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现江 | 蒙古与大理国早期关系探析
曾现江
1253年，忽必烈南征大理，这当然是具有重要历史转折性意义的事件。不过，蒙古与大理国的历史关系并不肇始于此。在相当一部分中外史料中，都有关于忽必烈南征以前蒙古对大理用兵或大理国归附于蒙古的记载，不过这些记载往往是史实与讹误相杂，含混不清，其真实性、准确性都尚待考订。
在谈到蒙古与大理国的历史关系时，不少的著述都会提到成吉思汗与郭宝玉的一段对话。《元史·郭宝玉传》载：
（成吉思汗）问取中原之策，宝玉对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图金，必得志焉。”
人们往往认为，郭宝玉所说的“西南诸蕃”包括了大理国。当然，“西南诸蕃”是一个相当宽泛的称谓，通常而言，称大理国在“西南诸蕃”之列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不过，如果考虑到成吉思汗与郭宝玉对话的具体背景的话，可能这里的“西南诸蕃”是有所特指的，而且并不包括大理国。
13世纪初，蒙古南面主要有金和西夏两个政权。蒙古高原各部长期臣属于金，受到金国多方面的压迫，双方有很深的怨仇，因此成吉思汗很早就有攻金的想法。不过，金国占据中原，国力强大，成吉思汗“未敢轻动也”[1]（卷一，太祖本纪）。相对而言，割据西北一隅的西夏国力较弱，并且长期与金保持臣属关系（但也时有摩擦），双方还订有“将来或有不虞，交相救援者”的军事盟约[2]。成吉思汗将西夏作为南征的突破口。1209年，继1205、1207年两次进攻西夏后，蒙古军第三次入侵西夏，迫使西夏纳女请和，订立城下之盟，称臣纳贡，达到了拆散西夏与金的同盟关系的目的，免除了攻金时西夏可能构成的侧面胁。
1211年初，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南伐金国。蒙古军很快占领黄河以北的地区，金国被迫在1214年迁都南京（今开封）。金室南迁后，集中数十万兵马，力守黄河、潼关[3]。1216年秋，成吉思汗命撒木合率一万蒙古骑兵，出西夏，越潼关，直捣汴梁，兵至开封郊外的杏花营，为金军所败，被迫渡河北去，无功而返[4]。这促使成吉思汗意识到金毕竟是中原大国，欲在短期内灭亡金国并不现实。正是在此背景下，成吉思汗向郭宝玉“问取中原之策”。当时讨论的中心是如何平定金国，而郭宝玉提出“先取西南诸蕃”，其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籍以图金”，显然他说的“西面诸蕃”不可能是后来不少论著所理解的远在黎州（今四川汉源县）大渡河以南且远隔金国的大理国。实际上，从金国的边防形势及后来成吉思汗对金朝的征伐行动来看，将郭氏口中的“西南诸蕃”理解为甘青吐蕃可能更合适一些[5]（P47）。
波斯史家拉施特在谈到1211年成吉思汗征出征乞台国（金国）时，介绍了当时乞台的四邻边界，其中也谈到了哈刺章地区（即大理），其文称：
“……汉人称哈剌章为大理，意即`大国'。这块领地土地辽阔，如今也归附了合罕。他们[居民]中的某些人跟汉人一样，[肤]色是白的，又有某些人也跟汉人一样，[肤色]是黑色的，……”[6]（P228）
但实际上，在1211年以前，大理国并无归附蒙古的可能。毕竟大理国远在黎州大渡河以南，不但远隔蒙古，就是与西夏、金的领地也相距甚远。在现存文献中还基本上找不到大理国与西夏、金国有往来的记载，就更不用说大理国会在1211年以前归附尚在北方高原的蒙古了。蒙古军此前三次入侵西夏，以1209年最为深入，亦不过包围西夏都城中兴府而已，并且在西夏纳女求和后即退兵，并没有继续南下，这也进一步排除了1211年以前大理国归附蒙古的可能性。显然，拉施特的上述记载不足为信。
又据《史集》记载，成吉思汗在1216年时不但征服了吐蕃和西夏，甚至还有灭掉金国、征服哈刺章地区的想法：
（成吉思汗）带着大军去攻打阿勒坛汗，……过了五年，他把军队留在那里，回斡耳朵去了。接着，当他征服也在他的疆域内的吐蕃国与唐兀惕国后，他想再次出征乞台，将乞台一下子占领并征服乞台的邻国、离蒙古不远的哈剌章地区。他果断地决定下了这件大事，但[就在这时][乃蛮]王的儿子古失鲁克汗于其父被杀后，逃到了突厥斯坦，……这个消息传到了成吉思汗处，他出征乞台的意图便减弱了。为了镇压古失鲁克作乱，他派哲别带领军队去消灭古失鲁克。……当成吉思汗军队消灭古失鲁克时，花剌子模沙端便侵占了直到边[堡]讹答剌为止的突厥斯坦全部地区。为了这件事，成吉思汗动了怒。此外，算端……的母舅亦纳勒出黑，在讹答刺轻率和鲁莽地杀死了为了团结、友好目的被成吉思汗派到算端处去的伊斯兰商人。因此，成吉思汗在狂怒之下忘掉了乞台、至那和哈剌章地区上的事，急忙向突厥斯坦与伊朗地区进军，在诸子和异密的协助下征服了这两个地区。[7]（P83-84）
从上述记载来看，成吉思汗1216年有征服“哈刺章”的想法，其时间、背景与郭宝玉建议“先取西南诸蕃”相似。成吉思汗“征服也在他的疆域内的吐蕃国与唐兀惕国”，这可能是指1217年蒙古第四次入侵西夏，“围其王城，夏主李遵顼出走西凉”[1]（卷1，太祖本纪），蒙古军旋即撤还。至于说蒙古征服“吐蕃国”，这并不见载于其它的材料，可能是拉施特对西夏与吐蕃的区别并不是很清晰所致，也或许是蒙古军入侵西夏时与西夏境内的某些吐蕃部落有所接触，但说不上征服“吐蕃国”。
至于说成吉思汗在1216年有征服“哈刺章”的想法，这同样不见于其它的文献，而且也与《史集》所称的大理在1211年以前就归附蒙古的记载前后抵牾。既然早在1211年以前，大理地区就已经归附蒙古了，成吉思汗怎么会在1216年才有将其征服的想法呢?其实，成吉思汗自对金作战以来，一直在寻求联宋攻金，尚未将进攻南宋提上议事日程，也更难说他会有进攻大理的想法[7]（卷150，郝和尚拔都传）。因此，对于《史集》所说的成吉思汗在西征前曾想进一步征服“哈刺章”地区的记载，在没有得到其它材料佐证之前，姑且存疑。
但我们也注意到，拉施特有时将大理和西夏视为两个相邻的国家，如：
……（忽必烈）请求允许先征服哈剌章和察罕章地区，……那两个地区，在汉语中称为大理，即大国，忻都语作“犍陀罗”，……那些地区毗邻吐蕃、唐兀惕和印度斯坦的若干地区，以及乞台和金齿地区。[7]（第二卷，P288）
而且在藏族传统的地理知识中，也存在类似情况，即认为大理与西夏是相邻的，西夏南面邻国即是大理，如《贤者喜宴》就这样描述西夏的疆域：“东为汉地，南为南诏，西为吐蕃，北为霍尔，在此诸国割据之中心即西夏之国土”[8]。《史集》说成吉思汗在征服“吐蕃国和唐兀惕国”后有进一步征服大理的想法，或许就与这种以大理是西夏南面邻国的地理知识有关，即当时成吉思汗考虑的是经西夏南下征服甘青吐蕃，实现郭宝玉所说的“先取西南诸蕃，籍以图金”，但由于这种以为西夏的南面即是大理的认识，所以导致了《史集》称成吉思汗有征服大理的想法。
就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是否与大理发生关系而言，还不得不提出加以讨论的是：不少明清时期与云南有关的地方史志都声称成吉思汗在1224年率军征大理，至丽江的铁桥石门关遇到“角端兽”而还。如诸葛元声《滇史》卷八引《姚安府志》载：
嘉定十七年甲申（1224年），元太祖贴木真南征东印度，至铁桥石门关，前军报有一角兽，形如虎而马尾，其色绿，能作人言，曰：“汝主宜早还。”帝以问耶律楚材，楚材对曰：“此瑞兽，名角端，旄星之际精也。好生恶杀，能解四方语。圣人在位，则斯兽奉书而至，能日驰一万八千里，灵异如鬼神，此天降以告陛下，愿承天心，全民命。”即日班师。
石门关在丽江府，东印度指南诏也。此时金哀宗正大元年，元祖尚未建号。
《僰古通纪浅述》也说：“（段）祥兴未立之先，元太祖铁木真将征大理，至铁桥石门关，遇角端兽而还。”冯甦《滇考》、谢肇淛《滇略》等书都有类似记载。
成吉思汗西征至铁门关，遇“角端（兽）”而还，这是一个在元明时期甚为盛行的典故，包括《耶律楚材神道碑》、《元史》在内的不少文献都有记载。但与《滇史》等不同的是，事件的发生地点在东印度的“铁门关”，而不是丽江的“铁桥石门关”。如《元史·耶律楚材传》就称：
甲申（1244年），帝至东印度，驻铁门关，有一角兽，形如鹿而马尾，其色绿，作人言，谓侍卫者日：汝主宜早还。帝以问楚材，对曰：“此瑞兽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语，好生恶杀，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愿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师。
已有学者指出，这个典故反映的史实大致是：“甲申岁”年初，从迤东“印度”作战归来蒙古军道经“铁门关”，偶然见到了栖息在中亚密林中的“角端兽”（一种属于长颈鹿科的野兽），遂将此报告给在“撒麻耳干”（今乌孜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休整的成吉思汗，耶律楚材在回答成吉思汗关于此事的询问时，将《开元占经》一书中描述的“角端”加以塞责，从而坚定了成吉思汗“班师”的决心[9]。
《滇史》等书之所以坚信成吉思汗是在丽江的铁桥石门关遇到了角端，除了“铁门关”与“铁桥石门关”相近以外，还有可能是由于《元史》等很多史书都将事件的发生地点错误的记成了“东印度”，而大理地区与东印度地理相近，有道路相通，联系频繁[10]，从而有可能使人误以为成吉思汗由东印度进攻大理而至丽江的铁桥石门关。但是，《元史》等书称成吉思汗至东印度这本身就是不正确的，在成吉思汗西征期间，蒙古军并未进入东印度，成吉思汗本人更未越过申河（印度河）[11]（P156—168）。再则，“铁门关”自唐以来就是中亚地区的一个著名关隘，位于今乌孜别克斯坦境内的合黑刺合狭谷中[12]，并不在东印度，更不是丽江的铁桥石门关。因此，《滇史》等书所声称的成吉思汗征大理一事只不过是对“成吉思汗西征、遇角端”这一典故的误解，甚至称之为以讹传讹亦不过。
另外，明天启《滇志》还称：“理宗绍定元年（1228年），罗施国报蒙古兵屯大理国，取道西南入边。[13]”罗施国，又称“罗施鬼国”、“罗氏鬼国”，是宋代汉文文献对黔西北乌蛮部族政权的称呼。罗施国一直与宋朝保持较密切的朝贡关系，其控制范围与大理国东北境相接，因此可以闻知大理国的动向，并通报给南宋朝廷。不过，除《滇志》外，还不见其它文献提到蒙古在1228年有对大理用兵的举动，这使得《滇志》这一记载的可信度大打折扣。虽然在1227年蒙古军兵锋一度进抵文州，但当年七月蒙古军就主动撤退[14]，而且因成吉思汗的死，蒙古军的南征也暂时平息，直到1229年8月窝阔台即汗位后，蒙古才重新南征，并且也主要是征金。显然，1228年前后蒙古军没有进攻大理的
可能，更谈不上“屯兵大理，取道西南入边”。其实，《宋史·理宗本纪》也有罗施国向南宋朝廷报告“蒙古屯兵大理，取道西南入边”的记载，只不过事情并非发生在绍定元年（1228年），而是28年之后的宝祜四年（1256年）。自蒙古军在1253年攻陷大理后，经过近两年时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乌、白等蛮三十七部”[1]（卷121，兀良合台传），基本平定大理全境，从而可以腾出手进攻南宋。1255年，兀良合台率蒙古军北上进攻四川。因此，罗施国在1256年向南宋朝廷报告蒙古“屯兵大理，取道西南”，这更符合实际情况。《滇志》的上述记载很可能源自《宋史》，只不过将事件的发生时间由1256年提前到了1228年。
1234年正月，南宋与蒙古联合攻陷蔡州城，金朝灭亡。5月，窝阔台汗宣布对南宋躬行天讨”[1]（卷2，太宗本纪）。南宋以江以国，偏安江南一隅。在对宋战争中，为了避开长江天堑，善于“绕道避难，以迂为直”的蒙古采取战略迂回，“斡腹攻宋”，即出奇兵绕道西南，从侧面打击南宋。1236年8月，阔端以塔海为元帅，出大散关，大举入蜀，又分兵令宗王穆直等出阴平郡，期会于成都。穆直自西和南下，“破宕昌，残阶州”[1]（卷121，按竺迩传），进入文州境内，然后“径入石泉、威、茂”[15]，在成都附近与阔端会师，攻入成都。穆直的行军，是蒙古“斡腹攻宋”战略的一次成功实施，蒙古自称是“为捣虚之计”，将其成吉思汗灭西夏、“假宋道灭金”以及忽必烈征大理相提并论，可见对其评价甚高[15]。
蒙古军攻破成都后，又四出抄掠，当时四川制置使赵彦呐率诸司退至夔州，全川“独夔州一路，及泸、果、合数州仅存[16]”。因此，蒙古在残破四川后，即将主要作战目标转向夔州路，试图突破夔门，顺流进击南宋的长江中下游地区。1237年秋，蒙古军攻打川东各州[17]，并攻陷夔州[18]，进抵长江北岸，“宋兵三十万军于南岸”[1]（卷150，郝和尚拔都传），无功而返。1239年秋，由都元帅塔海和秃薛率领“号八十万”的大军[19]（卷412，盂珙传），攻下长江沿岸的重庆、万州、夔州，向长江下游挺进，但为宋军所阻，被迫撤退[19]（卷412，盂珙传）。
突破夔门，顺流而下攻宋企图的受挫，这促使蒙古考虑实施更大范围的迂回战略。1238年冬，蒙古军入蜀，在攻陷成都后，“直抵碉门、黎、雅、木波国界”[20]。蒙古军此次行动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越大渡河，南下大理，斡腹攻宋。因为南宋朝廷在次年收到四川安抚使陈隆之的报告：“鞑贼欲由大渡河直破大理国，斡腹入寇”[21]，这说明蒙古已经开始谋求“迂回大理，斡腹攻宋”。1243年初，播州安抚使杨文提醒刚刚入蜀的四川安抚使余王介，“近年西蕃部落为贼所诱，（蒙古）势必绕雪外以图云南，以吞并蛮部，阐我邕广，窥我沅靖，则后户斡腹为患。[22]”另一方面，在蒙古接连进攻夔门以后，南宋也加强了四川的防务建设，先后派孟珙、余王介入蜀主持防务。尤其是余王介在1243年入川后，很快就扭转了南宋在四川战场被动挨打的局面，蒙古对四川的多次进攻都无功而返[19]（卷416，余王介传）。在四川正面战场受挫于南宋，这促使蒙古加快实施“迂回大理，斡腹攻宋”的步伐。1244年正月，南宋朝廷宣称“四川帅臣余王介，大小三十六战，多有劳效”[19]（卷150，李守贤传）。然而，也就在这一年下半年，蒙古“初不经四川地分，且举甲辰直至大理之九和镇”[23]，大理国高禾率军三千迎战，为蒙古所败，高禾战亡。此即许多云南地方史志所记载的“九禾之战”。
对于“九禾之战”，方国瑜先生曾作过深入的研究，得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结论，如“九禾”就是今天丽江的九河乡、在战争中阵亡的高禾出自大理高氏A城一系等等，但个别问题仍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24]（P1003—1010）。
首先是“九禾之战”的发生时间。《南诏野史》、诸葛元声《滇史》、《南诏野史》、《滇考》、《焚古通纪浅述》、《滇云历年传》、《滇载记》等大多数史籍都明确记载为淳祐四年（1244年），但方先生却推测：“淳祐五年（1245年），蒙古兵至成都，拆道入滇，旋又撤去，高禾之死，即为是役。”当然，淳祐五年蒙古军入蜀，攻陷成都确有其事[1]（卷150，李守贤传），但并无任何材料表明蒙古在进攻成都后“折道入滇”。而且据南宋后来派往大理的使臣探听到的消息，蒙古军是“不经四川地分”、“行吐蕃界中”，而且是在“甲辰”即1244年“直至大理之九和镇”[23]。因此，“九禾之战”的发生时间，我们没有理由舍弃大部分史料都明确记载的淳祐四年。
其次是“九禾之战”中双方的兵力问题。大理方面的兵力，《南诏野史》称“高禾率三千人迎战”。按大理国军队分为常备军、乡兵、夷卒三种，其中常备军是大理国的主力部队[25]，那么高禾所率的三千人会那一种兵呢?据《元史》载：“初，大理主段氏微弱，国事皆决于高祥、高禾兄弟。[1]（卷4，世祖本纪一）”这个把持大理国政的“高禾”就是在“九禾之战”中阵亡的“高禾”，出自高氏A城一系[26]。“九禾之战”后，大理国在九禾建白王塔祭祀、超度阵亡者。20世纪以来，人们先后收集到不少白王塔残砖，这些残砖铭文提到的阵亡者，除高禾外，还有高福善、高明胜、高明祥、高政连、高政志、杨明智等人[26]。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阵亡者中，除杨明智外，都出自高氏。我们知道，在大理国后期，段氏徒有虚名，国柄尽归高氏，“赏罚政令，皆出其门”[27]。从此次迎战的大理军队由执掌国政的高禾率领且阵亡将领以高氏居多这一事实来看，参加“九禾之战”的三千人更应该是大理的常备军，而非有的学者认为的乡兵。能够击败大理三千常备军（整个大理国的常备军不过2～3万人[25]），并斩杀敌方主将，估计蒙古的兵力至少不会比三千少得太多，而且高禾亲自率军迎敌，这本身就说明此次蒙古的入侵对大理国的震动非同一般。当然，限于史料，我们对于蒙古的兵力目前还只能作这样一个粗略的推测。
第三，关于蒙古退兵的问题。虽然大理主将高禾战死，但蒙古军并没有乘胜进军。《僰古通纪浅述》及《滇考》卷上《大理国始末》皆称“会元主卒，兵又还”；《滇史》则说：“蒙古方将乘胜入滇，而其主窝阔台卒，六皇后秃理吉纳治国事，宠信嬖辛奥鲁刺合蛮，共专政用事。耶律丞相力谏不听，以忧死，国中无君者五年。故祥兴行免亡国。”根据这些材料，方先生以为：“宋淳祐四年元太宗窝阔台在位，出兵攻大理，……攻战于九河而还。……宋淳祐六年，窝阔台汗卒，元兵乃还。”然而，无论是史书的记载，还是方先生的看法，都不确切。因为早在1241年11月窝阔台就已死去，并由六皇后乃马真氏临朝摄政，直到1246年贵由才被推选为汗，1248年贵由汗卒，由皇后斡兀立海立失摄政，直至1251年蒙哥登上汗位。因此，姑不论“九禾之战”是发生在1244年还是1245年，蒙古退兵的原因都不可能是“元主卒”，《滇史》将“元主”确指为窝阔台更是错误，而方先生进一步误以为窝阔台死于淳祐六年，从而得出“盖淳祐四、五年间蒙古兵至大理，六年撤去”这样模棱两可的结论。至于说蒙古退兵的原因，可能是在遭到大理军的顽强抵抗后，已无力再进攻大理，或者这支蒙古军的任务只是试探性进攻大理，探索进攻大理的行军道路，为以后的大规模入侵作准备。
蒙古军此次进攻大理，“行吐蕃界中”、“不经四川地分”，可能这是蒙古在以前“欲由大渡河直破大理国”受阻后探索出的又一条进攻大理的行军通道。这一道路或许就是后来忽必烈征大理时兀良合台西路军的行军道路，这里的“吐蕃”指的应该是川西藏族地区而非卫藏。同年，萨迦班智达应阔端之诏动身前往凉州，商讨卫藏归附蒙古的问题。萨班1246年到达凉州。1247年，他在给卫藏僧俗各界的信中说：“前此数年，蒙古兵未至上部地方，由我率白利归顺，因见此归顺甚佳，故上部阿里、卫、藏等部亦归顺，复又使白利诸部输诚。[28]（P89）。”“白利”的归顺可能与当时蒙古军“行吐蕃界中”南下进攻大理有一定的关系，而不仅仅是萨班的作用。因为“白利”就是后来白利土司的前身，位于康区北部[29]（P65），正当1253年忽必烈南征时西路军的行军路上[30]（P30—40）。
“九禾之战”以后，南宋朝野频繁收到蒙古欲由大理“斡腹入寇”的警报。1245年，有传闻蒙古“取道蕃部、径取南诏”[23]、“有斡腹之谋，欲借路云南，图我南鄙”[31]；1247年，蒙古“舍九和熟路而取青羌，……失利于西莫光诸蕃”[23]。按，青羌在黎州大渡河外。1248年冬，南宋方面又获悉蒙古由“吐蕃境内，相近南诏”[23]。是年，余玠派俞兴率军“西征”，杨文率“步骑三千，由碉门出雪外，遇虏于（岩）州之马鞍山。三战三捷，擒贼酋秃懑于大渡河”[32]。李曾伯在1249年时曾谈到：“数年以来始传敌有假道斡腹之计，见于中外奏疏，前后凡几，……或传谋入思播以窥沅、靖，或间道取蕃部，径趋南诏，或谓吐蕃已得敌人旗号，为乡遏入广。此等之报，不一而足。”
面对纷然而至的蒙古南下大理，“斡腹入寇”的传闻，南宋主政者却对蒙古会大规模进攻大理表示怀疑，认为“马力所及，容或有之，然谓大势远来，其谋恐未至此”[23]。但实际上，经过至1238年以来的多次试探，蒙古经藏彝走廊南下进攻大理，“斡腹攻宋”的条件已其具备，只是当时蒙古国内政局混乱，无暇大规模对宋用兵而已。蒙哥在1251年即汗位后，采取果断措施，结束了蒙古自1242年以来“法度不一，内外离心”[1]（卷2，定宗本纪）的混乱局面，随即着手大举攻宋，并由忽必烈在1253年秋率军穿越藏彝走廊，迅速灭亡大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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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作者曾现江（1976—），男，现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主要从事藏边社会、民族走廊、民族地区国家治理等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