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教师的回忆

 一位老教师的回忆

蔡集成

《红山文史》第九辑刊登了张乃仁老师《办<学作文报>》一文，引发了读者的兴趣，我也借机认识了这位赤峰教育界泰斗般的人物。几年前我在编写《赤峰市教育志》时，就听过他的许多故事；那一年他刚任师专的副校长，在他领衔下，师专一跃而上了音乐、美术、生化三个新专业，如今这三个系都成了赤峰学院的二级学院，他在师专就职八年，这期间师专获得长足发展，当年的毕业生有多少人如今成了赤峰各界的精英。我和张老谈起他的这些业绩时，他谦逊地摇摇头说，这都不值得一提，在我的工作经历中，如果非要谈成绩的话，只有两件事或许还有点意义。

第一件事当然还和办报纸有关。

1978年6月，盟里刚刚开完会，司局（时任昭乌达盟教育局长司凤岐同志）找我说，现在全国都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这些年来咱们教育受害最深，尤其你们语文教学，简直是一片荒漠，你带头领着教研室的人到旗县好好搞搞调研，掌握第一手材料，暑假里召开个研讨会，统一一下思想，语文教学到底应该怎样干。

司局的话说到我的心里去了，我从五七年毕业就到师范教书，后来又到函授培训部工作，各个旗县都有我的授课点，我的学生遍布全盟各地，对基层的教学情况，我非常清楚。

记得那一年，盟革委会刚刚成立，下面设了个“工农牧教育办”，派我们下去搞调查，了解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情况。有一次，我们坐着毛驴车从旗里到一个偏远的山村，整整走了两天；这个村里有个学校，只有二十多个学生，分为一年级和二年级，是复式班，一位教师兼任校长，他是小学毕业，在那里工作了十多年。没有教材，只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部《雍正剑侠图》；上课教学生认识《语录》里的字，课余时间讲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故事。学生穷的连作业本都买不起，临走时我们流着泪，把身上所有钱都拿了出来塞给校长，让他给学生们买些本子。那时有些学校甚至取消了课堂教学，把教室搬到了田间地头；还有的学校打着“开门办学”的旗号，干脆连课都不上了，正如司局所说的“一片荒漠”。

会议是8月份在宁城热水召开的，会议名称为“全盟语文教学研讨会”。原计划每个旗县来十多个人，我们当时联系了一个招待所，能接待二百五十人，谁知当天一报道就是八百多人；有一个学校就来了十多位，许多学校的语文教师是“倾巢而出”。这可咋办？这会还能开吗？我赶紧请示司局，他态度明确：不管多大困难，会议必须召开，食宿问题好解决。反正现在天挺热，在院子里吃饭就行，多摆几张桌子呗；住呢，看看其他招待所还行不，多少钱我都报销，实在不中，就到老乡家住，我当年打游击就常住老乡家。

会议就这样开始了，我真感谢我们的老师，他们不是来观光旅游的，也是不来泡温泉洗热水澡的。吃饭时一人一个碗，一勺饭，再扣上一勺菜，就这样整整十多天，没有人对食宿提意见。

我们原计划会议时间是一星期，没想到那会开的是热烈而激烈，各种思想交锋着，场面有些失控。当时“左”的影响还很严重，有人认为，语文教学难道不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了？你们是不是在“砍旗”？得亏我事先做了准备，讨论组负责人坚定地和我站在一起，控制着舆论方向；一中的贾世谊老师、二中的盛筱臣罗宗义，还有桥西中学的几位老师，一个多月前我就串联过他们，他们在会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讨论最激烈的时候，我们的副局长吓跑了，他事后跟我说，我顶不住了，这会结束时，我必须代表局里讲话，我咋讲？弄不好要犯大错误的！

我记得在交锋最激烈的时候，有位老教师在大会发言时激动地说，我们都在瞪着眼睛说胡话，自己骗自己，我教了四十年语文课了，连目的还不清楚？你们拍拍自己的良心，你们真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今个，我就说了，要杀要剐我认了，临死讲句实话吧，值！语文课的教学目的，就是教学生听读说写，其他的目的都是强加给它的！说完他竟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我们许多人也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大会开了整整十一天，光讨论就用了八天时间。通过讨论、辩论，许多老师思想发生了变化，逐渐达成了共识。大会结束时，我代表局里做最后发言，讲了一个多小时，我的话多次被掌声打断，最后大家长时间起立鼓掌，我连连鞠躬表示谢意，这是我一生中最为感人肺腑的时刻。

会议大获成功，司局指示，整理会议记录，印发下去。我们印了3000本小册子，并把那位老语文教师的发言放在了前面，结果引起了巨大反响。有人来信说，十来年没看到讲实话的好文章了，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接下来怎么做呢？目标是明确了，具体怎么落实呢？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对当时的语文课本，虽说不是深恶痛绝，但至少是悲观失望的。怎么办呢？我们没有资格编写教材，但可以编点辅助教材。听说读写中，我们从抓写作入手，容易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学作文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整整七年，我和李敬尧老师两个人一篇篇文章一段段文字一个个词语编写着修改着。许多老师学生甚至包括家长给了我们大力支持。有的老师上课就讲《学作文报》，甚至取代了语文课本，有的孩子因为作文被打成铅字而激发了学习兴趣，有的家长领着孩子来到编辑部向我俩道谢；直到今天还常有学生给我打来电话，和我讲述着当年读《学作文报》的故事。我没想到一份小小的报纸竟能发挥如此的作用，有人认为，赤峰地区语文教学水平高于其他盟市就因为从那时就抓“听说读写”，夯实了基础教学。

我在教育上工作了整整三十五年，站讲台只有十年，办报纸七年，其余时间干的都是行政管理工作。八四年我调回师专当教务长，八六年又担任副校长，负责教学管理工作。这时正赶上评职称，我是评委会的负责人，这时我利用职权做了另一件有意义的事。

当时的文件有几个硬杠杠，如果机械执行，从我内心里讲就过不去。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我制定了几条“土政策”。第一条是要照顾老教师，他们很多人在“文革”中都受到了迫害，历史欠他们的账太多了，有些人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职称，这机会对于他们来说太难得了，第二条是把教学成绩优秀的老师一定要推举上去，评职称的目的就在于此，这一条绝不含糊，第三条是论文可以对付，第四条是外语可以对付。通过反复讨论，大家认可了我的“土政策”。王庆震老师是赤峰师范的创始人，当过师专教务长，“文革”前就是赤峰地区响当当的二级教师，当时昭乌达盟仅有两人（另一位是赤峰二中的马汉东老师）；可他没有什么论文，因为他的全部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连教务处印个通知都是他亲自动手，哪有时间写什么屁论文。数学系的李老师教课第一流，可学历不够，按照那个硬杠杠，根本没有资格参评，可实行“土政策”，他们就都过关了，顺利地评上了相应的职称。整个评职过程，尽管困难重重矛盾多多，但最后广大教师都很服气，这是我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人可以违背规则，但不能违背良知。

回想我在师专的工作，整整八年，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制定出一套高校管理的规章制度。初任教务长，我就和教务处的几位同志反复讨论，包括到系里开了若干次座谈会，多次组织观摩教学，最后大家有了一个共识:必须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教学指导思想、教学制度、教学内容，教材和教学方法。我们制订了一套完整的改革方案。并且还有配套措施和一些具体的规定。为了使它更完善，我们又把它放到系里再讨论。同时，也把这些方案呈给校长、书记请指示。校长跟我说，看准了就干，这么拖拖拉拉研究来研究去，会误事的。改革嘛，就允许犯错误，总得有一个完善的过程，在干中再修改。王庆震老师是教务处的顾问，他参加了方案的全部制订过程。他在会上说，老张比我有道道，这么一套完整的东西，过去的教务处是拿不出来的。校长意见，把改革方案拿到会上讨论，多听听大家的意见。发扬民主嘛！没想到在讨论会上遇到了麻烦。一位负责纪委工作的副书记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我们提出要编出高水平的专科教材，逐步摆脱本科教材，让新教师下基层锻炼等，简直是奇谈怪论。

后来这位纪检书记在职代会上，慷慨激昂讲了两个来小时。他全面否定了我们干了几个月整出来的改革方案。

有人说，你们是在用管理中学的办法管理高校，我下了力量尝试着怎样把师专变为合格的高等学府。

我用了两年时间上下求索，写了将近十万字的记录、座谈会纪要、谈话录、会议笔记等，写了五万字的体会并组成了一篇六千字的报告，最后形成了我们师专教改的指导思想：“瞄准中学，打好基础，加强实践，着重适应能力的培养。”

为了办好学校，搞好教学管理，我还亲自下海当过一回班主任。

说老实话，我从踏入师范学校起，从未当过班主任，那时班主任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的。必须政治可靠，表现积极。现在大学的班主任，条件放宽了许多，系主任年年为安排班主任而头疼，找谁谁不干。系主任只好说好话，作揖，许愿，年轻人还是看着主任的面子才干的。

我找中文系的罗主任，他跳起来叫道，好，好，我正缺人手！于是给了我一个再有一年就毕业的班级，这个班规章制度很健全，学生很活跃。

我上任那天，同学们还为我开了欢迎会，买了点糖和瓜子。从班长致欢迎词开始，每人都发言，讲得都好，除了欢迎还对我寄托着希望。有的还念了自己写的诗，有的还成大段地念了名人的格言训语。我也做了慷慨激昂的表态。

我每天处理完事，就到班里看看，谈谈。学校举办的那达慕运动会上，学生们精诚团结，努力奋斗，取得了好的成绩，我很是兴奋。觉得做班主任也容易。

好景不长。首先是学生科管宿舍的同志，找我来了；说我的班的宿舍卫生太差，要管管，否则就要严肃处理。几个干部像押了犯人似的，将我押到宿舍；他们已经不拿我当校长了，而是个在学生科管辖下的班主任。

宿舍是脏了点，啤酒瓶子，空罐头盒，烂袜子，破衬衫扔得满地都是，地是多日没扫了。

怎么办？不能发火，显得校长没修养；不能把学生叫来马上扫，显得当面羞辱学生。我选择了将心比心的感化方式。在学生科长的监督下，我给他们搞卫生，一些班干部看我下手，也动了起来。半天，终于把宿舍搞出了点模样。星期三下午，我召开班会。本来定在下午两点半的，现在快4点了，到会的不过一半。我要发火了，可我一压再压，不让它上来。我到宿舍一看，全睡在床上，班长说，校长来叫你们了，快起来吧！他们不动，照样睡。我忍无可忍了，怒发冲冠，我扯下他们的被子，叫道:给我滚下来！我这声嚎叫把他吓蒙了，一个个跳下床，溜了。余气未消，我站在地上喘长气，只见上铺有个同学在穿衣服，欣欣然露出了脸。啊！是我们班的女同学，她怎么睡到了男生宿舍？我真是蒙圈了。

过新年，我的学生把蒙文系的一个学生的脑袋打漏了，进了医院。打人凶手站在我面前，手里拿着五十元钱，我从兜里掏出二百元钱塞给他，赶紧去医院，把少数民族兄弟安慰好，否则你就是破坏民族团结的罪魁，等着我跟你算总账！

我赶紧找回原班主任，我宣布辞职。我怀疑我可能真不是干教育的料，难怪有人说，靠你们这些人，还能办好大学？

多少年来，我最后悟到，教书还真得在育人上下功夫，把学生教成“人”，教成文化人，这应是一切教育的出发点。

张乃仁老师于1932年出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一个地主家庭里。那时东北大地已经沦陷，母亲在“跑反”中把他生在高粱地里。在他还不记事时，他的父亲和叔叔曾秘密地给周保中将军的抗联部队送过几车粮食、布匹、棉花，被汉奸告发，叔叔惨死在日本人监狱里，父亲卖光了所有的地，才赎回叔叔的尸体，遭此变故，母亲也一病不起。在他少年的记忆中，院子里摆放着两口棺材；一口装殓着母亲，一口装殓着叔叔。不久，父亲也因悲痛去世，是姑姑把他拉扯大。他从小读书刻苦，1951年，他读高中时，就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省团代会，和高岗、周保中等东北局领导合过影。1953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赤峰师范，他课讲得好，很快成了名师。他多才多艺，在赤峰师范排演的舞剧《蝶恋花》中饰演角色，这个舞剧演了整整两年，场场爆满，轰动了赤峰城。

张老热爱写作，可能是出于职业的习惯。他是内蒙作协会员，他曾为三十多本连环画写过脚本；1983年他创作了长篇小说《枪的故事》，第二年获内蒙古索龙嘎文学奖；1991年又出版了长篇小说《小鹰捉鬼子》。退休后，连续出版了《自哨录》《平民笔记》《闲人闲事》《热眼旁观》上百万字的回忆录，讲述了自己的生平和对生活的感悟。

他在书中写道，“回忆承载着一个时代、一个环境、一个特定的人情世故、一个特殊的情愫”。

读着他的作品，我们能从一个侧面清晰地看到赤峰地区教育发展的历史。

张乃仁老师

作者简介：

蔡集成，1953年出生，红山区人。赤峰四中语文教师，2013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