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人启事”
我的高中母校——绍兴稽山中学，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殊班级，那就是我毕业那年（1959年）所在的高三五班。
说它特别，是在同学们毕业整整六十年后的今天，这个班的同学不仅在微信群中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自2002年稽中七十周年校庆至今，从步入花甲门槛、驶过古稀驿站到徘徊在耄耋大门前的老同学们，先后十次相聚，地点从绍兴古城、柯桥新城、王坛山区延伸到杭州西湖、上海外滩，嘉兴名城，时间也从一顿饭功夫扩展到一天、两天、三天，其情殷殷，其乐融融。在稽中高中五九届五个班级中，唯有我们这个班一直保持着如此深厚的凝聚力。
老同学在暌别半个多世纪中，没有电话、居所不定、单位变更，更何况经历十年文革的兵荒马乱，找到和欢聚一堂谈何容易。最早一次聚会仅到了八位同学，后来经过大家千方百计、转弯抹角地的苦苦寻踪，最终竟奇迹般地找回了原五班的“半壁江山”。每个人的“陆归”（也有个别“海归”）到“娘家”者，各有一篇有趣的故事。然而不幸的是，有的“新”人在找到时已因病无法前来报到相聚，更有一些“老”人在“新”人陆续前来报到时却相继离去。从第一次聚会至今，曾参加过聚会的同学中就有八位已经归天。每传来一次噩耗，都会令我怆然泪下，不胜悲恸，不止一次地在梦中看到熟悉的身影飘然而来，轻轻走到我的面前，无声地走过我的身边。
最早找回阔别四十余年的老同学从而举办第一次聚会的功臣，当数居于绍兴本地的陈维夏，没有她的努力，也就没有2002、2003年的两次聚会。第一次龙山宾馆聚会，由徐继恩、张尚德做东，参加者还有陈维夏、何绍康、沈淑娟、朱志清、沈国泰和我共八人。第二次参加者增加了傅炳均、董祖仪和赵圣泉，傅、董二人应该沈国泰找来的。这次聚会，陈维夏还专门带领何绍康、赵圣泉和我游览了稽山公园。
2003年赴绍时，我入住在和畅堂斜对面的咸亨大酒店，记得高中与我无话不谈的老朋友江文杰家就是和畅堂1号，于是我抽空步行到对面去寻访。谁知那里已经面目全非，记忆中1号荡然无存。后来几天我一有空就在和畅堂路口盘桓，以期与老同学偶遇，但最终无果。当聪明的赵圣泉获悉此事后，就深入居委会打听江文杰下落，果然获得确切消息，遂使我得以与江文杰重逢。事后圣泉还 戏谑地说：“你真是书呆子，在马路上怎么能找到人呢？”。然而2009年的柯岩聚会，江文杰却觉得自己一生“碌碌无为”而执意缺席，不过却多了当地的高如荣和从沈淑娟那里获讯而从义乌赶来的叶竹娟两位同学。另一位则是我的好友梁智勇，他是通过其在景德镇厂办大学同学、我二哥谢善骧与我接上关系的，听说我来到绍兴参加聚会，亟待与我见面的他就兴冲冲地从景德镇赶来了。遗憾的是朱自清因中风而未能参加这次聚会，更令人悲痛的是在聚会后两年中，张尚德、梁智勇、沈国泰三位同学相继罹癌去世，柯桥聚会竟成为与他们一次诀别。
参加2011年第四次聚会的“十八棵青松”，使聚会的人数创造新高，其中新面孔的老同学有本地的鲍世同、高积祺以及分别从广州、杭州、无锡、南京来的万玲正、张文元、严正法和陈文兰、沈庆勇。“海归”的万玲正是自己通过“娘家”母校而找到陈维夏的。与赵圣泉早有联系的张文元，在两年前与我们俩在杭州城站重逢后，第一次加入聚会队伍。严正法则是我从赵圣泉那儿听说他在无锡，恰好我的文友是《江南晚报》编辑，遂委托他代为寻找，谁知第三天就来了消息：你的同学找到了，曾是锡山区电力局长。找到陈文兰完全是巧合，回绍兴斗门老家探亲的她偶尔与小学同学谈起，想买一本介绍绍兴文化历史的书，他同学立即向她推荐了拙作《古越醉话》并来函告我，我立即与陈文兰通上了电话。更巧的是我又先后因开会去南京和南下之际途经无锡，成为最早与他们二人见面的同学。由于沈庆勇也在南京，从而也随同陈文兰参加了这次聚会。江文杰在陈文兰的“强制”下，也终于与大家见面。这次聚会时间延长到一天一晚，不仅是第一次集体返校，而且畅游了环城河。
母校八十华诞的2012年，我应邀来到绍兴参加庆典大会，与会者中并无我班其他同学（受邀的何绍康因故未来）。但当天下午举行1959届校友座谈会时，陈维夏、沈淑娟以及杭州的张文元都来了。当晚由陈维夏做东，四人在醉香阁酒店共餐，是规模最小的一次聚会。
两年之后的2013年聚会时间延长到两天，本班参加人数为十三位，二班的沈国安则自愿加入，地点从第一天绍兴的母校和沈园，第二天移师杭州西湖。经沈国安邀请，在杭州的二班同学沈淑华也来了，她是我和赵圣泉的小学同学。就在这次无意交谈中，不期沈淑华知道我班两位女同学何彩燕、冯曰珍的下落，她们三人曾是浙江纺专的同学。在大家委托下，万玲正、张文元首先与居于杭州和嘉兴的两位同学相约见面，两位老同学为找到娘家人分外高兴。
随着年逾古稀后本人或老伴的健康原因，以后的聚会只能顺其自然了，但新面孔继续在到来。2014年的上海聚会中，出现了三个“新”人：一是“一看不像，越看越不像”的何彩燕，二是“一看不像，越看越像”的王文照，三是“一看就像，越看越像”的孙恭沛（对三个人的形容词均为赵圣泉所独创）。三人中除何彩燕外，王文照是经张文元联系而来的，而找到孙恭沛颇有点戏剧性。并非我班的沈国安，不断用心地在网上寻找我班同学下落，努力几乎没有成效，因为同学中并无名人。但他的不懈努力最终找到一个名字——合肥市经信委老干部局第六党支部书记孙恭沛。他喜出望外地告诉我并希望我通过当地关系寻找，于是我从合肥问询台获得并拨通经信委总机电话，继而又转拨老干部局电话，打听到孙恭沛家庭电话，从而找到了他。不久我因安徽朋友安排到合肥游览，与老同学首度见面。
在此后2015年绍兴王坛聚会、2016年嘉兴聚会以及2017年绍兴探望病友聚会，时间都在二到三天，人数也均有十余人。然而再无新面孔出现，却有其他班同学陆续加入。年近耄耋，体力日衰，第十次聚会后，或许难说“后会有期”了：
巴山雨，西窗烛，今宵人无眠。
此去几时再重逢？共约桃花潭。
相约易，相聚难，再来能几人？
聚散依依寻常事，千里共婵娟。
在此期间找到下落并通了电话的同学还有常州的徐浩然、建德的黄雅文。徐浩然是通过我妹妹谢文珠提供其妹的线索由徐继恩打听到的，但他因智力有一定障碍而无法出门（冯曰珍也有类似病症）。黄雅文是赵圣泉通过朋友的关系而获悉电话的，不过她认为自己已经过于衰老不想参加聚会。另一位北京王惠君是赵圣泉多次要我去查访的同学，那么大的皇城而且她的原有单位早已改造拆迁，令我实在勉为其难。没想到陈文兰从她弟弟那里得来的信息（她弟弟与王的妹妹是同学），说王惠君与其丈夫已定居加拿大，最近正回国在北京处理他们的房产。为此我很快与王惠君取得联系并前往看望，三个人一起见面吃饭合影，谈得十分开心。我准备将照片洗印后再度作访给他们送去，殊不知三天后王惠君突患肾衰竭，竟抢救无效去世，虽然是叶落归根，但却是何其不幸。而从一班同学盛智龙中获悉，在上海的陆子康因患阿尔茨海默病早已痴呆，不久又过世了。另据张文元和孙恭沛的消息说，马丙行早在文革期间因无辜遭殃而自尽，魏庚辛也已不在人世，曾与我同在浙大求读的裘怿樵、何克昌先后因抑郁症而早亡。至于其他同学都是“人面不知何处去”了，尽管有些同学尚有些许线索查，但大家均无精力继续刊登“寻人启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