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脉到底是什么？
龙脉，即山脉，包括山脉的走向和起伏变化。因山脉在形态上多方面与龙相似，故中国风水学将山脉比喻做龙。
清代的《阳宅十书》指出：「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祸福最为切要。」风水学重视山形地势，把小环境放入大环境考察。
中国的地理形势，每隔8度左右就有一条大的纬向构造，如天山-阴山纬向构造；昆仑山-秦岭纬向构造，南岭纬向构造。
《考工记》云：「天下之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矣。大川之上必有途矣。」《禹贡》把中国山脉划为四列九山。
风水学把绵延的山脉称为龙脉。龙脉源于西北的昆仑山，向东南延伸出三条龙脉，北龙从阴山、贺兰山入山西，起太原，渡海而止。中龙由岷山入关中，至秦山入海。南龙由云贵、湖南至福建、浙江入海。每条大龙脉都有干龙、支龙、真龙、假龙、飞龙、潜龙、闪龙、勘测风水首先要搞清楚来龙去脉，顺应龙脉的走向。
「龙者何？山之脉也……土乃龙之肉、石乃龙之骨，草乃龙之毛。」（《地理大成·山法全书》）指由为龙兮，象形势之腾伏」广借龙之全体，以喻夫山之形真」。《管氏地理指蒙》龙脉有分支，有大小长短，故谓「龙犹树，有大干，有小干，有大枝，有小枝」。
龙脉的形与势有别，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势是远景，形是近观；势是形之崇，形是势之积；有势然后有形，有形然后知势，势住于外，形住于内；势如城郭墙垣，形似楼台门弟；势是起伏的群峰，形是单座的山头；认势惟难，观形则易。
势为来龙，若马之驰，若水之波，欲其大而强，异而专，行而顺；形要厚实、积聚、藏气。干龙，地域延绵千百里，山脉必然是名山，如昆仑山等；大江大河必是名江名河，如《地理人子须知》：「以水源为定，故大干龙则以大江大河夹送，小干龙则以大溪涧夹送，大枝龙则小溪小涧夹送，小枝龙则惟田源沟洫夹送而已」，「观水源长短而枝干之大小见矣」。
中国古代城市选址：「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中国风水学将中国地域以长江、黄河两大水系为界，将中国的山系分为南、北、中三大干龙。
如何觅「龙」？
形法派认为觅「龙」应循以下几点：
▌1. 首寻祖宗父母，审气脉，别生气，分阴阳。
这里，祖宗指山脉的出处，亦即群山的起源之处，父母山即山脉的人首处，山脊的起伏轮廓线为脉的外形，审脉时先粗观是否曲屈起伏，再细察山的分脊、合脊处是否有轮有晕，起伏有晕者则脉有生气，吉；否则为死气，凶。分阴阳即是考察山的向背。
阴阳是风水里一对极重要的范畴，可表征各种各样相对立的概念，不同的条件下说法相异，在此，形家将之简单化，对于一座山而言，以南有阳光照射的山面为阳，朝北的山面为阴。对于住宅而言，以阳宅的正面（多为南面）为阳；背面为阴。
而对于山和住宅而言，山为阴，住宅为阳。为了能「负阴抱阳」，房屋（阳）的阴面与山（阴）的阳面相对。虽是推衍之说，带有浓厚的附会硬凑成分，却决定了房屋基址的位置以「山阳」为理想，从而使建筑获得良好的朝向与通风条件。
▌2. 观势和形，定吉凶衰旺。
对于「势」的说法颇多，最著名的有「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势在乎粗，形在乎细」、「左右前后兮谓之四势，山水应案兮谓之三形」。（《管氏地理指蒙》）可见势指的是群峰的起伏形状，一种远观的写意效果，形则指单座山的具体形状，近观写实景象。所谓「有势然后有形」，故「欲认三形，先观四势」。
中国风水学的峦头法，在长期的实践中，又根据山脉的起伏和形态，将山脉分布概括为几种状态，山就是九种龙，即「就先分九势说」：
回龙：形势蟠迎朝宗顾祖如舐尾之龙回头之虎；
降龙：形势耸秀峭峻高危如入朝大座勒马开旗；
生龙：形势拱辅支节楞层如蜈蚣槎爪玉带瓜藤；
飞龙：形势翔集奋迅悠扬如雁腾鹰举两翼开张凤舞鸾翔双翅拱抱；
卧龙：形势蹲踞安稳停蓄如虎屯象驻牛眠犀伏；
隐龙：形势磅礴脉理淹延如浮排仙掌展诰铺毡；
腾龙：形势高远峻险特宽如仰天壶井盛露金盘；
出洋龙：形势特达发迹婉延如出林之兽过海之船；
领群龙：形势依随稠众环合如走鹿驱羊游鱼飞鸽。
相传，潞水境内的露岭是炎帝神农氏榆罔的封地。潞水及其周围地区因此又被称为“神农故地。”《潞水乡志》（1990年12月出版）引《史略循蜚记》说：黄帝杀蚩尤，封榆罔于露。又引《湖广通志》云：黄帝次子少昊金天氏葬茶陵露水。“潞水”一名即由这些记载而来，中间经由了由“露水”演变为“潞水”的过程。
露岭，潞水人称之为“露里坳”，与杨柳仙、天堂山（一说叫天子山）相连为一体。山脉西侧为攸县凉江乡，南段与虎踞茶涧相连，东侧即潞水镇，是大元村的主要林地所在地（但其中大部分属国营云阳林场）。露岭在颜氏族谱中记为“鹭岭”，如果单指一座山，露岭就是“露里坳”；如果指一个小山系就是包括露岭、杨柳仙、天台山等山脉在内的山系。通常情况下，指的是一个叫“露岭”的小山系，它是武功山的一个支系。潞水河的五大支流有四大支流发源于这个小山系，其中又以发源于露岭山麓公彦龙的洋田江、发源于天台山茅叶龙深涧中的潞溪为两大主要支流。在谱牒记载中，潞水河多记为“潞溪”、“潞水溪”。潞水河是潞水方言区内唯一的河流，它发源于露岭这个小山系故而称为“潞水”。潞水河流经潞水地区，故而人们把这个流域称为“潞水”。一句话，“潞水”之名是因河而得的。所以，几乎是所有的谱牒都把潞水这个地方称为“潞溪”（如颜氏族谱称其先祖“徙居潞溪”）。
《酃县志》载：“茶陵睦乡有潞水溪，相传炎帝卜葬于此，弗吉，乃归栖鹿原。”酃县即现在的炎陵县。酃县因“邑有圣陵”，于1994年改名为炎陵县。这个记载与潞水的一个民间传说完全一致。民间传说，炎帝神农氏死后，决定安葬在封地附近的天子山，坑挖好后，发现坑下有溶洞，坑底是空的。风水先生阳丙吉认为这样就“破气”了，炎帝神农氏安葬在这里会走了“龙脉”。于是，大家决定把炎帝神农氏的灵柩南迁，安葬在另一个风水宝地鹿原坡。这就是现在的炎帝陵。这个原本打算安葬炎帝的地方即天堂山。天堂山是潞水镇最大的山，也是农元村的主要林地。因为这个传说，潞水民间又把它叫做 “天子山”。民间称炎帝神农氏为“神农皇帝”、“神农天子”，“天子山”，意思就是安葬神农天子的山。一部分老人甚至还能清楚地说出那个原本打算安葬炎帝神农氏的古坑位置。
说到这里，似乎有太多的问题必须一问了，至少有这么两个问题要说清楚：炎帝神农氏和榆罔是什么关系？榆罔为什么会来到潞水这个地方？
先来说一说炎帝神农氏这个称号的问题。以一个人生平的功业来给人命名，这大概是古人的一个习惯。“轩辕”的原意是指车辕。王逸在注释《楚辞·远游》时说：“轩辕，黄帝号也。始作车服，天下号为'轩辕氏’也。”又，《太平御览》卷七七二引《释名》云：“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据此，王子今先生推测，这样的称谓“暗示交通方面的创制，很可能是这位传说中时代的部族领袖诸多功业之中最为突出的内容之一。”“神农氏”一名也是这样而来的。《白虎通·号》云：“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这段话告诉我们：神农之所以称为“神农”，是因为他在农业生产方面有过重大的发明创造，使人民深受其益。至于“炎帝”这个称号，则与古代阴阳五行学说有关。古人把这个学说与南方地理上的气候特征结合起来，于是，衍生了“炎帝”这个称号。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以后，成为南方部落联盟的首领，即“帝”，南方的“帝”。南方有炎热的特点，五行属火，所以，就称之为“炎帝”。我国南方的一些省份有许多纪念、敬仰炎帝的遗迹和传说，乃至民俗，对此，赵世超先生在《阴阳五行学说与炎帝文化的南迁》一文中用五行学说作了解释：南方丙丁火，气候炎热，与火的特征相似，“把炎帝配成了南方之帝，所以南方才出现了炎帝崇拜。”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易》云：“炮牺氏没，神农氏作……以火承木，故为炎帝。”蔡邕《独断》云：“木生火。宓牺氏没，神农以火德继之。”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云：“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这是阴阳家将阴阳五行理论推广到政治领域，以阴阳消息、五德终始理论解释远古时期的帝王及后世的王朝前后更替现象的结果。
那么，炎帝神农氏与榆罔是什么关系呢？还得先说一些“题外话”。
炎帝神农氏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这几乎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基本常识。但在历史上，神农氏与炎帝的关系似乎一直是个悬案。一种意见认为两者并非一人。司马迁的《史记》没有明确表述这种看法，但是，对此是有所暗示的。《史记·封禅书》引管仲的话说：“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管子是最早执这种理论的（语见《管子·封禅》，文字与《史记·封禅书〉相同。）后来，崔述《补上古考信录》则直言：“神农非炎帝。”但是，似乎是从战国时期开始，一种主流意见认为神农氏和炎帝是同一个人。许多文献资料对此作了解释，比如，王符在《潜夫论·五德志》中说：“有神龙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代伏羲氏。”基于这种认识，部分文献资料还特意记载炎帝神农氏所传的世系。但是，文献资料在叙述炎帝神农氏所传世系时，有“八世”与“十七世”、“一百二十年”与“五百二十岁”之异。《春秋命历序》说：“炎帝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这八世即《帝王世纪》所说的：“神农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纳奔水氏女听谈（又作听祓）。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厘，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世，及轩辕氏。”《吕氏春秋·慎势览》说：“神农氏十七世有天下。”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十七世就是五百一十年，与前面所说的“五百二十岁”相符。但是，这样的记载难以磨合之处也很明显：到底是“八世”还是 “十七世”？是“一百二十年”还是 “五百二十岁”？神农真的“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吗？“八世”怎么可能“合五百二十岁”呢？对此，何光岳先生解释说，可能，《帝王世纪》所说的这八代只是神农氏也即炎帝氏族部落系统中较杰出的八代首领，他们的功业被自己的部落后裔传诵着，所以，他们的名字才流传下来，而其余的几代，他们的名字则可能不为人所传记了。至于这八个名字的由来，也是因为他们在农耕文化史上的重大发明创造而来的。比方说，帝榆罔这个名字，可能是因为他发明了在农田周围广植榆树以防风灾和动物践踏庄稼这种耕作技术而来的。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似乎不符合中国人祖先崇拜情结的传统：祖先的后代是不会轻易忘记祖先的名字的。至于“一百二十年”这种说法，目前似乎还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可能，这至少是两代神农的在位时间或年龄。
还得来说一说炎帝神农氏这个称号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两个称号呢？文献资料似乎对此已作了解释。王符说：“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世本·帝系篇》云：“炎帝身号，神农代号。”《史记补三皇本纪》云：“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始教农耕，故号神农氏。”《易》云：“以火承木，故为炎帝。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这些解释固然能说明一些问题，但似乎仍然是“语焉不详”，缺少具体可感的信息。比较而言，何光岳先生的解释应该是最为具体的，因而也较为合理。他解释说：神农和炎帝是同一个氏族的前后两个不同时代的首领名称。神农氏这个名称在前，氏族首领叫神农氏，氏族以首领的名称命名，也叫神农氏。后来，这个部落出了一个有名的首领叫炎帝，或者说，南迁以后，这个氏族部落的首领改称炎帝，同样，人们也以他的名字来作为氏族部落的名字，这个氏族改名为炎帝部落。这样两个时代的其他首领都沿用神农、炎帝这样的称号，所以，炎帝神农氏这个称号和氏族部落世代也就流传延续了八代或十七代，达一百二十年或五百二十年之久。但是，这种解释至少与《逸周书·尝麦》等古籍的记载不一致。看来，对这样的问题还是存疑为好。
我们现在不妨以何光岳先生的解释为据来说炎帝神农氏与榆罔的关系:榆罔是炎帝神农氏这个氏族部落系统中的第八代首领，一个杰出的首领。因为他在农耕史上的重大贡献，而在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系统中的众多首领谱牒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么，这个叫榆罔的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首领为什么来到潞水呢？
先来看一看文献资料。《史记·五帝本纪》对此透露了一定的信息。司马迁写道：“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这些记述暗示了这样的信息：
其一，黄帝轩辕氏部落崛起的时候，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开始走向衰落。这时，这个氏族部落已无能力控制其它氏族部落，最终因为一系列的内忧外患而逊于黄帝轩辕氏部落。从此，黄帝轩辕氏取代炎帝神农氏而为天下共主。
其二，在黄帝轩辕氏取代炎帝神农氏的过程中，内政方面，黄帝轩辕氏经过了“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的励精图治；外交方面，黄帝轩辕氏有过“抚万民，度四方”的努力，还有“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这样的重大战事。
其三，阪泉之战可以说是炎帝神农氏反黄帝轩辕氏取代天下共主地位的反击战。这场战争之后，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与黄帝轩辕氏氏族部落之间是什么关系？黄帝轩辕氏征蚩尤的涿鹿之战时，有过“征师诸侯”的外交、军事活动，这项活动中的诸侯是否包括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还有，蚩尤与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是什么关系呢？这些信息很有弄清楚的必要。
一般的历史书籍认为，蚩尤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中的成员。他趁自己的氏族部落在阪泉之战中大败，大伤元气的时候，发动内乱并打败自己的首领，一度取得了氏族部落的领导权。可能，蚩尤是个鹰派人物，不甘于被黄帝轩辕氏打败的命运，有过整兵再战黄帝的举动，这就是涿鹿之战。所以，黄帝轩辕氏部落乘机与既吃了败仗又大权旁落的炎帝神农氏联合，在涿鹿大败蚩尤。对此，《逸周书·尝麦》做了明确的记载，原文是这样的：“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翼。”很明显，前面所说的“帝”，应该是黄帝，后面所说的“赤帝”应该是炎帝。这些记载基本上可以解释上述疑难问题。还有一些记载认为，与黄帝轩辕氏合作打败蚩尤的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首领就是榆罔。清代大学士傅恒、刘统勋、尹继善主编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一·轩辕氏》载：“蚩尤好兵喜乱，作刀戟大弩以暴于天下，兼并诸侯，攻炎帝榆罔，榆罔逊居涿鹿。”《吕氏春秋·慎势览》载：“神农氏十七世有天下，至榆罔失。”这些记载明确的告诉我们：与黄帝轩辕氏进行阪泉之战的，以及后来与黄帝轩辕氏联合，在涿鹿之战打败蚩尤的都是炎帝神农氏榆罔。这说明炎帝神农氏到榆罔时代，至少在北方地区，已是彻底衰落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榆罔可能应该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在北方地区的末代首领。
衰落的榆罔及其氏族部落到哪里去了？《史略循蜚记》载：“榆罔名参卢，居空桑。尤居之，乃封榆罔于路。路，露也。”就是说，榆罔被蚩尤打败，原来的居地被蚩尤占了，流落到“路”这个地方，黄帝轩辕氏便卖了顺水个人情，“乃封榆罔于路”，“路”也叫做“露”。《路史》也有类似的记载：黄帝轩辕氏封炎帝神农氏的后裔“参卢于潞，守其先茔，以奉神农之祀。”
我们假定这个“路”或“露”指的就是以露岭为中心的潞水镇，这些记载也就暗示着衰落了的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在榆罔的领导下，已经南迁到湖南茶陵这个地方了。至于说黄帝轩辕氏封榆罔于潞水的露岭，似乎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顺水人情。
《帝王世纪》载：（神农氏）“有圣德，继无怀氏之后，以火承木，住在南方，主夏，故谓之炎帝。都于陈，作五弦琴，始教天下种谷，故人号曰神农氏。又曰本起烈山，或称烈山氏。一曰魁隗氏。是为农皇，或曰炎帝。时诸侯夙沙氏叛，不用帝命，箕文谏而杀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炎帝。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看来，炎帝神农氏南迁途中，还有过勤修内政的努力，并取得了招抚夙沙氏这个氏族部落的重大外交成果，而向南迁徙的路线，则是由北方的姜水流域（今陕西宝鸡市附近）迁至今河南省开封市附近（即“陈”这个地方），向东迁徙的方向则是由河南开封附近迁至今山东省的曲阜（即“营都于鲁曲阜”）。
这样的迁徙并不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的终结。《水经·漻水注》说：漻水西经历乡，“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传云，是神农所生处也，故礼谓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书》所谓：'神农即诞，九井自穿’，谓斯水也。”历乡即湖北省随县的历乡，这个记载说明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又由河南省南迁到了湖北省。《管子·轻重》云：“神农种五谷于淇田之阳”，这个“淇田”据说就是今湖南省宜章县的骑田岭。又王应章在《嘉禾县学记》中解释嘉禾县得名的原因时说：“嘉禾，故禾仓也，炎帝之世，天降嘉种，神农拾之以教耕作，于其地为禾仓，后以置县，徇其实曰嘉禾县。”又《衡湘传闻》中说：神农氏之裔“赤制氏作耒耜于郴州之来山”。《明一统志》说：“耒水出郴州之来山”。这些记载又说明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又由湖北省继续南迁到了湖南省。今湖南的宜章、郴州、嘉禾、耒阳、安仁、茶陵、炎陵诸县多炎帝神农氏的遗迹和传说，大概就是因为这样而来的。这大概也是榆罔氏之所以到潞水的原因。
据文献资料记载，湖南境内似乎应该是这个氏族部落南迁的最后一站。其原因，据何光岳先生考证，大概是这样的：南迁的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历经唐、尧、夏、商数代，都处于南方江汉流域之间。到周初，黄帝轩辕氏部落的姬姓周朝势力向南方渗透扩张到了江汉流域，并将其亲族随、唐、蓼、蒋、聃、曾等侯国分封到这里。这样，原来迁徙到这里的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的生存便受到了周朝威胁，因此，不得不继续南迁到湖南境内了。
文章写到这里，已经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这也就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的原因和路线的问题。但与此有关的其它几个问题仍然有交代的必要。
第一、这个氏族部落南迁的过程中，有过什么重大历史和文化意义上的活动呢？从文献资料的记载来看，这个氏族部落在历史上标志性的文化成就就是农耕技术的发明和推广。因此，可以肯定，把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推广到南方，这是这个氏族部落的南迁过程中的重大或主要的历史文化意义上活动之一。其它如医药文化的创制、商业文化的创制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情，无须赘述。
第二、方国的建立问题。这本来应该归之于前一个问题的范畴来讨论，只是因为这个问题似乎历来被人们所忽视，所以，有必要单独立为一项来讨论。其实，前面所引《帝王世纪》中的记载似乎对此有所暗示，“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在山东曲阜“营都”了，自然也就有了方国。何光岳先生从姓氏源流的角度考证，考察了我国一百来个姓氏的来源，认为历史上这一百来个姓氏都是由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及其后裔演变而来的。这些姓氏，至少在商周时期分建了很多国家，即方国，比方说，吕氏之后的吕尚，即姜子牙建立了齐国。当然，这样的国家应该是诸侯国了，或者说，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的后裔在周朝受封的诸侯国，而不是宽泛意义的方国了。杨向奎先生的《论“以方以国”》一文对此作了系统的考证，认为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在向南迁徙过程中及迁徙后，确实建立了一些方国，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申、吕、齐、许诸国。“申吕文化即属于炎帝一支，炎帝姜姓，申吕是其后裔。”“申先楚后而王，本为一族，疆界相接，后申衰而楚继之称王，逐渐申楚为一，而申在政治、文化上实为楚之核心。”这四个方国中的申、吕均在今河南西南部，许在河南许昌，只有齐在今山东省，处在北方地区。这个问题的厘证给我们的暗示是：方国的建立，有可能扩大到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联盟的范围，即这些方国也可能对外打着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这个旗号，他们的首领也以炎帝神农氏自称。
第三、南迁的部族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的本系还是支系？这实际上牵涉到了榆罔和湖南、潞水的关系这个细节问题了。文献资料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只能联系某些资料及炎帝神农氏在南方的遗迹、民间传说来作一些推测。《水经·漻水注》记载的这个遗址和传说与陕西歧山姜城堡神农庙和九圣泉的遗址和传说相同。这说明湖北省随县历乡的神农诞生地，应该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之后一个袭称炎帝神农氏的后裔的诞生地，因为同一个人不可能在两个地方诞生。有专家考证后认为，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途中，炎帝神农氏的臣属重黎（即祝融氏）曾定居于今河南滑县东的北楚丘一带，其后裔又徙居湖北、湖南，今湖南炎帝陵（即炎帝县的炎帝陵）安葬的很可能就是其中一支部族的首领。这就是说，这个部族南迁的，既有部族的本系，又有部族的支系，乃至于臣属的方国部众。
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历时悠久，部众庞大，工程繁浩，当他们最终迁徙到湖南境内的时候，要问它的领导人是谁，特别是作为这个庞大、复杂的部族的唯一共主的首领是谁，这实在是不可能可以得知的事情。《史略循蜚记》所载及民间传说记载说是一个叫榆罔的人到了潞水，这个具体到了某一个人的说法，应该可以断定是不确切的。榆罔这个名称，似乎以笼统的“炎帝神农氏的后裔及其部众”来代替更为准确一些。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的南迁，不可能确切说是由哪一个人领导的，由哪一支哪一派参与的部族迁徙。但是，可以肯定，这是以炎帝神农氏为载体、以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文化为代表的史前南北文化交融史。
现在应该“言归正传”，说一说炎帝神农氏与潞水的关系了。但还得说两句题外话，算作一份“申明”，这实际上还是我在前面说的、必须交代清楚的一个问题：炎帝神农氏与潞水的关系，应该首先置于炎帝神农氏与历史上的茶陵（即古茶陵地区，包括现在的炎陵县在内）的关系这个大背景中来谈。
关于炎帝神农氏与历史上的茶陵的关系，在文献资料记载及民间传说中都是有据可依的事情。
罗泌的《路史﹒后记》云：“炎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明一统志》云：“古炎帝陵在县西三十里。”《茶陵州志》载：“炎帝葬茶流传已久，自宋置酃县，炎陵在望也。”至于前面所引的《酃县志》的记载，更是把文献资料与民间传说合而为一了，并且，它还把《明一统志》的记载具体化了：现在的潞水镇的确“在县西三十里”这个位置（应该是讲潞水镇通往县城的古道）。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罗泌的记载告诉我们，茶陵因炎帝陵而得名。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两个问题：“茶乡之尾”在哪里？“茶乡之尾”的炎帝陵与炎陵县的炎帝陵是不是同一个炎帝神农氏的陵墓？
茶水是今茶陵县境内洣水的两大支流之一，发源于今秩堂乡景阳山，即《茶陵州志》（清嘉庆版）所说的“茶山”。茶水流经高陇纳岩水、芝水、白水，经火田合芙水、贝水，经腰陂汇潞水、尧水，由此向南经洣江到旧县城北门归入洣水。地理区域上的茶乡因茶水而得名，指的是茶水流域，大致包括今天的秩堂（含小田）、高陇（含湘东）、八团、火田、腰陂、潞水、思聪、洣江等乡镇。这是广义的茶乡。早在五代时期，今秩堂乡毗塘村龙头境内的茶水左岸就建有龙王庙，当地人称之为茶江里庙。据此，茶江里庙周边地区的今高陇镇龙集、光泉两村及秩堂（含小田）乡，又合称茶乡。这是狭义的茶乡。因此，直到现在，像潞水镇这些地方的许多老人还称八团、火田、高陇（含湘东）、秩堂（含小田）为“茶乡”，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三八区”。在今秩堂（含小田）乡的合户村中和堂还能看到岳飞的题词石碑（文字为“墨庄”），碑文后的跋中有“茶乡”之名。另外，在狭义的茶乡地区，自古至民国期间，道士刊布的文书和口头文词中，均有“长沙府茶陵州茶江乡”的文字。这些都可以说是狭义的茶乡存在的证据。明洪武二年，今茶陵县分为西阳、睦亲、茶陵、衷鹄四个乡，其中的茶陵乡又简称茶乡。这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茶乡，这个“茶乡”大抵上与我们现在所说的三八区（火田镇芙江以下属睦亲乡。睦亲乡又写作“睦乡”）一致。
在汉语词典中，“尾”原本指动物的尾巴，比喻事物的末端，或者主要部分以外的部分。现在的潞水镇（潞水方言区）自宋代以来一直属于睦亲乡之永居里，至清代顺治十二年，改里为都，潞水镇（潞水方言区）又属睦亲乡的上十一都。道、佛两教的冥司文书以及民间安梁文书中，均有“长沙府茶陵州睦乡”这样的文字，“睦乡”即睦亲乡。在地理位置上，它属于广义的茶乡，而又与狭义的茶乡有一定的距离之隔：中间有腰陂、火田这两个地区，属于茶乡这个地区的边远地区，或者说，不是茶乡的主要部分，称之为“茶乡之尾”是比较合适的。这个说法也与《明一统志》的记载一致。这就是说，在文献资料记载和民间传说中，“茶乡之尾”指的完全有可能是潞水。
《湖南通志》载：“古迹曰陵墓，茶乡之墟，苍梧之野，古帝弓剑之所藏也。国家有大典，遣官祭告。”如果这个记载所说的“古帝弓剑之所藏也”的陵墓就是《明一统志》所载的古炎帝陵的话，这就暗示潞水的炎帝陵可能只是一处象征意义上的陵墓，就如同后世所说的衣冠冢。把这个推定与《酃县志》记载的资料联系起来看，这就有可能是：潞水和炎陵县两个炎帝陵安葬的是同一个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首领，前者是一座衣冠冢，后者是一座实质意义上的陵墓。正因为前者是一座衣冠冢，所以它逐渐被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的后人忽略，乃至遗忘了，祭祀渐少，乃至于无。因此，后世也就只祭炎帝陵而不礼祀这个衣冠冢了。
《茶陵州志》又载：“炎帝葬茶流传已久，自宋置酃县，炎陵在望也。”这个记载似乎又否定了上述推定，即所谓炎帝陵指的是鹿原坡的炎帝陵墓。罗苹注《路史》时更是言之凿凿的说：“今陵山尚存二百余坟，盖妃后亲宗子属在焉。”如果排除前面的推定，这样的记载就更使人难得其详了。
《宋史·地理志》载：南宋绍定年间，茶陵县隶属湖南制置使衡州衡阳郡，境内分为西阳、睦亲、茶陵、衷鹄、康乐、霞阳、常平七个乡和永安、茶陵、霞阳、船厂四个镇。清代《衡州府志》记载，南宋宁宗嘉定四年平定“黑风峒寇”罗世传之后，湖南安抚使曹彦约认为茶陵军辖区过大，地里辽远，难于管辖，建议增置郡邑，以便于控制。于是，这一年，析出康乐、霞阳、常平三个乡设置酃县，但酃县仍属茶陵军管辖。最早的《茶陵州志》修于明代嘉靖四年，《茶陵州志》记载的是 “现时意义”上的炎帝陵而不是传说中的炎帝陵，即潞水的古炎帝陵，这种可能性比较大。这就是说，两种县志的记载和民间传说并不矛盾，前面这个推定仍然是有可能成立的事情。也可以理解为两个地方的炎帝陵安葬的并非同一个人，两者可能同为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湖南境内的后裔，他们都沿袭炎帝神农氏这个称号而为各自分支的首领。
那么，断言潞水境内有炎帝陵及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的后裔有何其它证据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如同问炎帝神农氏这些后裔的去向一样，实在是无从稽考的事情。远古杳杳，古迹湮灭，叩苍天无语，问大地无声，实在是一个不可能找出确凿证据的事情。我们只能从民间传说和民间风俗习惯中捕捉历史的踪迹，以期获知映证的信息及现在与过去相遇的吻合点。
据《湖南通志》记载，今潞水镇的农元村有个叫“神堂湾”的地方，相传炎帝神农氏曾徙居在这里，并常常翻越露岭尝草采药。农元村与这个地名有关的村庄就是“神背”，在这里，有一座保存完好的神农殿。这座神农殿建于清代光绪年间。据当地老人解释，神背一名的由来有两说：一是从前村庄的主体部分在壇官庙之后，二是村庄的主体部分在神农殿之后。处于某一人一物后面，在潞水方言中就是“在某人某物的后背”。这种解释大约是可信的。尽管这个解释没有直接涉及到炎帝神农氏，但还是与此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内容后面再说），《湖南通志》记载的似乎是言之有信的。另外，与神背比邻的大台村有一个叫“神堂”的地方。但这个地名似乎是确有所指的一口水塘，据一些人解释，这口水塘大而且深，经年不竭，如有神助。按这个解释，神堂这个地方似乎与神堂湾及炎帝神农氏无关了。
今农元村的大陇组（即所谓“大陇坳上”）与神背比邻。相传炎帝神农氏经常在这里采药，也在这里传授农耕技术，还在这里发明了米筛这种粮食加工工具。当地百姓感恩不尽，便把炎帝神农氏发明米筛的事迹刻在潞溪岸边一个深潭的岩壁上。这个潭就叫米筛潭。至今，米筛形象依然清晰可见。又有传说，炎帝神农氏教授农耕技术的地方就在现在的神背，百姓们为感谢炎帝神农氏的这份恩情，就把这里叫做“神背”。
事实上，神堂、神背、大陇这三个地方彼此紧邻，是一个相连一体的区域。《湖南通志》所说的神堂湾，大概是指这个区域。
在潞水清水方言区的龙溪村有一个叫“药塘”的地方。药塘指的是一口水塘，相传炎帝神农氏常在这里洗药，因此就叫“药塘”。这个地名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明末清初的一个儒生以方言中的同音字“郁”代替“药”字，将它改名为“郁塘”，但是，在方言中，这个地方地名的读音仍然与“药塘”一致。
潞水镇的狮子岩，相传为炎帝神农氏的狮毛犬晚年休养的地方。至于天子山（即天堂山）上的天子坑遗址，则前面已经讲到，这里不再重复。这些遗址遗迹可以看作是炎帝神农氏曾经在潞水活动乃至生活过的痕迹。
与潞水的腰陂镇，有一个地方叫太子坑，潞水方言称之为“坛子坑”。相传为炎帝神农氏的太子安葬处。另外，露岭南侧的虎锯镇茶涧兔子冲，还有一个叫太子坟的土堆。相传为炎帝神农氏的太子炎居在这里打猎，无意之中，从兔子受伤自救的举动中发现了一种金创药。为了找到这种金创药，炎居冻饿而死。死后，蚂蚁衔土为坟，所以称之为“太子坟”，又叫“蚂蚁坟”、“天子坟”。这些可以说是炎帝神农氏在露岭周边地区活动的遗迹。如果把视线再放宽一点的话，在古茶陵（包括今炎陵县）的其它地区，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遗址遗迹以及传说。
下面要讲述的可能是古茶陵这个大背景下，为古茶陵地区所共有的现象。
一是境内的药农，虽然师承关系不同，执有的仪轨和禁忌不同，但有两点似乎是相同的：近乎咒语而颇有神秘意味的封山、禁山或藏山的默念口诀中提到的历代本草祖师中，必有“神农”的名讳；采药时讳称镰刀、锄头这两种工具，而把前者称为“鹰”，后者称为“鹿”（或“雷公”），并且特别忌讳有亵渎它们的言行。这似乎与传说中作为医药文化开山鼻祖的炎帝神农氏有鹰、鹿两位母亲有关联。
二是境内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还盛行一种叫“踩田”的古老耕作技术，即在禾苗下田扎稳了根将要长出侧根的时候，人一手拄棍，一手配合身体协调摆动，双脚交替在禾苗根部附近来回划动，目的是划断侧根，好让主根深入泥土吸收养分（也有改为弯腰，用双手划动的，潞水方言称之为“抓田”）。据说，这种耕作技术最初是迁葬炎帝神农氏时无意“发明”的：抬灵柩的人被允许直接从禾田间路过，踩塌过的禾苗不仅没有死去，相反，长势良好，结实较多。后来，人们受到启示，就发明了“踩田”、“抓田”技术。还有一种叫做“薰草皮”的农耕技术，就是将草连同泥土挖来，经火薰烧后作为肥料入田。这被认为是炎帝神农氏引导原始先民烧畲垦荒的遗留。三是境内有“吃新”的习俗。茶陵地区的仪式是第一碗饭敬神灵，以感谢神灵赐予五谷种子。这样的神灵实际上就是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炎陵县地区的仪式是第一碗饭盛给狗吃。传说，最初的几粒水稻种子是炎帝神农氏的狮毛犬无意从天宫带来的。这个仪式有不忘狮毛犬给人间带来稻谷种子的感恩意义。四是境内迄止民国时期为止，民间为禳灾祛疫而举办的“做盂兰”，衣匠的众多纸扎中必有炎帝神农氏的纸扎神像，形象是头顶双角，手执禾蕙，名字就叫“神农皇帝制米谷”。
上述仪轨和农耕技术，以及民间习俗，都可以认为是古茶陵地区为纪念作为医药文化、农耕文化祖先的炎帝神农氏而保留下来的遗俗。我们还可以找到反映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曾经在古茶陵地区生产劳动和繁衍生活的文化意义上的遗存。
考察炎陵县和潞水镇的民间传说，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两个地方都流传着一个“井水变酒卖”的故事。这两个故事的发生地点不同，主人公却都是先穷后富再穷的酒家，并且都有贪心的特点，他们的姓名、性别不同，但炎帝神农氏这个主角相同，故事情节也大同小异，但又有彼此移接的痕迹。这个传说似乎也可以映证炎帝神农氏的活动轨迹。
最有意思的一个文化遗存就是古茶陵地区和安仁地区的壇官和壇官庙。茶陵人称它们为“石公老爷”、“石公老爷庙”。在民间，壇官是一种凶恶而且好作祟的神灵。一般的，田间地头，或者山间溪头，有一棵高大的樟树，树下有一块大而且有点恐怖的石头，前面有焚香的痕迹，或者还有矮小的房子，这就是壇官庙。关于壇官使恶作祟害人的传闻，从古到今，在潞水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多得无法统计。古茶陵和安仁地区多壇官庙，这在湖南乃至我国南方地区似乎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据传说，壇官就是安葬炎帝神农氏时守灵护丧的大小护坛人员。当初，安葬炎帝神农氏后，天帝把护丧有功的人员一一分封为各路神仙，惟独忘了封赏大小护坛人员。问题反映出来以后，天帝没办法再给他们什么封赏了，只好无可奈何的叫他们“随遇而安”，自己随意找个地方去当快活神仙。但这些人听错了：有人以为是到安仁去安身，有人以为是到有树的地方去安身。于是，在安仁和古茶陵地区的田间、地头、村庄、山间，有大樟树和大石头的地方，往往能看到大大小小的壇官庙。这个颇有人性化的传说和神灵的存在，与炎帝神农氏首葬潞水不吉而改葬鹿原坡的传说，可以互为映证，更有近乎“信史”的意义。
赵世超先生说：“我个人只承认炎帝文化的南迁，不承认炎帝族和炎帝本人从陕西迁到河南，最后又迁到湖南，葬在湖南。”透过文献资料和遗址遗迹，以及民间风俗习惯和传说来探讨炎帝神农氏和潞水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将这一传说时代的历史人物及其氏族部落的活动，置于南北文化交融史的大背景下的一次历史搜寻和梳理。炎帝神农氏和潞水有什么关系？炎帝神农氏及其氏族部落与中国古南方地区有什么关系？我们说炎帝神农氏，炎帝神农氏的氏族部落，这只是一个区域文化的代表和载体。这个代表和载体表证和承载的是古老的华夏大地，南北区域文化交融发展的文化密码和信息。
最后说一句与本文无关的话：我个人不赞同炎帝神农氏这种说法。
中国风水学的峦头法，根据中国的地理地质特点和位置，将山脉的走向分为五势：「辨五势，龙北发朝南来为正势：龙西发朝东来为侧势；龙逆水上朝顺水下此乃逆势；龙顺水下朝逆水上此乃顺势；龙身回顾祖山作朝此乃回势。」（《古今图书集成》卷六）
正势：由北向南；
侧势：由西向东；
逆势：逆水朝上；
顺势：顺水朝下；
回势：山首回顾于山尾。
不管采取什么方法，都是希望来龙要山势奔驰远赴，因为「势远形深者，气之府也」。而山之人首处则要山碧水环，左右盘旋以形成曲折的人口，显然是出于山区居地要避风的生存需要，同时也满足人的安全防御心理以及审美趣味。
对山形的吉凶判断还有许多方法，如赋予山形以特定伪象征：五行说、九星说等。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金头圆而足阔，木头圆而身直，水头平而生浪、平行则如生蛇过水，火头尖而足阔，土头平而体秀；九星者，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左辅、右弼也。此外还有三台、华盖说等等。
观察山形时，还可以凭直觉观测将山比作某种生肖动物，如狮、象、龟、蛇、凤等。并将生肖动物所隐喻的吉凶与人的吉凶衰旺相联系。借助动物建立火与自然之间的比拟关系，由此确定人在自然界的居住位置。
在观察山形时，还好作拟人化的比喻，所谓「相山如相人」，就是将山的各部分与人体的部位分别对应进行考察：「因龙首尾以辨肢足瓜鬣，因臂腕以辨腰脐掖乳，因浅深以辨腹肠，因藏霹以辨臂腑，因高下以辨额角……盖有坐龙腕、镇龙脚，避龙爪……」
《管氏地理指蒙》）还把山的轮廓线与「三才」（天、地、人）对应：「额为天，欲阔而圆；鼻为人，欲旺面齐；颏为地，欲方而阔。」自然与人的尺度相类，于是大自然成为一种通人性的有灵机体，有首有尾，有耳有手，并且按人的比例组合，这种比拟极为天真幼稚，却使一切都洋溢着生机。这种环境空间的有机观念与中国特有的「天人合一」、「以天地为庐」的宇宙观察密切相关。
▌3. 察分台向背，分主客正从，主龙四周要有帐幕。
帐幕指主龙山之前后左右的小山，形法认为无帐幕则主龙孤单，所谓「真龙」应居中。「后有托的有送的，旁有护的有缠的，托多护多缠多，龙神大贵。」（黄妙应《博山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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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尚书·吕刑》记载，周穆王在叙述刑法的起源时说：“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这段话的意思是：蚩尤一开始作乱就祸害到了百姓，他的种种行为不仅没有对那些贪婪得像鹞鹰一样的人的嚣张气焰构成预防和打击的效果，反而使他们装出一番虔诚的奉上峰命令架势，更加疯狂的去掠夺人民的财物。所以，九黎族人不听从蚩尤的命令。在这种情形下，蚩尤制定种种严酷的刑罚来威逼九黎族人服从，并美其名曰“这就是法令。”于是，削鼻子、割耳朵、破坏人的生殖器、在人面上刺字等各种严酷的刑罚就开始滥加施行并成为制度了。从此以后，那些贪婪之徒杀人掠夺都有了华美的托词，他们说他们这样做是依法行事。这样，九黎族人才跟着他乱哄哄的干起坏事来。这一段记载给了后世读者一个印象：蚩尤是九黎族的暴君，太平盛世时期倡令作乱的凶顽之徒。如果你有兴趣再读一读其它史籍的话，或者如果你有兴趣还去读一读像《龙鱼河图》、《遁山开甲》等五行、谶纬或者志怪类如《述异记》等古代典籍的话，你会发现蚩尤的形象几乎被定格了：暴君、乱贼、贪婪凶顽之徒，一句话，这是一个绝对的反面形象。也许与“暴君、乱贼、贪婪凶顽”有关吧，在上述典籍中，蚩尤的形象又是那么怪异：“铜头铁额”、“八肱八趾”、“人身牛蹄，四目六手”、“食沙石子”。不仅如此，就连“蚩尤”这个名号也是怪怪的：《广雅释诂》：“蚩，乱也。”《方言》：“蚩，悖也。”又说尤，同由尤，是人肚子里一种虫；“蚩”、“尤”合起来意思就是一种行为悖乱的虫子，这自然是人们一句字义望“字”生义的结果。如果说《龙鱼河图》、《遁山开甲》、《述异记》等典籍是因其本身怪异而有意塑造蚩尤这样的怪异形象的话，人们望字生义而诠释蚩尤名号的意义则有明显的歧视、贬损、嘲讽等负面意义。那么，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里要说一段重复的话。我在《从史籍中看炎帝和黄帝》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司马迁采信《大戴礼记·五帝德》、《大戴礼记·帝系》的记载和观点，以黄帝为五帝之首，实际上就是以黄帝为尊，也就是以黄帝为正统，自然，举凡与黄帝所言所行所思相悖的就是非正统的，也就是非正义的了。用春秋笔法来记载和叙述非正统、非正义人物的历史，自然就要将炎帝对子氏族部落的征伐活动斥之为'侵凌’了。”《大戴礼·用兵》把蚩尤说成是“庶人之贪者也。及利无义，不顾劂亲，以表厥身。蚩尤愍欲而无厌者也。”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意见，由此推而广之，蚩尤与黄帝有过敌对行为，而且，很有可能，终蚩尤一生，他与黄帝只有敌对，没有合作。所以，人们在评述蚩尤的种种行为及由此而来的功过是非时，也受这种意见支配，并且，较之于评述黄帝的其他曾经有过敌对关系的对象，其批评、贬斥的主观态度又更为显著。司马迁是这样，其他古代史学家也是这样。
《史记·五帝本纪》说：“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这一段话暗合了蚩尤是暴君、乱贼、贪婪凶顽之徒的形象，也似乎印证了《尚书·吕刑》的记载。但是，它给人留下的悬念实在太多了。
《史记·五帝本纪》在记载黄帝为建立统一的国家雏形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伐活动，重点记叙三场战争：降服炎帝氏族部落的阪泉之战，平服蚩尤的涿鹿之战，安定北方的北逐荤粥之战。人们不禁要问：司司马迁为什们要单单叙述这三场战争呢？
阪泉之战促成了黄帝、炎帝氏族部落联盟的产生，奠定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雏形的基础，为人类社会迎来了文明的曙光，它的意义深远，值得一记；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剑指北方少数民族，发动北逐荤粥的战争，在安定北方的同时，彰显了新兴氏族部落联盟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及影响，在坚决打击敌对势力之余，震慑了其它潜在的敌对和分离势力，其政治意义胜过军事意义，是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共同维护和巩固统一民族和国家雏形而进行的一场宣传战，意义非凡，也值得一记。那么，涿鹿之战为什么也值得一记呢？我们不妨先在史籍之外的典籍中来搜寻有关线索：
《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蚩尤作兵伐黄帝，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日魃，雨止，遂杀蚩尤。”《龙鱼河图》说在涿鹿之战的初期，黄帝“遂不敌”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在天神的帮助下才制服蚩尤。《黄帝玄女战法》说：在涿鹿之战中，“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最后在仙女的帮助下才战败蚩尤。《玄女兵法》则说：“黄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注意，这里说“九战九不胜”、“三年城不下”，以至于或交战双方都比拼神力，或黄帝一方的神灵暗中相助，这才取得胜利，无非是说蚩尤是很强大的对手，其战斗力不亚于黄帝，甚至比黄帝还要高强，因此，仗打得惨烈，赢得艰难。这是涿鹿之战值得一记的原因之一。
史籍《逸周书·尝麦解》有这样一段记载：“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皞，以临四方，司＿＿（缺两个字）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翼。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这段话的意思是从前，天下还没有安定的时候，上天降生了炎帝、黄帝两个圣人，他们降生之后，才开始定制的制度、建立章典，并按制度、章典治理天下。在这个过程中，黄帝授命炎帝分派两个官员去管理地方事宜，炎帝就让蚩尤去少昊氏的故地山东任职。可是，蚩尤却在那里兴兵作乱，驱逐炎帝，炎帝大败而逃，蚩尤一路紧追，一直追到涿鹿，并进行了更为激烈的交战。炎帝非常害怕，只好先黄帝求援，黄帝就出兵与蚩尤作战，最后，将蚩尤战败，并把战败的蚩尤杀死在冀州一个叫“绝辔之野”的地方。
这段记载可以补充司马迁上述记载的缺漏，它交代了涿鹿之战发生的原因和大致经过：蚩尤氏族部落归属了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在职务上，蚩尤是炎帝的直接下属；当炎帝奉命委派两个官员去管理地方事宜时，炎帝作出了让蚩尤一同去山东赴任的安排，而炎帝自己也在山东一带，这说明炎帝和蚩尤除职务上的上下级关系之外，可能还有其它特殊的关系，这为蚩尤到山东以后，积蓄力量，整军备武，最后，举兵驱除炎帝创造了机会；蚩尤举兵驱逐炎帝，并把炎帝打得大败，这说明蚩尤拥有一个强大而又有实力的集体，即氏族部落，而蚩尤则是这个氏族部落的首领；黄帝让炎帝派蚩尤去山东赴任，也就是让蚩尤氏族部落迁徙到山东去，对于蚩尤氏族部落来说，这是被迫背井离乡，这应该是导致蚩尤举兵逐炎帝的主要原因；涿鹿之战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蚩尤逐炎帝，后一个阶段是炎帝联合黄帝共同战胜蚩尤，在形式上是氏族部落联盟平定子氏族部落的叛乱，属于平定内乱的战争。
涿鹿之战是一场平定内乱的战争，它的发生时期很特殊，因此，意义非同一般：涿鹿之战发生在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建立之初，也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雏形形成初期，平定这样的叛乱直接关系到了这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雏形的存亡和发展。这是涿鹿之战值得一记的主要原因。
《逸周书·尝麦解》的记载也许是可信的，所以，后世有不少史学家采用了这段记载。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罗泌，他在所著的《路史·后纪四》中是这样转述的：
“炎帝参卢，是曰榆罔，居空桑。政束务乘人而斗其捖，于是诸侯携贰，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颢，以临西方、司百工。德不能御，蚩尤产乱，逐帝而居于涿鹿，顿戟一怒，并吞亡亲。黄帝，时为有熊氏，实懋圣德，诸侯利宾之。参卢大惧，设襢于熊，黄帝乃暨力，牧神皇风后，邓伯温之徒及蚩尤氏转战，执蚩尤而诛之。于是四方之侯争辩者宾祭于熊，爰代炎辉，是为黄帝，乃封参卢于路，而崇炎帝之祀于陈。”
罗泌的转述较之《逸周书·尝麦解》的记载更为详细。第一，他告诉我们，炎帝氏族部落的首领，也就是炎帝，名叫参卢，又叫榆罔，榆罔及其氏族部落原来居住在空桑。空桑是一个地名，大致在现在的鲁西豫东地区。第二，到炎帝榆罔时期，炎帝氏族部落内部处于不稳定状态，面临分崩瓦解，这说明此时的炎帝氏族部落已经衰落了。第三，就在炎帝氏族部落处在这样的困境时期，炎帝派蚩尤去镇守山东西部，并管理工匠事宜。第四，到山东后，蚩尤接受炎帝的节制，但是，炎帝却缺乏节制蚩尤的实力，于是，蚩尤乘机起兵驱逐炎帝，这说明，炎帝和蚩尤同属一个氏族部落，他们之间是一种上下级关系；蚩尤举兵驱逐炎帝，也就是争夺氏族部落的领导权。第五，在连吃败场之后，炎帝求助于黄帝，黄帝派邓伯温等人领兵战败了蚩尤。这说明此时炎帝氏族部落已经归属了黄帝氏族部落并因此组成炎黄氏族部落联盟。第六，战胜蚩尤对于巩固和壮大以黄帝为首的氏族部落联盟有着非凡的意义，黄帝的天下共主地位由此而确定。
罗泌的这一段转述很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炎帝为战胜蚩尤而归顺黄帝并与黄帝组成炎黄氏族部落联盟，我们能否由此推断炎帝和黄帝之间是先后合作后又分裂呢？这样的联想至少可以引出两个问题：其一、是涿鹿之战促成了炎黄两个氏族部落的联合吗？其二、是先有炎帝、黄帝平定蚩尤的涿鹿之战然后才有炎帝、黄帝之间的阪泉之战吗？
这两个问题的支撑点在第一个问题上，我们不妨用解读文本的方式来探讨这个问题。在罗泌的转述中有三处缺主语：“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颢，以临西方、司百工”，“德不能御，蚩尤产乱”。从文言文省略句子成分的一般特点来看，这里应该是承前省略主语，这个省略的主语是“炎帝参卢”。“政束务乘人而斗其捖，于是诸侯携贰，乃分正二卿”，这是说炎帝榆罔时期，炎帝氏族部落联盟领导层内部矛盾重重，以至于疏于对子氏族部落的有效控制和管理，这导致了子氏族部落的离心离德，由此引发了氏族部落联盟内部的动荡不安。在这样的特殊背景条件下，炎帝“乃分正二卿”，对氏族部落联盟的最高领导层进行了调整，确定了自己与蚩尤在氏族部落联盟内一正一副两个最高领导职务，与蚩尤共同管理氏族部落联盟。“命蚩尤宇于小颢，以临西方、司百工”，这是说在具体分配工作的时候，蚩尤被委任主持管理少昊氏的故地山东一带，这是炎帝氏族部落联盟的西部边境。到此为止，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印象：炎帝榆罔和蚩尤之间的争斗乃是炎帝氏族部落联盟，甚或是炎帝氏族部落的内部事务，我们不妨称其为“内讧”。“黄帝，时为有熊氏，实懋圣德，诸侯利宾之。参卢大惧，设襢于熊，黄帝乃暨力，牧神皇风后，邓伯温之徒及蚩尤氏转战，执蚩尤而诛之。”这是说作为新兴的天下共主，黄帝的实力和影响力正如日中天，不仅赢得了其它氏族部落的拥戴，而且，在走投无路的狼狈处境下，作为老牌天下共主的炎帝榆罔也不得不屈尊相求，这就促成了炎黄氏族部落联合，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共同战胜了蚩尤。如此说来，问题的答案似乎应该是这样的：涿鹿之战促成了炎黄氏族部落的联合，先有涿鹿之战，后有阪泉之战。
父，《说文》的训解是：“巨也，家长率教者。”这就是说父就是大的意思，指的是拥有对人行使统领、管教权力的人，即首领。后来，“父”的这个意义被“后”、“帝”所取代。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不妨也用解读文本的方式来看一看《逸周书·尝麦解》。“昔天之初，诞作二后”，这“二后”指的是谁？从“命赤帝分正二卿”的叙述来看，“赤帝”乃是“二后”之一，从“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来看，另一后应该是黄帝。“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皞”，这里承前省略了两个主语，前一个主语是黄帝，后一个主语是赤帝，也就是炎帝。“命赤帝分正二卿”，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黄帝授命赤帝分派、任命两个行政主管管理地方事宜，这说明在涿鹿之战前，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已经存在了。“命蚩尤宇于少皞”， 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赤帝任命蚩尤去少昊氏的故地山东赴任履职，这说明赤帝和蚩尤之间是一种上下级关系。联系下面叙述蚩尤举兵驱逐炎帝的情节来看，赤帝和蚩尤很可能属于同一个氏族部落，而且，他们是这个氏族部落的两个重要首领。所以，蚩尤逐赤帝应该是炎帝氏族部落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再读《路史·后纪四》所附的《蚩尤传》，我们更容易理解赤帝和蚩尤之间斗争的性质：
“帝榆罔立，诸侯携，胥伐虐弱，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颢，以临西方、司百工。德不能驭，蚩尤产乱，出羊水、登九淖，以伐空桑。逐帝而居于涿鹿，兴封禅，号炎帝。”
这一段话意思是：榆罔继承炎帝地位的时候，氏族部落联盟内部的子氏族部落各自为政，以强凌弱，氏族部落联盟面临瓦解。于是，炎帝榆罔选派两名得力官员区地方上管理个子氏族部落。他任命蚩尤到少昊氏的故地山东去，分派蚩尤管理西部的子氏族部落和各种工匠。但是，蚩尤的实力和影响力太大了，炎帝榆罔更本就无法驾驭蚩尤，蚩尤乘机兴兵作乱。蚩尤反出羊水、九淖，直指炎帝榆罔的大本营空桑，把炎帝榆罔驱赶到涿鹿。之后，蚩尤取代炎帝榆罔而自称炎帝，并举行了祭告天地的封禅仪式。
这一段话说得十分明确：蚩尤驱逐炎帝榆罔，目的是取而代之，自立为氏族部落的最高首领炎帝。
那么，怎样来理解《逸周书·尝麦解》和《路史》对这段史实叙述的不同之处呢？我们认为三者之间可以互为补充，《逸周书·尝麦解》着重于交代事件发生的背景，即涿鹿之战是在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形成之后发生的，所以，作者特意在叙述之后来了一段这样的评述：“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作者认为，蚩尤兴兵驱逐炎帝，这是“以甲兵释怒”，用战争说话，述说自己内心的不满。联系前后文来看，蚩尤不满的多半是炎帝分任给自己的职务和工作。作者又认为，黄帝援助炎帝平定蚩尤之乱这是顺天意，有利于稳定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内部的稳定和有序运作，所以说平定蚩尤之乱是“用大正顺天思序”。我认为，这样的评述是紧扣涿鹿之战繁盛的背景来说的。《路史》的转述则着眼于“展示细节的真实”，补充说明《逸周书·尝麦解》叙事细节方面的不足。
《蚩尤传》的上述叙述给后世留下了一段公案：蚩尤是否就是炎帝？吕思勉等前贤经过考证以后认为阪泉和涿鹿是同一个地方，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乃是在同一个地方发生的两场战争，很可能就是同一场战争中前后两个阶段中的两场大仗。以此为一个依据，吕思勉等前贤认为炎帝和蚩尤可能就是一个人。我认为不同的人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在同一个地方进行不同的战争，在同一个地方进行不同战争的未必就是同一个人。今人刘俊男老师在其《炎帝就是蚩尤》一文中，先论述炎帝不是神农，然后从十一个方面举证论述炎帝就是蚩尤的理由。我也赞同炎帝不是神农，但并不是说炎帝和神农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我认为就单纯的名称这个意义来讲，神农和炎帝是同一氏族部落前后不同时期的首领。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从《逸周书·尝麦解》和《路史》的叙述来看，蚩尤和炎帝之间应该也有一种特殊关系：很可能，炎帝榆罔和蚩尤是同一氏族部落同一时期的两个主要首领。所以，《遁甲开山图》说：“蚩尤者，炎帝之后，与少昊治西方之金。”《路史·后纪四》说：“蚩尤姜姓，炎帝后裔也。”一般认为，榆罔是神农、炎帝家族的末代首领，而蚩尤则与榆罔同时，这与《遁甲开山图》、《路史》说蚩尤是炎帝的后裔并不矛盾。从《蚩尤传》来看，蚩尤有过逐炎帝榆罔而自立为炎帝的举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蚩尤是众多的炎帝中的一个，言蚩尤冢是炎帝陵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以此断定蚩尤就是与黄帝同时代的炎帝而直言炎帝就是蚩尤，这是不恰当的。
蚩尤与炎帝同属一个氏族部落，蚩尤乃是炎帝氏族部落的后裔，其族源、出生地及早年活动地、活动范围及“牛首人身”的形象的相同乃至重叠实属正常。当炎帝氏族部落归顺黄帝氏族部落并由此组成炎黄氏族部落联盟以后，作为炎帝氏族部落的后裔及炎黄氏族部落联盟的一个中成员，从职业上来说也好，从职务上说也好，蚩尤从事于炎帝相同的工作，这也是正常的现象。当蚩尤与黄帝交恶的时候，蚩尤秉承氏族部落的传统以火攻黄帝，与黄帝以谴责炎帝氏族部落的罪状去谴责蚩尤，这也属正常现象：蚩尤不是炎帝氏族部落的吗？这些都蚩尤与炎帝相同的方面。在古籍中，蚩尤主兵，是战神，蚩尤主法主罚，德合荧惑星，即火星，所以，与火星相对应的炎帝，也体现了蚩尤的特征。但是，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到古代人帝陪天帝、人间帝王的臣佐陪人间帝王的祭祀体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作为神灵的炎帝和蚩尤在古人的表述中还是有区别的。《淮南子·天文训》说：“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这段叙述告诉我们：炎帝是天帝，在星宿上表现为太阳，人间帝王炎帝与之相配受祭，朱明是人间帝王炎帝的臣佐（一说朱明是夏季的另一种说法），与人间帝王炎帝相配受祭，在星宿上表现为荧惑星，荧惑星就是火星。这样的表述暗合炎帝与蚩尤的关系：在南方天宇的星宿，太阳和火星一主一次，与炎帝和蚩尤的一主一次的关系一样。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在叙述炎帝、黄帝、蚩尤三者之间的关系时，他的政治倾向性十分明显：以黄帝为正统，在叙事时始终以黄帝为本位和中心，故不惜使用春秋笔法。你看，言炎帝，则称其“侵陵诸侯”，言蚩尤，则称其“作乱，不用帝命”，而且是“最为暴”，特别是司马迁前面说“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后面又说，在这样的敏感时期，“轩辕乃修徳振兵”，其言外之意就是炎帝无德，炎帝失德。司马迁更本就没有以炎帝为本位来纪事。既然已经在做了这样的铺垫，司马迁为什么还要讳言黄帝啥蚩尤呢？没有必要，事实上，司马迁并没有讳言黄帝杀蚩尤，你看，他不是说黄帝“遂禽杀蚩尤”吗？既然如此，我认为，说司马迁为避免轩辕黄帝有“犯了弑君之罪”之嫌而有意识的将本为同一个人的炎帝、蚩尤分为两个人来叙述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怎样来表述炎帝和蚩尤之间的关系才比较合适呢？我觉得这个答案可以这样来写：炎帝和蚩尤是同一氏族部落同一时期的两个主要首领，蚩尤曾一度驱逐炎帝榆罔自立为炎帝，这是涿鹿之战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