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山 马芳骥//童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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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记忆
我脑子里的印象，我记事那年应该就9岁啦。还住在老村子里，应该就是文革开始前，1965年前后。再早以前的事就没一点印象了。
当时，最好的玩伴有主要六七个。有马雨录、马光学、马有锁、马万利、马喜录、李官喜、李鸿飞，也可能就是刚入学才认识的几个同班同学。他们几个分别住在前街里、后道里、福天苑里、北门口和清明巷，可以说玩起来踏遍四角（也就是说满村子转）。写作业去的最多的是光学家、鸿飞家、官喜家，喜录家在前街最远去的少些，官喜家离学校最近去的多些，雨录家离我家最近（出了我家胡同口门，顺我家西墙往后走，拐一个弯就到了。总共也就有三四十米远，他家门朝西）。去他家的次数也最多，吃的次数也是最多的，到他家里不是吃蒸红薯片就是吃红薯面馍。
童年给我印象最深，最后悔的是我干的两件蠢事。真地到死都不会忘。一件是撕了家里发的布票。你说当时都那么大了么，说憨也不憨啦，说不憨也还憨。竟然把家里发的几丈布票当成好玩的纸片拿去和几个伙伴玩去啦，当母亲发现还把撕的稀巴烂。只记得挨了一顿打，事情也不知道咋了的。第二件事是把家里仅有的两块银元交了大队。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吆喝破四旧离四新扫除一切牛鬼蛇神，也不记得是大队广播吆喝哩还是学校要求的，也由于家里人胆子都小，反正是把家里仅有的两块银元无偿地交给了大队。
推磨是我最熬煎的事儿。当时父亲在外工作，推磨就是我们姊妹几个的事儿。白天大人要劳动，我们要上学，只有晚上磨面。磨面时，妈妈罗面，我们姊妹几个轮流推磨。人推磨磨面本来就很慢，一次也磨不下太多的面，家里人口又多，磨一次面吃不了几天又要磨。常常磨到十一二点，一坐下来就打盹。回的时候往往腿都拉不起来走都不想走。
孩子病了骂“呀害子”。按说法呀害子应该是一种说不来的怪兽。过去，小孩不幸生病了，有时候也不知道是啥原因。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很多人就说是“呀害子把娃携走了!”，就有了骂呀害子一说，目的就是要呀害子把娃还回来。骂呀害子一般都在晚上。一次，我们生产队有一个小孩意外死了，他妈就骂过呀害子。半夜里，母亲手拿这铁盆，骑在厦脊上边敲盆子边骂，具体骂的是什么，时间久了也忘了。其实，这是一种迷信的做法，啥事都不顶。后来，医学发达了，病能识清了能治了，骂呀害子这种愚昧的做法渐渐消失了。
浇地工具略有改进。 当时，浇地已用上了水车斗子和水车桶子。四个人用柳灌浇地的情形我一点都没印象。水车斗子是用人像推磨一样推着转，一斗一斗的水就从井里被带出来了；水车桶子和水车斗子类似，也是像推磨一样推着，水从铁桶子里被皮片带出来，顺着斗子流到渠里。比柳灌浇水稍微进步了一点。再后来，就用上了一种机器叫锅驼机，烧煤，点火时用木炭做引子。这就是最早的机械化。
那个年纪，套麻雀、掏麻雀是我们的最爱。套麻雀一般是在土墙上，因土墙年久失修，很多时候墙上都有墙窟窿，墙窟窿就是麻雀的窝。套麻雀时，先在麻雀窝旁边订一个钉子，找一根马尾，一头绑个圈，一头绑在钉子上，圈正好套住麻雀窝口，只要麻雀出来，一套一个准。套麻雀一般白天就行，而掏麻雀一般在傍晚，吃过晚饭，几个人拿上手电，到用椽和玉米杆搭的牛棚上面掏最好掏，说是掏实际就是捉，手电一照，麻雀一般眼睛就看不见了一动不动，踩上栓牛的桩子，有时一把就捉两三只。一般冬季掏的时候多。
后
稷
文
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