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分配失衡、背离经济规律：郑和下西洋被终止的深层次原因
后世一提起举世闻名的郑和下西洋，往往与“四海宾服”和“厚往薄来”密切联系起来，这次历时30多年的远洋航行壮举是古代世界航海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久、船只和船员最多的大海洋航行，将明朝的政治威望和影响力辐射到西太平洋、印度洋乃至非洲东部地区。但是，以众多朝廷官员为代表的反对派始终坚持认为下西洋“劳民伤财”，是入不敷出的“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几经周折，下西洋行动终于在明宣宗时期彻底终结。那么，郑和下西洋真的是只讲政治利益不讲经济利益的举动，真的是因为入不敷出带来了巨额经济损失才被终止的吗？仔细审视郑和下西洋前后明朝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不难发现，郑和下西洋所带来的经济收益特别是经济“溢出效应”远高于经济支出，获利巨大。但由此带来的利益集团利益分配不均衡，以及贸易模式背离经济规律，使得下西洋成为难以为继的弊政，并最终被彻底摒弃。
郑和下西洋的显性原因：追捕惠帝与耀兵异域
即位之初，明成祖朱棣就下令由心腹太监郑和率船队下西洋，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在《明史》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从《明史》的分析来看，郑和受命组建船队下西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自身得位不正，在冒险攻取南京夺取帝位后，建文帝却不知所踪，朱棣心里并不踏实，派人大江南北明察暗访之余，担心建文帝流亡海外，毕竟在当时东南亚地区有不少华人经商居住，因此，打算派心腹郑和下西洋，以寻找建文帝的踪迹。二是朱棣在坐上皇位后，为了彰显自己的正统性，打算与海外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将他们纳入朝贡体系。派出的船队不仅携带大量瓷器、丝绸等硬通货，还随船驻有大量武装军队，显示大明兵精国强之势。
明朝时期东南亚示意图
郑和船队宣威海外
根据众多的史料来看，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宣扬国威，以表现自己的“天朝上国”地位。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写的《西洋番国志》记载：“永乐初，敕遣中外重臣循西海诸国昭示恩威，扩往圣之鸿规”。很明显，永乐皇帝希望通过庞大的舰队来展示明朝的强盛，达到“招抚远人”“万国来朝”的景象。中国古代总是将自己看做是“天朝上国”，而将其他国家和民族贬斥为“蛮夷”，认为世界所有的“蛮夷”都应该臣服于“天朝”，向“天朝”朝贡。
这一点，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之时，曾经立石碑记载他对于七下西洋行动的目的：
“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琮贽，重洋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绮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
郑和下西洋举动背后的隐性因素:攫取巨额经济利益
要想看清楚郑和下西洋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不得不从永乐朝时期的国内国际形势谈起。一方面，谈一下永乐皇帝当政时期作出的几桩大事所需的开支问题。朱棣继位之初，除了安定国内人心，稳固统治基础外，边境也面临着棘手的问题，北方的北元蒙古残余势力依然强大，不时地侵袭国境；南方交趾郡也有脱离明朝统治的想法，于是，为了进一步彰显自己的正统性，永乐三年至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先后五次亲征蒙古，每次都出动十多万兵马；派成国公朱能、英国公张甫四次南征安南；又着手迁都北京，征调工匠、民夫上百万人扩建修建紫禁城，大修武当山，尊崇真武大帝等等。这些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这些钱粮一方面来源于国库，另一方面则来源于皇帝的内库，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源无法有效支撑这些政绩。
另一方面，建造维护庞大的郑和船队需要极大的财力支撑和消耗。要想完成一次下西洋的行动，明朝政府必须为此付出巨额的财力支出。
一是在船只建造支出方面。郑和下西洋所选用的远洋航船，其载重量为“五千料”，所谓的“料”是明代一种用于衡量船只载重的计量单位，换算成今天的数据，则是在400吨左右。而郑和船队每次往往由六七十艘同类型的船只组成，再加上工匠人员支出、木材运输成本等，建造一支远洋船队的成本可谓是天文数字。罗登懋著《三宝太监西洋记演义》写道:
“这个船数又多，制作又细、赞用又大，须是支动天下一十三省钱粮来，方才够用”。
郑和船队出使
郑和宝船
二是采购物资成本。郑和下西洋虽然带有“宣威海外”的重要使命，但是与海外各国做生意采买货物也是重要任务。为此，在船队出发之前，朝廷必须大量采购瓷器、丝绸等货物，虽然朝廷并没有通过市场议价的方式进行采购，往往采取低价采买的方式盘剥各类工匠，这也成为日后下西洋行动被人诟病的重要诱因，但是，单单采购巨额货物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三是对海外各国和随船官兵的赏赐。在远洋航行中途中，郑和遵照朝廷旨意，会对承认朝贡关系的属国进行封赏，比如《奔山堂别集》就记载了永乐三年朝廷对占城国王的赏赐：
“赏赐占城国王黄金百两,白金五百两。六年,又赏赐黄金百两,白金五百两,锦绮纱罗五十匹,彩绢百匹。”
此外，由于海上航行任务艰巨，时间长达数年，随船官兵人员损耗较大。为了激励将士士气，在每次航行归国后，皇帝还要对船队官兵进行大规模的赏赐，如永乐九年一次赐“钞二十万锭并彩币等”。根据《论郑和下西洋》一书中考证，仅是低级船员，每人的赏赐就有10锭，以舰队每次出行数万人的规模来计，光是银两赏赐就足有30万锭。
从上述两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永乐时期，明政府五征蒙古，四征交趾，又疏通运河并大修北京城。这对于一个刚刚经历过“靖难”内战的国家而言，其耗费是难以想象的，推行下西洋花费更是一笔无底洞，如果朱棣是一个单纯好大喜功的皇帝，那么他可能做出下西洋的炫富之举，但是考虑到下一次西洋耗费的人力物力巨大，这样花钱买面子的事情只会干一两次，而不是在永乐朝连续下西洋六次之多。更重要的是，据史料记载，虽然面临巨额开销，再考虑到郑和下西洋时，“靖难之役”带来的国内战争创伤尚未完全消除，但是在永乐朝大明朝的财政状况并没有恶化。
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趾，北征沙漠，资用未尝乏——《明史·黄福传》
在国内财源没有得到有效拓展的情况下，明朝大肆花钱却没有出现财政危机，唯一合理可信的解释就是郑和下西洋从事的贸易活动给大明朝带来了巨额的经济利益，正是这种经济利益维系了朱棣在位期间的巨额花费。而据陆从东主编的《静海沧桑》一书初步核算，以郑和下西洋为特征的明初海外贸易开放政策，给明朝政府带来的巨大财富为白银千余万两，黄金三十万两。
郑和下西洋带来的经济利益分析：朝廷与地方经济双重获益
正是看中自唐宋以来海外贸易的庞大收益，朱棣继位后，重建了曾因倭寇侵扰而废弛的市舶司，建立完备的海外贸易管理体系。万事俱备后，明廷以郑和为使臣，率领船队穿梭于各国之间，打着赍赏的旗号开展官办贸易，为“靖难”后百废待兴的明王朝打通了一条经济输血大动脉。
通过将瓷器和丝绸贩卖至海外，明朝政府攫取了巨额的商品差价利润。在郑和船队购置带回国的主要货物为胡椒和苏木。依《瀛涯胜览》记载，胡椒在其产地苏门答腊岛的价格仅为0.01两/斤。而据《明会典》记载，胡椒在洪武年间的国内市值高达0.2两/斤，差价二十倍于产地！即使是加上运费，利润也十分可观。谁能说明朝上层只是单纯地想着“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而无视这巨大的利润空间呢？而这一本万利的生意，正是赖于郑和下西洋才能做成。
由此可见，郑和下西洋非但不是“入不敷出”的赔本生意，反倒是为大明王朝带来巨额财富。严从简在其《殊域周咨录》中一语道出了下西洋的“多赢”效果：“又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下西洋对于经济以及国家财政的裨益，于此可见一斑。
更加重要的是，郑和下西洋不仅直接给朝廷国库带来了巨大收益，而且还给地方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溢出效应”，带动了部分地方经济发展。以郑和下西洋的出发地太仓为例，“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经今七次。每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按照郑和亲立的《通番事迹之记》碑中记载，郑和七次下西洋全部是由刘家港出发，每次也都以刘家港为返航的收泊地。
郑和使团不仅带回了西洋各国的奇珍异宝、土特产品，也将一批批外国使团迎来送往，将大量的中华物产输向世界各国。太仓的刘家港不但是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也成了明廷对外交往的口岸。明人称颂其盛况道：“今永乐承平之岁，薄海内外，靡敢不服，九夷百番，进贡方物，道途相属，方舟大船，次第来舶，太仓复旧之宏规。”清人追溯其繁荣景象道：
“是时西洋贡船络绎不绝，咸欣其便，遂称为天下第一码头，各国奇珍异宝无不毕集。”
外藩进贡的麒麟（长颈鹿）
因下西洋受益的不止是一个太仓，实际上，在大明版图内，江南许多地方的经济迅速受到下西洋的带动效应影响，当时的佛山便从“孤村铸铁”成为商品运转中心。一些需要从国外进口的日常用品，由奢饰品价格降为了日用品价格。自永乐朝起，在朱元璋时期秉承海禁政策的明朝，不过几十年时间，迅速出现了东南经济繁荣的景象，郑和下西洋功不可没。
郑和下西洋终止的深层次原因：各阶层经济利益分配不均衡与违背经济规律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很明确的结论：明朝通过郑和下西洋官营贸易获得了巨额财富，但是郑和下西洋属于官方垄断经营活动，不尊重经济规律，一味由皇室独占海外贸易的收益，不给私人海商和豪强贵族分一杯羹的机会，再加上不能正确应对海外贸易带来的商品过剩问题，简单粗暴地采取“折俸”手段，朝廷官员不但没有从海外贸易中获益，反而因此利益受损，不同阶层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不均衡最终导致郑和下西洋被丑化为“劳民伤财”之举，最终偃旗息鼓。
一是郑和下西洋带来的贸易收益主要惠及皇室，对民间生计多有影响。从郑和船队带回来的货物来看，大都是苏木、胡椒等奢侈品，这些物资基本上只能供上流社会消费和把玩，难以有直接的投入产出比。这也就是明宣宗时期车驾郎中刘大夏质疑郑和下西洋举动的理由：“郑和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数以万计，就算取得珍宝回来，对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
“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
此外，郑和下西洋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由于大量白银和黄金通过贸易顺差流入明朝，在解决中国自唐宋以来贵金属紧缺问题的同时，也使得永乐年间货币贬值近30%；由于造船任务繁重，使得南方造船地区的手工匠户大量逃亡，南京区域的船工匠户甚至锐减了四分之三以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生计。这也就是明宣宗时期罢下西洋的同时，朝廷下诏“凡采办、买办物件并打造海船木植物料等项营造物料悉皆停罢”的原因。
二是明朝官营海外贸易体制极大地抑制和影响了私人海商和豪强贵族从海外贸易获利的机会，使得他们因分配不均衡坚决反对下西洋活动。明朝政府采取的海外贸易官方独营政策，不尊重经济规律，不但与宋朝时期鼓励私人海外贸易无法相比，连元朝时期被后世诟病不已的官私合营的“官本船”体制都不如，“官本船”好歹还是一种公私合营的国家垄断混合经营体制，官方出本钱和出船，雇佣私人海商代理经营，获利后官家和私人七三分账。
据《元史》所载“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蕃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
明朝政府这一垄断经营体制无异于“吃独食”，在赚到盆满钵满的同时，损害了广大海外商人和试图分一杯羹的豪强贵族的利益，不但遭到了他们的坚决抵制，还使得民间走私风气蔓延，这些利益受损的社会阶层便利用各种手段反对下西洋行动，并由此形成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如嘉靖朝的内阁首辅徐阶指挥家人直接参与海上走私。当时沿海边防面对有朝中重臣作为保护伞的走私队伍，已经到达了“守臣不敢问，戍哨不能阻，一向蒙蔽公法，相沿数十百年”这种耸人听闻的地步。朝廷因此损失大量关税。反倒不如宣布放开海外贸易经营权：““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更加可以保障关税。在如此利益勾结之下，皇帝三令五申要求的海禁，面对的只是文官们的阴奉阳违。郑和下西洋正是保护官方独占的海上对外贸易不受其他势力的阻挠。
三是再加上朝廷为应对进口过剩带来的商品价格下降局面，采取内部倾销“折俸”损招，加剧了朝廷官员对下西洋活动的反感和厌恶。由于下西洋是官营贸易，其计划式的经营模式和官僚管理带来的低效，使其最终不可避免地走进了经济规律的死胡同。随着大量胡椒涌入市场，胡椒价格持续走低。短短两年时间，到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明朝国内的胡椒价格就已经下跌至0.1两/斤，降到洪武年间的一半。如此一来利润空间大幅缩水，市场也趋近饱和，皇室仓库里的胡椒苏木堆积如山。为了解决胡椒积压问题，又不想减少利润，从永乐五年开始，明廷利用“折赏”“折俸”的方式，把苏木、胡椒当成奖金或工资发给下层公务员，甚至上层文武官员。在发放过程中，政府又不肯低价卖给各级官员。永乐二十二年，在胡椒的市值已经低于0.1两/斤的情况下，折俸时竟仍取洪武年间0.2两/斤的价位。本来明廷俸禄就是历代最低水平，胡椒、苏木折俸的做法无异于进一步克扣工资。大小官员对此敢怒不敢言，纷纷把郑和下西洋当成了降薪的出气筒。
《明宣宗实录》记载：永乐二十年至二十二年，文武官俸钞倶 折支胡椒、苏木。
于是，在一众官员的口诛笔伐下，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瞬间成了“劳民伤财”之举。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辅政大臣以年幼的明英宗的名义，命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停罢采买营造（《英宗实录》），明初的下西洋贸易至此方才正式落幕。但是，令朝廷大臣们始料不及的是，“劳民伤财”的下西洋没停止前，朝廷大肆花钱却没有什么财政压力，到了停止下西洋的宣德年间，工部尚书黄福反而叫苦不迭：国库空虚，处处“征调将何以济”。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下西洋能给国库带来巨额收益。
结语
郑和七下西洋是古代航海史的一大壮举。它既是国力处于巅峰期的大明王朝彰显东亚乃至世界“霸主”的雄心和野望，也是为了永乐朝北击蒙古、南征安南等一系列国内外政绩寻求长期稳定财源的客观需要。为此，朱棣承袭了元代“官本船”官家介入海外贸易的思路，并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垄断经营的程度，将私人海商和豪强贵族排除在外，试图独占海外贸易的红利。毫无疑问，郑和下西洋通过用瓷器和丝绸等硬通货获得了胡椒、苏木、白银黄金等大量经济利益，是一笔相当合算的买卖。但它所获得经济利益多为难以变现的奢侈品，使得明廷采取“折俸”法，损害了各级官员的切身利益，使得大小官员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再加上它“官营垄断”的性质，其经营思维严重偏离经济规律，独占海外贸易利益，打击抑制了私人海商和豪强贵族从海外贸易中分一杯羹的机会，即便在初期达到了盈利效果，后期也无以为继。如果明廷能够及时调整官营垄断经营的思路，转为鼓励私人海商经营，自己转而效仿宋朝政府收取关税，同样可以达到国库富足的目的。但是小农思想占据优势的明朝统治者缺乏海洋思维，对海洋怀有天生的恐惧感，长期采取海禁政策，逐渐走向了封疆锁国的窘境。只有乘风踏浪、游历大洋的郑和才对海洋贸易有深刻的理解，只有到了近现代，有识之士才真正理解当年郑和的那句话的含义：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海上。
参考资料：《明史》、《明实录》、《殊域周咨录》、朱巍《郑和下西洋与明代太仓经济社会的发展》、江寒秋《郑和下西洋的经济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