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时代最后的名将——漫谈乾隆中后期和嘉庆、道光早期军事统帅
本文是作者原创，被多次转载。最早是作者于2020.7写成，2020.7.21发表于知乎和今日头条，后被转载，今日发布作者原文，特此声明。
1840年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分界线，当时中国正是清政府统治时期，而乾嘉时期和道光中期以前也正是中国古代最后的时期。在这时期的战争中，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将帅，他们也是中国古代最后的一批名将了。本文所述的最后一批名将，时间定义在乾隆中期到道光二十年（1840）之前，时间跨度近一百年。所选人物以官居提督总督以上或战时官居参赞大臣以上的将帅。
主要叙述人物分为三阶段，一是乾隆中期以前的主要统帅，以阿桂为主，明瑞为辅；二是乾隆中后期和嘉庆中期以前的主要将帅，以福康安、海兰察为主，额勒登保、勒保、德楞泰辅之，兼及明亮；三是嘉庆中后期和道光二十年以前的统帅为主，主要是长龄、杨遇春，辅之以杨芳。
第一阶段：
乾隆朝的柱国重臣——领军机大臣兼武英殿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1717-1797）
阿桂是满人，章佳氏，字广廷，号云崖，满洲正蓝旗人（后以功抬入正白旗），清朝名将，大学士阿克敦之子。阿桂出身名门，他的一生与乾隆时代息息相关。乾隆的十全武功，阿桂几乎无役不与。两平准噶尔，阿桂身处前线；征缅甸，阿桂是傅恒的副手；两平金川，第一次阿桂算是初出茅庐，第二次是身为主帅出征；平安南、廓尔喀以及林爽文之乱，阿桂年事已高，主要是在后方给乾隆提建议，保障军需，出谋划策。乾隆为历次作战绘制的紫光阁功臣图中，阿桂几乎次次都进入，而且都身居前列。
阿桂出身名门，自幼聪敏过人，“闻人谈史事，即了了，能记其大略”。雍正十年（1732年），十六岁的阿桂入官学读书，两年之后补为禀生。乾隆元年（1736年），为副榜贡生，随后以父荫授大理寺丞，乾隆三年（1738年）中举，第二年补授兵部主事。此后，他春风得意，步步高升。乾隆八年（1743年）以郎中的身份，充任军机章京。然而，接二连三的打击，却几乎使他身陷囹圄。乾隆十一年（1745年），出任户部银库郎中的阿桂，因为库项被窃，以失察之罪被降调为吏部员外郎。随后阿桂便参加了金川之战，也开启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初出茅庐：
在第一次征讨金川时候，阿桂还年轻，主帅先是讷亲和雍正朝随鄂尔泰苗疆立功的张广泗。面对大小金川复杂的地形，讷亲手足无措，张广泗身为老将也无能为力，乾隆大为光火，最后将讷亲和张广泗全部处死。客观来说，讷亲和张广泗确实罪有应得。讷亲本身不长军旅，张广泗算是老将了，但大小金川之战，他确实遇到了劲敌，加上统帅讷亲的缘故，张广泗确实也算是手作无措。可是此战失利的主要原因还是乾隆，乾隆当时也还年轻，只有三十多岁，第一次面临大战，在用人方面确实存在失误，而讷亲、张广泗的表现又完美的充当了替罪羊。讷亲、张广泗的失败，让乾隆颜面大失。乾隆启用傅恒为经略使，接替讷亲，并启用三朝名将岳钟琪为四川提督协助傅恒指挥。靠着岳钟琪的协助，第一次金川之战，乾隆总算获得了体面的收场。而这场战争中，初出茅庐的阿桂也被劾以“勾结张广泗，蒙蔽讷亲”，而交刑部审讯。后因乾隆帝念其父年老，只有阿桂这一儿子，才格外开恩，没有治他的罪，将其释放回家。这可说是阿桂在仕途上跌的一大跤。但阿桂毕竟是满洲贵族子弟，因而在被释放的第二年就得到重新起用，再任吏部员外郎。又五年，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由此渐登崇阶了。
日趋成熟：
如果说第一次金川之战是阿桂的军旅首秀，那么真正开始参与大战并逐步走向成熟还是在新疆的历练。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帝利用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发生内乱之机，决心完成康熙、雍正两朝未竟之业，命清军分两路向以达瓦齐为首的准噶尔部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同年六月，阿桂被派往西北，投身疆场。开始，阿桂奉命在乌里雅苏台管理台站，传递来往公文，供应前方所需。他办事勤慎，很得乾隆帝之宠臣靖边副将军、蒙古亲王成衮札布的信任，先后被授予参赞大臣、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和工部侍郎等职。其间，阿桂之父阿克敦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正月病故，阿桂被准回京办理丧事。为时不久，即于同年七月奉命返回西北。在清军的打击下，准部割据势力土崩瓦解，到乾隆二十二（1757年）年底，清军已基本平定准部，但仍有一些残余分子还在顽抗，于是阿桂先是率军策应清军唐喀禄部，追击图谋遁入俄国的辉特部首领舍楞，后又与副将军富德一起追捕其余人员。
就在清朝即将结束对准部的军事行动时，天山南路的维吾尔族地区发生了霍集占兄弟的叛乱。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五月，阿桂奉命赴霍斯库鲁克，会同副将军富德追击节节败退的霍集占兄弟。同年八月，两军激战于阿勒楚尔（今帕米尔巴尔唐河北雅夫索尔西南），时叛军以数千之众，拚死顽抗，战事呈胶着状态。在激战中，阿桂一马当先，亲率精锐士兵数百名，“由山麓绕出其右冲击之”，敌军猝不及防，阵势大乱。清军乘锐掩杀，叛军伤亡惨重，狼狈逃窜。阿桂统军与其他路清军一起紧迫不舍，于伊西洱库河（即今帕米尔西之喷赤河）再次将敌军包围。在清军的穷追猛打之下，敌兵溃不成军，纷纷投降，霍集占兄弟见势不妙，只得和其亲信数百人向巴达克山逃去。这一仗，清军俘获一万二千余人，缴获各类兵器两千余件，牛羊驼马不计其数。同年十月，巴达克山首领素勒坦沙向清军献上霍集占兄弟的首级，至此，平定了天山南路。
清朝平定了准部和回部，统一天山南北后，即开始着手巩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乾隆二十四年九月，阿桂奉命前往刚收复不久的阿克苏，处理地方善后事务。为解决战乱后军粮不足的困难，他将当地现存的牛羊作“为伊犁驻防兵来年行粮之需，已令该管官加意牧放以济军需”。十月，又与路经阿克苏的清定边将军兆惠共同商定伊犁驻军和迁移阿克苏等地的维吾尔族农民前往伊犁屯田的具体办法。乾隆帝对伊犁屯田很重视，特下令要阿桂率军护送维吾尔人（即所谓回部）前往，并管理屯田的具体事务。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初，阿桂率满洲索伦兵五百名、绿营兵一百名和三百名维吾尔族农民开赴伊犁，此为伊犁屯田之始。屯田伊犁是必要也是必需之策，但对在万里之外的伊犁屯田，乾隆心中也并无把握，而阿桂坚持在伊犁屯田，无疑增强了乾隆的信心。而阿桂也不负乾隆的希望，在伊犁的时间里，阿桂完善了与屯田有关的各种制度，加强了管理，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凭借着卓越的功勋，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他被授予内大臣、工部尚书、议政处行走和镶蓝旗汉军都统等职。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又授予骑都尉世职，并返京“供职询问方略”。乾隆二十八年正月，阿桂到北京后，被授予军机大臣，给予在紫禁城内骑马的殊荣。六月，乾隆帝颁旨：“阿桂在军营殊为出力，且在伊犁办事亦甚妥协，著加恩将阿桂一族由正蓝旗抬入上三旗。”七月，又被补授正红旗满洲都统，晋太子太保。
再度受挫：
阿桂返京后，开始很受乾隆信任，不断被委以重任外出查办重大案件，但几年后又再度受挫。这次还是与新疆有关，乾隆二十九年（1764）新疆乌什爆发反清起义，阿桂再度前往新疆与伊犁将军明瑞共同处理。从乾隆三十年（1765年）三月至八月，清军猛攻五个月，竟不能克。阿桂和明瑞只得采取长期围困的办法，断绝乌什和北界的一切联系，义军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无法继续抵抗，乌什城终于落入清军之手。阿桂和明瑞将起义首领额色木图拉等人处死，而赦免了一般民众。乾隆帝以阿桂和明瑞“剿办迟延，示怯损威”和“获犯后又未确讯起衅缘由，草率错谬”为由，将他们“交部严议，寻议革职，命从宽留任”。然后，又以阿桂“办理乌什事务毫无章程，革尚书任”，留在伊犁协助明瑞治事。之后，阿桂继续在新疆办理屯田有关事宜，表现出色且符合乾隆的心意。乾隆三十二年（1767），接替明瑞出任第二任的伊犁将军。
如果说新疆的事情还算是小挫折的话，之后的缅甸战事则是阿桂生涯中的大挫折，其实缅甸之战也是乾隆十全武功中的大挫折。阿桂接替的明瑞，在离开伊犁将军任后，就前往云南出任云贵总督，指挥对缅战事，但不幸中埋伏而身死殉国。乾隆大为伤心，也大为光火。令领军机大臣傅恒出任主帅，阿桂与阿里衮为副帅，调集兵马重新进攻缅甸。中间阿桂曾回京，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然后出任云贵总督，协助傅恒继续进攻。在阿桂、阿里衮的猛攻下，缅军开始一路溃败，但是缅军顽强抵抗，加上缅甸地形和气候的原因，清军遭遇重大挫折。主帅傅恒染病，副帅阿里衮因病去世，阿桂实际上代行傅恒的职权。在一连串的挫折下，乾隆不得不考虑迅速结束战事。在乾隆允许下，阿桂与缅甸在乾隆三十四年底（1769）达成妥协议和。不料第二年，缅甸反复不向清政府朝贡，乾隆大怒，这时候傅恒刚刚去世，阿桂就成了问罪对象。将阿桂的领侍卫内大臣、礼部尚书和镶红旗汉军都统等职均革去，“著以内大臣革职留任，办副将军事，令其自效”。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又令阿桂出偏师骚扰缅甸，待其疲惫，再兴师攻之，阿桂则上疏请求大举攻缅，乾隆帝认为阿桂的建议不合时宜，下诏斥责，并夺其官，留军营效力。
缅甸的战事，估计是阿桂也是乾隆一生最大的伤痛。在缅甸之战中，虽然清缅战争以缅甸入侵中国为开端，但却是一场双方以争夺地区利益与霸权为目的的战争，战争以中缅议和、缅甸名义上对中国称臣为结局，两个国家都没能达到自己的期望，清朝在这场战争中损失了大量兵员，耗费大量白银，最终也没能征服缅甸。不仅如此，此战耗费大量军需，乾隆最钟爱的大臣傅恒因此病故，最看好最着意培养的年轻统帅明瑞牺牲，还有因病去世的大学士阿里衮，阿桂也几乎被免去所有职务。
再度复出走向辉煌：
缅甸战事的不如意，乾隆十分恼怒，时刻欲再度复仇，但四川大小金川的叛乱却牵制了清政府的注意力，乾隆不得不将精力转移到大小金川战事上，而这次长达五年多的第二次金川之战成了乾隆十全武功中代价最大、花费最大的战争。第一次金川之战，清政府只是获得了名义上的胜利，大小金川土司割据的局面实际上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各土司之间相互兼并，争权夺利的情况依然继续，而且愈演愈烈，清政府曾令四川地方劝阻，但并没有改观，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出兵征讨。乾隆三十六年（1771），命大学士温福自云南赴四川，进兵征讨。温福以阿桂熟悉四川情况，就带他同赴金川战场。同年十二月，抵金川后，朝廷以四川提督董天弼作战不利，免其职，以阿桂代理。清军分两路进攻小金川，阿桂随温福自汶川出西路，新任四川总督桂林由打箭炉出南路。战事伊始，阿桂领军一路冲杀，连杀下巴郎拉、达木和巴宗各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二月，又攻占资哩山和阿喀木雅等地，以功授参赞大臣。五月，桂林在墨垄沟失利，被劾罢职，朝廷命阿桂赴南路代桂林指挥。自此，阿桂又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就在清军一路顺利之时，统帅温福轻敌冒进，在木果木兵败身亡，提督马全及牛天界等文武官员88人阵亡，损兵3000余人，失粮1．7万余石、银5万两、大炮5尊等大量军需物资，清军占领的小金川再度失守。不过阿桂在清军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处变不惊，稳定局势，亲自断后，将所部安全地撤至达河，算是保住了部队，避免了全军覆没的结果。
木果木兵败，消息传到热河避暑山庄，乾隆十分震惊，一度难以拿定主意。从京城紧急召集领军机大臣刘统勋赶赴热河，商讨办法。刘统勋原不主张对大小金川用兵，此时却坚定的认为，之前兵可撤，此时万不可撤，并推荐由阿桂挂帅，认为阿桂必能全功。刘统勋的意见稳定了乾隆的心绪，任命阿桂为定西将军，作为主帅，明亮、丰伸额为副帅，加派京师健锐营、火器营和东北索伦兵增援金川，不久阿桂收复小金川。小金川拿下后，为攻打大金川，乾隆调集各地兵马火炮增援，阿桂也针对大金川碉楼遍布的地形拟定了详细的攻打计划。在之后漫长的两年多的攻打中，赖清军兵力装备的绝对也优势，以及将士的努力奋战，最终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正月逼令索诺木偕其祖莎罗奔及部众二千余降，阿桂安置大小金川“归顺”的藏族头领和一般人员，设副将、同知分驻其地，不久设懋功厅，废除了原来的土司制度。第二次金川之役打打停停地拖了四年之久，但此战阿桂以及清军还是找准了发力的方向，凭借近千门大小火炮，硬是摧毁了3300余座碉楼、石卡和木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大小金川最终降服，阿桂成为最大的功臣，靠着此战的卓越战功，阿桂也成了乾隆中后期的顶梁柱，做到了真正的出将入相。大小金川的胜利也了解了乾隆的一桩心愿。乾隆封其为一等诚谋英勇公，并进为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和军机大臣。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月，清军班师回朝。乾隆帝亲自到北京城南良乡“行郊迎礼”，进城后，“御紫光阁，行饮至礼”。乾隆平大小金川，是有着长远的战略目的的。大小金川在今川西西藏之地，地处四川与西藏的重要连接地带，距离青海、甘肃也不甚遥远，地方山沟纵横，却又是土司割据之地。如果不及时讨平，一旦出现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土司割据政权，连接西藏青海，将会威胁到四川和甘肃的安全，不利于西南边防，为此，乾隆不得不大加挞伐。而这些是不能对臣下明言的，也不是一般人所能看到的战略眼光。本质上来说乾隆对大小金川的挞伐可以说是雍正时代西南改土归流的继续的深化的延续。
阿桂回京后，其地位持续上升。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授武英殿大学士，管理吏部兼正红旗满洲都统；六月，调镶白旗满洲都统，充玉牒馆、国史馆、四库全书总裁，文渊阁领阁事经筵讲官；十月，调镶黄旗满洲都统，管理户部三库；四十三年闰六月，兼管理藩院事，七月署兵部尚书，十一月为上书房总师傅；乾隆四十五年（1780）任军机处首席军机大臣；第二年，于敏中死后，又位居大学士班次第一。短短五六年的时间，阿桂已成为清廷“综理部务，赞襄枢要”的第一重臣。从1780年出任领军机大臣开始，阿桂到去世一直是首席大臣。
不过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之间，阿桂在京城处理政务的时间并不多，他经常以朝廷重臣的身分，被乾隆帝派往各地，解决紧急和棘手的难题。主要是处理河工事务，虽然没有提出什么超越前人的治水方法，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黄河为患的问题，但他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克服困难，尽心尽力地堵塞决口，修筑堤坝，这对减少水患带来的损失，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此外，在这段时间，阿桂亲脸前线指挥了自己军旅生涯的最后一战——平定甘肃苏四十三起义。
军旅最后一战——平甘肃苏四十三起义
乾隆二十六年（1761）以来，撒拉族内部伊斯兰教新、老教派之间斗争日趋激烈，清政府实行“赦剿一，以分其力”的政策，偏袒老教，镇压新教，使矛盾激化。四十六年（1781）新教群众在苏四十三、韩二个领导下，攻占了老教不少村庄，“教派之争”愈演愈烈，清派兵前往弹压，扬言“为老教作主”，“尽洗新教”，迫使苏四十三等举行反清起义。三月，起义军攻占河州，回、东乡等族人民也纷纷参加。起义军进抵兰州西关，攻城不下，退守华林山，7月被清军攻破，苏四十三等全部牺牲。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青海循化信仰伊斯兰教的撒拉族中因新教、老教争斗，新教徒韩二个率众杀死老教哈尔户长（总头人），酿成事端。清兰州知府等前来弹压，意欲帮扶老教，被新教苏四十三所杀，矛盾由教派之争转化为反清起义。苏四十三率新教男女二千余众攻占河州，进围兰州，沿途得到回回、东乡等族的支援。清廷调集包括火器营在内的一万多人马前来镇压，遭到撒拉族射手的阻击，损失惨重。起义军坚守华林山，最后苏四十三和两千多名撒拉族群众全部阵亡。
苏四十三起义失败后，清政府限制各族穆斯林宗教活动，并将陕西提督自西安移驻固原，固原总兵移防河州，以加强弹压，激起回民的强烈不满。甘肃伏羌新教阿訇田五在通渭县乱山环绕的石峰堡修筑壁垒，密谋反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春，伏羌、静宁、海原回民同时发动。田五于靖远狼山作战时牺牲，张文庆、马四娃继续领导起义。在静宁杀伤清军千余人，击毙副都统明善。底店山之役，马四娃战败，清军进夺石峰堡。守堡回民正逢过节诵经，清军拥入，张文庆被俘遇害，死难者两千多人。
此战的技战术难度对已经久经沙场的阿桂没有什么，但此战却给了阿桂一个新的对手，也是日后最讨厌的对手，即和珅。起义开始后，阿桂正在办理河工事宜，乾隆就派和珅前往征讨，希望培养和珅的军功。但和珅在军旅方面威望不够能力极度欠缺，一群骄兵悍将根本不服和珅管理，作战是连连失利。乾隆深感如果继续让和珅指挥，会出大乱子，立即调阿桂前往指挥。阿桂去前先后，局势立马改观。乾隆帝对和珅的无能也有所察觉，颁诏斥责他不把战争的实际情况上报，说：“自阿桂至军，措置始有条理，一人足办贼，和珅在军，事不归一”，下令和珅速回京。这件事使和珅益加嫉恨阿桂，二人自此不睦。
名将暮年——居中筹划与和珅斗法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阿桂视察荆州堤工返京后，直到嘉庆二年（1797）病逝的九年时间内，他一直在京城处理政务，度过了人生道路上的最后一段里程。
在阿桂掌枢的最后近十年里，清政府还有几次重大作战行动，即平台湾林爽文之乱，两次和廓尔喀的作战。在这几次重大军事行动中，对外主要都是福康安、海兰察统兵，已经年过古稀的阿桂在内谋划安排调兵事宜，并根据多年的作战经验和对军旅的了解，向乾隆提出自己的建议，供乾隆参考。而在对内方面，阿桂因领枢之后常年在外，内部实际大权许多被和珅掌控，加上乾隆信任和珅，阿桂虽十分恼怒，但能力有限加上也上了年纪，精力不够，实际也无能为力。
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禅位于其子颙琰，自己则称太上皇。次年，颙琰正式即位，是为嘉庆元年（1796年）。典礼中，身为领军机的阿桂奉册宝。之后再举千叟宴，仍领班，此时阿桂年八十矣，疏辞领兵部。在乾嘉时代交替之际，比乾隆年长的大臣只有蔡新一人，但早已告老还乡，实际上已经没有比乾隆年长的大臣在世了。阿桂成为仅次于乾隆的年长的大臣，任领班毫无疑义也毫无争议。但不久，阿桂因身体不适被批准休假养病，结果一病不起。嘉庆二年（1797）八月，阿桂病逝，嘉庆亲临其丧。赠太保，祀贤良祠，谥文成。终年八十一岁。阿桂死后，被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谥号文成。
总评：
阿桂作为乾隆时代的首席名将，其一生的作战几乎与乾隆时代所有大战相始终，从一出金川的年轻人，到西域作战的成熟，到缅甸的无奈，再到二征金川的辉煌巅峰，直至最后的落幕。阿桂真正是做到了在乾隆朝的出将入相。他得到了乾隆的信任，也受到过处罚，但他毫无疑问是乾隆时代最倚重的重臣。他没有傅恒那样与乾隆的姻亲关系，也不像和珅那么会揣摩上意，他的成功主要是靠着自己刀头舔血过来的。
阿桂凭借着自己的赫赫战功确实获得了极大的荣誉。清朝的爵位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公爵位最高级。阿桂是公爵，而且是四字公爵，要知道乾隆时代一般的公爵只有两个字。能获得四字称号的只有四个人，分别是平西域五十功臣之次的兆惠、战死缅甸的明瑞，还有就是阿桂，最后是福康安。乾隆时代习惯将最主要作战的有功之臣都绘图紫光阁，位居前列者亲自为之书写赞奖语。阿桂是唯一的在平西域、平金川、平林爽文、平廓尔喀四场大战中都功居前列绘图紫光阁的大臣。平西域五十功臣中，傅恒居首，阿桂位居第十七；二定金川五十功臣中，阿桂居首；定台湾林爽文二十功臣中，阿桂谋虑深远加上爵位，再度居首；二定廓尔喀十五功臣中，福康安居首，阿桂次之。按爵位资历论，阿桂本应居首，让与福康安，甘居次席。此外，道光三年（1823）二月，道光命阿桂配享乾隆太庙。
阿桂的军政生涯数十年，而军旅生涯占据大半，也培养了阿桂的一些作风。阿桂为人刚毅认真，也正因为认真得罪了许多人包括乾隆，让乾隆很没面子，受到一些批评处罚。阿桂治军严谨，知人善任，不吝赏赐。经历了多次磨难后，治军之道日渐成熟。阿桂早年也曾奋勇突击，是员勇将，颇有当年满洲八旗的骁勇风格，后期成为大将之后，处变不惊是其最大的风格，这也是作为主帅最重要的素质。加上其年高位重资历深，将士皆信服。乾隆晚期的一代名将海兰察一生最佩服的就是阿桂。
除了军事才能外，阿桂能够备受重用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有政才。阿桂除了领兵作战外，在屯田练兵方面颇有心得，阿桂出入新疆多次，最重要的功劳其实不是战功，毕竟当时兆惠、明瑞都不弱于他，但是阿桂在屯田方面功劳显著，为稳定发展新疆的生产确实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在办理河工和重大案件上，也颇有能力。而且许多事情上还颇有眼光。乾隆四十六年（1781），乾隆见国家库存甚丰，就下旨将康熙，雍正时沿续下来的各行省提镇空名坐粮归入养廉，另行挑补虚额。这样就需增兵六万名，每年也需增军饷三百万两。阿桂上疏劝阻说：“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岁支则难为继。此新增之饷，岁近三百万，二十余年即需七千万。请除边省外，无庸概增”。应该承认，阿桂所言颇具眼光。但乾隆自恃库藏充溢，不以阿桂之议为然，决计行之。以后的事实表明这种挑补虚额的做法，不仅没有制止武官吃空饷，而且由于每年多支出军费三百万，时间一长，就便清朝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进入嘉庆时期以后，清朝财政日益拮据，人们这才认识到阿桂当年的建议是很有远见的。嘉庆十九年（1814），吏部尚书英和在奏疏中说：“即如裁撤武官名粮，添给养廉一事，系乾隆四十六年奏准……臣闻其时，阿桂即有恐数十年后经费不支之奏。可见老臣谋国诸事，务期久远”。阿桂当时的判断之所以被言中，主要还是其长年军旅生涯对军中事务甚为熟悉，对军队的一些潜规则和将领们的固有习惯都非常了解所致，而乾隆和其他大臣大多没有如阿桂那样的军旅生涯，对军务和将领们的许多习性远没有如阿桂那样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