱根有钓航。坐忆同盟多隔世，时闻老衲去游方。不知听雨南轩下，谁与幽人续断香。”可见其对东禅寺的喜爱及和天机和尚的深厚友情。
明万历十七年(1589)至二十五年在东禅寺中阁故址上建文星阁，附属于长洲县学，与县学西南之双塔左右对峙。万历四十年(1612年)重建方塔。重建时将方塔稍向南移，即方塔之现址，清代科举世家葑门彭氏曾多次出资兴修，并在此讲学，成为里中名儒文士讲学会文之胜地。
清代初年的东禅寺还出了一位名叫上睿的僧人，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博学多才，工诗文。初受荐入京师，因无心于仕途，旋以疾告归。少居瑞光寺，后居东禅寺，与惠士奇、张大受等骚人墨客过从唱和、结社吟诗。工山水，布置深稳，气韵冲和。曾与王翚同游都门，得其指授，用笔清劲隽秀，别具韵致。花鸟秀丽酷似恽寿平，信手挥笔颇得写生之妙趣。人物深得古法，线条简练明快，技法纯熟，其仿唐寅尤见功力，在同代画僧中名列前茅，常以自诗题款增强意境表达力。传世作品有康熙十一年(1672)作《仿周臣山水人物图》轴，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三十二年(1693)作《桐阴书屋图》、三十八年作《绣谷送春图》藏故宫博物院；三十二年作《携琴访友图》藏旅顺博物馆；雍正二年(1724)作《溪山密雪图》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为友梅作行乐图册》藏苏州博物馆。著有《习余吟》。他亦工诗，诗风清隽秀雅，富有意蕴，诗惜多已失传。
三
清初的东禅寺已经有些破败，《百城烟水》的作者徐崧曾和几个朋友一起来东禅寺访古，留下了不少诗篇，其友姚士黌、姚士广、张灿然、张大受等都有相关诗歌传世，姚士黌《同臞庵先生过东禅寺》云：“茂苑城东古刹开，凄凄满目半蒿莱。门回玉带河流急，地接文星阁影来。花雨欲飘新讲席，烟霞犹护旧香台。金轮自古无消歇，红豆依然石畔栽。”张大受《同臞翁过东禅》云：“闲随徐孺叩禅扉，绿树荫深翠滴衣。石上棋残柯已烂，壶中酒尽锡偕飞。花开红豆惊栖鸟，堂废清溪剩落晖。闻有鱼虾传异迹，那堪钓叟上寒矶。”
姚士黌和张大受的诗歌中均提到了东禅寺的红豆树，该树在当时的苏州影响颇大。据说这棵红豆树也是遇贤和尚所种，当时疯传红豆树花开疏密能够预测国事，实为无稽之谈，仅是巧合而已。
东禅寺的红豆树能够名垂青史是和清初“吴派”经学大师惠周惕祖孙三代分不开的。据清人江藩的名著《国朝汉学师承记》记载，惠氏本居于太湖畔的东渚村，后来惠周惕迁居到东禅寺边的冷香溪北面，当时白鸽禅师所种的红豆树本来早已老而干枯，此时竟然复萌新枝。惠周惕移一枝栽于阶前，更是生机盎然，因此惠周惕自号“红豆主人”。惠周惕的儿子惠士奇也是著名经学家，著有《红豆斋小草》等一大批著作，海内学者称为“红豆先生”。惠士奇的次子惠栋更是经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惠氏三代开启了“吴派”经学之门并发扬光大，当时的苏州人习惯上称惠周惕为老红豆先生，称惠士奇为红豆先生，称惠栋为小红豆先生。东禅寺的红豆树和惠氏宅院中的红豆树在道光年间顾震涛所撰的《吴门表隐》卷九时尚有记载：“铁树即红豆，郡中只有四树……一在城东酒仙堂，宋白鸽禅师手植；一在升龙桥南惠太史周惕宅，周惕少从酒仙堂分拆栽成……”可见当时这两棵红豆树尚在原处并且生长良好，但后来都没有幸存下来，惠氏宅院中的红豆树据民国《吴县志》卷三十九记载，该树从栽种者惠周惕传到他的孙子们手中，已经有六十多年树龄，长势良好，“铁干霜皮，有参天之势。”但是“庚申兵燹，树被伐，遗址仅存”，可见是毁于咸丰十年(1860)清兵和太平军的战火之中，东禅寺的红豆树未见记载，可能也是毁于此时。
民国年间的东禅寺已渐趋衰败，1931年尚存残壁破屋14间，当时该寺的富宽和尚不事募化，在课颂之余耕地10余亩，苦度禅农生活。新中国成立前，东禅寺的住持为心岩法师，他曾创立佛学研究社。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组织僧抗会，以伸民族大义。新中国成立后任苏州市佛教协会筹备会主任，为组织苏州地区僧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新中国成立前后东禅寺尚保留有部分建筑，纪念遇贤和尚的“酒仙堂”尚有三开间正殿，遇贤和尚的塑像也保存完好，但后来不知去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后东禅寺慢慢废弃了，其地被划为清洁工具厂所有，该厂为建设停车场，填没了寺内的月牙形水池（该水池填没前长宽各6米，下有泉眼9个，水清流急，疑为东禅寺的名胜红虾池）。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东禅寺全部划为前进化工厂区，九十年代后期又成为苏州大学的一部分。东禅寺彻底成为了历史的陈迹，只有一棵幸存下来的古银杏树仍在现今苏大本部的北门口迎风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