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陵：内蒙古辽代帝王陵及其壁画的考古学调查报告》中文译注本跋二
先说一件事。闻听俊义君即将调离赤峰学院，到大连民族大学执教鞭、拓新土，从此平台得以放大、资源得以增容、视野得以延扩，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快意之事。作为老友兼同道，我要首先向他表达浓郁的祝贺之情，预祝他在大连这座滨海之城再展慧业。赤峰学院的教授似乎一向都有奔赴辽宁的冲动（我记忆中至少已有田广林、李晓峰、王惠德、滕海键四位学者先后调往辽宁省内高校工作），赤峰籍作家也喜欢把辽宁当作栖居灵魂之地（最典型的就是鲍尔吉·原野），究其缘由，概因赤峰的前身昭乌达盟在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九年曾归辽宁管辖，赤峰人心里怀有一份难以割舍的、“前女友”般的“十年属地情结”；同时，赤峰的区位紧邻辽宁，风马牛相及，不但风物习俗接近（譬如都特别爱吃酸菜），市井方言接近（譬如都惯说“扯犊子”、“嘚瑟”、“揍相”、“潮了吧唧”、“你瞅啥”），古文化遗存遗迹遗韵也共享着（譬如驰名中外的红山文化），东北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很强。大连在赤峰的东南方向，俊义君的这次“有机跳槽”也属于一次标准的“孔雀东南飞”，但我相信他这只学术孔雀对故乡赤峰的感情会始终保持在“五里一徘徊”的程度上。而且，他因为离开了故乡，反而更能拥有一个亲切温暖的故乡。
李俊义（左）、张阿泉、陈海（右）三好友在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相聚（程辉摄于2006年1月25日）
李俊义教授十三年前在内蒙古大学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张阿泉摄于2007年1月6日）
再说一本书。《庆陵：内蒙古辽代帝王陵及其壁画的考古学调查报告》这本大书的付梓，可谓俊义君献给故乡的又一份厚礼，也是他在赤峰学院敬业做工五年来的一个阶段性收束。作为产品频出、学风笃实的“非著名学者”，他所带领的学术攻坚队（含他的爱子、青年日文译者李彦朴）近年来只争朝夕、不舍昼夜，极具战斗力，小的项目不算，光是开创式的重点项目就已完成了三大项，即日文版《赤峰红山后：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史前遗迹》（一厚册）的译注出版、日文版《庆陵：内蒙古辽代帝王陵及其壁画的考古学调查报告》（两厚册）的译注出版，以及《草原金枝：元朝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研究》（两厚册）的编著出版，分别深植于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和蒙元文化三大赤峰精华文化领域。《庆陵：内蒙古辽代帝王陵及其壁画的考古学调查报告》与《赤峰红山后：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史前遗迹》非常相似，也是出自两位日本著名学者之手的考古学名著（系迄今为止有关辽庆陵发掘材料中最为完整的一份报告），也是首次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日满文化协会对辽庆陵持续进行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全方位考古活动，虽被后世贬斥为“专业盗掘”，但也客观上为世界考古学界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考古成果。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就谈过下面这个感受，即学问是公器、是阳光，一旦公之于众，便不分民族和国界，任谁也不能独贪和垄断。那么用“拿来主义”的思维把日本学者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抢先采获的关于红山文化、辽文化的优质考古成果译介成雅驯中文，弥补国内考古缺失，嘉惠华夏学林，未尝不是一件富于建设性的学术盛事。日本学者精于勘察、勤于著述，想来有关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的日文版学术著作还有很多未被译介，俊义君的学术攻坚队虽只是“尝鼎二脔”，但已经打开局面，酝酿出了好气势。
《庆陵：内蒙古辽代帝王陵及其壁画的考古学调查报告Ⅰ》中文译注本，（日）田村实造、小林行雄著，李彦朴等译，李俊义等校注。
《庆陵：内蒙古辽代帝王陵及其壁画的考古学调查报告Ⅰ》中文译注本内文版样
《庆陵：内蒙古辽代帝王陵及其壁画的考古学调查报告Ⅱ》中文译注本内文附录五版样
最后说一个态势。《庆陵：内蒙古辽代帝王陵及其壁画的考古学调查报告》由李彦朴领衔翻译、李俊义领衔校注，积累多年，工程浩大，不但把原著精准地译介过来，还搜集附录了大量主题链接图文资讯，包括辽庆陵（东陵）出土壁画摹本、辽庆陵陪葬墓出土文物选辑、辽宁省博物馆藏辽庆陵出土文物综述、辽永庆陵发掘纪实、围绕计算机影像复原辽庆陵（东陵）的考察、辽庆陵壁画的颜料等等。相较原著，中文译注本新增加了二百三十馀幅黑白与彩色插图（主要集中在第一册）、八十馀幅彩色图版（主要集中在第二册），为破译庆陵这座契丹辽文化的地下宝库提供了更多的侧面和维度，从而进一步印证了田村实造、小林行雄两位日本学者的考古发现：“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根据各自生活的地域因俗而治，其结果是使契丹文化不可避免地融合了契丹、中原和中亚各文化因素。有的人可能会认为，契丹文化只是对中原文明的模仿，因为后者明显优越于前者，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如我们在庆陵壁画和文物中所见，契丹人成功地创造了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其缘由恰巧在于辽朝特殊的社会结构。”俊义君的学术攻坚队不慕浮华选题，专攻珍稀史料与文献的整理复原和译介，像工程师、筑路工一样为行路者疏浚阻塞、铺架道桥，路可谓正焉，功可谓大焉。去年夏天，在呼和浩特海航酒店，俊义君作为赤峰学院教授接受了我执导的大型纪录片《寻归之旅》的专家采访。在片中，俊义君说：“对于历史文化研究，我觉得应当以文献为基础，就是要深入地挖掘档案资料，同时还要做一些田野调查，将田野调查要和档案资料结合起来。作为学人，在研究的时候一定要严谨、求实，同时还要下大功夫，你不能不下大功夫就随便提出一个奇谈怪论来，那样就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这段话，可谓清晰阐明了俊义君一惯的治学态势，提炼一下就是“盯紧档案文献+辅以调查发现+扑倒身子苦干”，这个道理不新鲜，说起来其实谁都懂，但要做起来乃至做成功则殊为不易，个中无言无限的冷暖甘苦非业内人士不能感同身受也。归根结底，高品质的学术研究走的是寂寞之路、开的是寂寞之花，它的寂寞就是它的本色，它的寂寞就是它的灿烂，其漫长枯燥艰苦的过程始终灌注着一脉超拔孤绝、力求完美的“匠人精神”。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七日至八日，断续写于呼和浩特。正值秋末冬初，黄叶尽凋，寒气渐甚，晴天朗日之福可随时贪享。
编 辑：孟 春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