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再谈《觉醒年代》:老天给了一道光
■ 本期轮值毒叔 ■
■卫道骑士·李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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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角色追求神似基础上兼顾形似
李星文:我们知道,陈独秀外观上最有名的标志是这个大脑门,但是咱们好像恰恰没太强调他这个大脑门。
张永新:对,这个也是我们在开这个策划会议的时候,达成的一个共识。整个戏的选择上,我觉得是追求神似,兼顾形似。如果二者之间必须做选择的话,我宁可选择神似。首先,我跟和伟老师,我们是第二次的大合作了。从《军师联盟》到现在,我跟他生活中也是好朋友,我相信和伟老师能够拿下陈独秀这个角色,另外和伟老师在别的剧中也扮演过这个角色。
李星文:演过,十年前就演过。
张永新:对对对,所以说他来完成这个角色,从形象上来说,基本上也是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李星文:不用大脑门,大家也知道这是陈独秀了,有个铺垫了已经。
张永新:但是稍微还是做了一点点设计,就是加了一点点的发片,把头发呀做了类似于中分式的一个实现。它的好处在哪呢?有一场戏,就是那个陈独秀写关于山东问题的时候,熬了一夜没睡觉。推开了房门,院子里站的是延年、乔年,包括这个白兰、高君曼他们都在院子里。他说去,到北大那个图书馆把油印机给我拿过来,那场戏我们就利用了他那个头发的凌乱感。我当时就给现场的化妆说,请化妆老师把陈独秀先生的那个脑门啊,弄得像狮子一样,张牙舞爪的,一根根头发完全都是凌乱的,而且是支出来的。他一夜没睡,他哪还顾得上整理。所以他站在门口的时候,他在那挥斥方遒,整个状态就是一个要爆发前的狮子。我觉得那种精气神,特别像我心中所理解的仲甫先生。因此在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可以不拘泥于去给他做还原本尊的那种设计。
李星文:其他的设计都比较明显的把这个头发剃了,然后显出一个大脑门来。
张永新:但这我也能理解,就是各个剧它要求的方向不一样嘛。我们这边呢,因为我也试过,咱们都说像和伟老师的形象,我们也考虑过,就是如果给它刮掉的话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后来觉着呢,索性不在这些细节上去做这种推敲。
李星文:他倒也应该不是怕这种容貌焦虑,担心这个影响。你比如说,你要说形象的话,刚才已经说到有一个狮子式的一个发型了,其实刚出来那是个乞丐式的发型。那个可能要真是说不好看,或者说那个带来的阴影可能才会更大一点儿。
张永新:那这点上我倒可以证明的,就是和伟是没有这个容貌焦虑的,所有都是根据我们的设计去走。我觉得包括他的出场,包括我们用这种造型方式,其实仔细看,他有一点点的陈独秀先生的影子。就是他这个中分式的这个头发的两边儿,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用发片儿做的一个处理,还是找了一点点的这个接近感。但是就像我刚才给您说的,我更强调的是神似。形似的话呢,只是把它放在一个兼顾的层面吧。
李星文:对,其实看着看着大家就忘了他长什么样了,就主要看神似了。主要是忘了陈独秀长什么样了。你演多了以后,于和伟就是陈独秀,就是这种感觉。
张永新:对,我们也就不纠结啦。
二
用细节打造更具特色的中国历史剧
李星文:好,那就是刚才咱们其实说到了一些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先贤、五四的先贤,一些名家,都已经说了一下了。其实这里头还有两个角色,除了那些后来的这个革命领袖之外呢,延年和乔年也可以说是在年轻观众当中,或者说全年龄观众吧,都是很感动大家的这个角色。尤其是最后他们牺牲的时候,这种应该说又写实又写意的这种表达方式,让大家深深地受到了感染。这方面是怎么想出来这个招的?怎么一下跨到这个差不多十年以后呢?来了一下。
张永新:其实这个缘起啊,就是在原剧本的第一稿,龙老师就写到了延年和乔年的牺牲。当时呢,他是跳了一个大时空,后来呢,龙老师跟我讲,他说导演,我特别希望你能够把延年、乔年的牺牲拍进来。我听了以后呢,我在琢磨,因为我们1921年之前就结束了,我们写到建党之前嘛,那么怎么安放在这一段落里呢?就一直头疼这个事情。而且我听了这个龙老师的这个解读以后,我也查了一些资料,也是有自己的一个深深地被触动吧。我曾经在现场给工作人员说,我说假如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这方土地它有感知,它能不能知道在1927年和1928年,相隔不到一年的时间,它将接纳这一奶同胞两兄弟的鲜血啊,特别的吊诡,是吧?
李星文:真是,同一个地方。
张永新:同一个地方,亲兄弟,可是这亲兄弟是为谁而死?不是为自己,我以为是为国家。而最令人感动的是,我看到文献记载里说,延年烈士宁死不跪。所以您能注意到,这个剧我们每一个重要角色退场的时候,有一个退场字幕,唯一一个加修饰词的,就是陈延年烈士的退场字幕。我们原封不动地把宁死不跪,被国民党反动派乱刀砍死,写在那个字幕里了,好多观众看到的时候都很感动。
李星文:最初的设计好像还更直观一些,你把那个大砍刀什么好像都准备好了。
张永新:有,现在画面里您也能看到大砍刀。
李星文:闪着寒光的大砍刀还在?
张永新:对,那两把刀还在还在画内,您能看到有一个意味深长的镜头。就是延年烈士走向刑场的时候,有一个拉后背的,拉了两个士兵,一左一右,那两把刀是我们的道具部门专门找的开了锋的大刀。而且又刷了油让它做得锃光瓦亮、冷森森的,一左一右。但是到此为止了,它顶多站在这个画面的左右。而烈士在远处,从远景的位置向前走,有一个镜头是表达了这个东西。这是唯一的一次出现那个刀,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我觉着没有必要在剧中再呈现。
李星文:意思都到了。
张永新:意思都到了。而这场戏真正的,我的理解的那种价值,我觉着就是那一刻时空实际上是被压扁的。剧中的时间是父亲送儿子奔赴法国,出现了这个闪前镜头,好像时间被压成了一个扁平化的。而这个扁平化的,我们作为观众今天的观众我们来看,我们都知道这两位烈士的生命的句号画在哪里。所以再看到的时候,一个是阳光灿烂的少年,一个是满身血污的志士,这二者的叠加,就是我们的表达。
李星文:不一样的感觉。
三
这个角色选择上,老天给了一道光
李星文:这两个演员感觉选的也非常的好,都是有少年感的。一个特别明朗,就是这个张晚意演的延年,另一个呢,就是有点没长大孩子的那种幼稚的少年气,是乔年给人的感觉。这两个演员的选择很困难吗?来得容易吗?
张永新:很困难。我记得光陈延年这个角色,我在北京选的时候,就是经过几层筛选了,从我们casting,开始招纳人员,到我们的执行导演介入,再送到我这来,我再看。有在线的,有在校的,还有一些没有触过电的,找了一圈。所以后来有一次,我给别的朋友也说,那天可能也是晚意去的那一天。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那个排练场呢,有一面是可以透阳光的,上午好像是下了雨,我记不太清了,或者是阴天。但到了下午的时候,天光放晴了,正好是晚意进现场,进排练场的时候,那束光就从那个西边那扇窗户射下来了。他坐在那个光影下面,我跟他说,你看这段台词。那段台词就是他扔青蛙那场戏的台词,所有的演员都要试那一场戏。他拿过来一看,他在那边看边记,他自己不知道,我在观察他。他这么一转头,我就看到那束光啊,打到他的眼睛上,他的眼神是有光的。那个时候我心里就一动。
李星文:老天给了一道光。
张永新:老天给了一道光,然后再往下走试戏,他的眼神里面有难能可贵的少年人,比较少见的沉静。而这个沉静感,我是喜欢的。后来一试台词,一试表演,非常好。所以也就做了这个决定,唉呀,真是长出了一口气。
李星文:其实这个角色很关键。
张永新:确实很关键。历史记载延年烈士在衣着上,在吃住行上特别不讲究。经常穿着一身粗布大褂,或者穿一个兜兜,拉着黄包车就出去了,而且他和那帮黄包车兄弟们在一起,你竟然看不出来谁是陈延年。
李星文:他是干苦力的人。
张永新:他是苦力的那种状态,所以延年烈士的形象是比较的普通的。
李星文:他应该是从外在到内心都比较强悍,粗砺的那种。
四
演员性格与角色有着共通之处
李星文:那要说起来的话,刚才几位咱们都说到了。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朱刚日尧扮演的胡适。其实我也愿意,如果说能给他提名,至少也要给他一个最佳男配的提名。我觉得好像也挺登对的啊,就是胡适因为他这个人身上进步的一面和保守的一面同时存在。曾经非常激烈的进步,一开始比陈独秀的主张还激烈,后来很快又把这个激烈的回到说这个叫文学改良,这是一个建议了。但是后头呢,他又对革命呢,他又是那种态度,我觉得朱刚日尧好像把这个可以说是复杂的这种感觉演的非常的好。那您第一是怎么选到他的?第二呢您觉得他在跟他指导他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有意思的事?
张永新:其实朱刚呢,跟我是同门师兄弟,中戏导演系的。当然他是导演系表演方向的,他本人有戏曲功底,其实这个后来证明了,就是那个《定风波》那场戏。那场戏实际上在现场的时候,是我跟和伟跟朱刚我们一起商量的。当时原剧本里写的是这个朗诵,就是先生在这个监狱里,用《定风波》的形式说出了他的胸臆,然后其实说给这个吴炳湘听的,你想来劝降我是不可能,招安我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如果吟唱起来的话,也是一个挺好的味道。正好朱刚他有这个老生的功底,所以就让他现场做了一个吟唱的设计,而我也知道和伟的这个声音也是非常好的,在我们的《大军师》里就唱过嘛,也是原声唱的,所以就让仲甫先生在监狱里唱的那首《定风波》,这是朱刚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
李星文:他其实是这段演唱的指导老师。
张永新:对的,是指导老师。他是这个曲作者,词作者是苏东坡。这一段的曲作者是朱刚日尧老师。
李星文:那他仿的是京戏的这个唱法?
张永新:他用了一些实际上有昆曲的一些影子,又结合了一下这个我们中国古典诗词的这个吟唱。这个吟唱的过程呢,其实说起来,也就是回答您那个问题了,怎么选择的朱刚?这就跟他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兴趣爱好有关系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朱刚就给我讲,他平时的爱好就是办读书会。
李星文:非常雅的一个爱好。
张永新:对,让我眼前一亮。演员朋友,咱们都知道,这个平时的休闲模式是什么样子,我们都清楚。但是读书会很少的,他竟然办了一个读书会。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至少他有接近胡适先生的心。
李星文:嗯,至少得演个正教授。
张永新:嗯对,至少对得起那260大洋嘛,刚来的时候据说是260嘛。然后再往后整个进入到角色当中去的时候,能够表现出来胡适先生的几个阶段性的不同。他在写《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他的那个少年人的激肆汪洋的那种状态,那种勇敢的力量,都能够呈现出来。包括来了以后,今天我们回来了,请你们看分晓吧,那段台词。那就是拉开阔背肌,准备跟旧文化干了,是那种态度。但是在后面的一些大的节点上,你能看到他的另外一面的逻辑慢慢地显现出来了。
李星文:五四运动的时候他就模糊了。
五
巧用蒙太奇更好的诠释历史意义
张永新:也有人说他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觉得各种评判,都是代表着今人去看那一代、那个时代、那个人。但是我们能看到,当出现了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时候,他跟大钊先生的分歧就比较大了。所以那一段呢,我们是做了一个交叉蒙太奇。
李星文:对。
张永新:他在北大校园里讲,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下讲,双方的焦点,就是问题与主义。什么叫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为什么要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大钊先生是什么态度?为什么要批驳他?那场戏,十几分钟的台词,就是翻来覆去地交战的,就在这个点上。
李星文:隔空交锋了。
张永新:对的,隔空。
李星文:这是通过剪辑方式来呈现啊。
张永新:对。
李星文:我记得还有一个就是,两人在这个红楼里头,走廊里头,还有一个相背而行,也意味着这从此走上这个不同的道路。
张永新:对对对,那是一场有意识的设计的。那个他们的矛盾的出发点在哪呢?胡适坚决反对《新青年》给工人阶级给农民兄弟做。可是那一期恰恰是陈独秀先生做了决定,那一期登的就是劳动节的专刊,真实的历史资料也是这样子。所以那一天的胡适先生很愤怒,直接就在走廊里斥责了这个陈独秀和李大钊,说你们这么搞行吗?然后大钊先生说,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这期发行量挺大。但是胡适说,这个《新青年》不是他陈独秀的《新青年》,是你李大钊的《新青年》,是我胡适的《新青年》,是大家的《新青年》,我不能允许仲甫这么样的胡作,然后两个人分道扬镳了。
李星文:对,这是个人主编,还是同人办刊的一个争议啊。
张永新:对。
六
并非历史浪漫化,而是提供更多维度和认知
李星文:我们刚才一直说的都是《觉醒年代》的一些成功之处,大家解读到的一些好的影响力。其实在这个影响里头,也有一些相对复杂的东西,我们来讨论一下。就说无论是这里头选择的这些大人物、小人物,甚至还有一些反派,感觉我们选的都是美好的一面多一些,感觉《觉醒年代》比较恪守中庸之道。那么会不会大家觉得,就是说觉醒年代在选取史料的时候,有把历史浪漫化的意识?
张永新:我觉得应该不会。首先我解释一点,我觉得这个剧里面除了这个张氏叔侄是真正意义的反派演员,纯坏人。因为那是角色,他就是反派角色。其他的好像都不能够盖上这个戳,这是我的理解。
李星文:对,也许是过去,我们看到史书呢,对大多数人其实可能都是一鳞半爪的一种记载,是一种标签化的一种记载,对吧?他有一个标签,留下强烈的印象,比如辜鸿铭,对吧?就是一个留着辫子的一个怪物,然后他给大家留下的最有名的,就是那个说一夫多妻,相当于一个茶壶几个茶碗的言论,但是看完这个戏,用网友的话说,就是洗白了。这个人还是一个就是有点民族主义者,尤其在那会大家面对洋人的时候,往往会气焰矮一截的情况下,他是气焰长一截。这个在目前这个网络环境里头,可是让网友很爽的一件事情,这个就是起到了甚至是翻案的一种效果,这个您想到了吗?
张永新:我觉着可能不存在他的洗白与抹黑。比如说咱们都知道,辜鸿铭他留辫子。但是您知道,他这个留辫子,他留得很晚,他本 身有这个西方血统。然后他生于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事在北洋,东西南北转了一圈。这个人的学问比较杂和博,会N多门的外语,拿了N多个博士。恰恰在国人皆留辫子的时候,他是留的短发。
李星文:对的,在做张之洞门客的时候,他是西装革履的。
张永新:对对对,等到别人剪了辫子的时候,他又把辫子给留了回来。他的心理动机是什么?很复杂,也很有意思。我的理解就是他那个著名的辫子论,我的辫子在头上,你们的辫子在心里。我觉得这句话虽然事隔百年以上了,在今天也是耐人寻味的。
李星文:所以说文化心理,它依然是适用的。
张永新:对对对。包括他的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一些奇谈怪论,像茶壶茶碗论。但是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剧中有一场他的演讲,论《中国人的精神》。
李星文:对。
张永新:这个论《中国人的精神》我们基本上是把他的原文给拿过来的。这里面所表达的,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说,我看到的是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
李星文:对。
张永新:我觉得这一点,是它历史真实的一面。当然剧中我们加了一些调侃的东西,也调侃了这个老夫子,包括您能注意到他的音乐,就是我们的作曲啊,就专门给他做了一个主题。只要对辜鸿铭只要一出场,他的音乐里带着一定的诙谐感,这个诙谐里面呢,有我们的态度。不是完全赞同的,是有批判性的,有调侃性。但是同时呢,我们也想把人物的多个层面都安放一些,所以那一场他的演讲还是做了一个浓墨重彩的书写。正如您刚才所言,这种所谓见的洋人拔一份的这种心态,也跟当下的心态有一种某种程度上的暗合。这个暗合呢,我恰恰觉得就是无论是那个时候的他的狂放,他的狂狷之气,还是今天我们对他更多的理解与宽容,反映出来的是这个百年流变的时间过程当中,今天的中国人在思考我们如何安放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我们如何安放我们作为中国人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位置?那个时候他的狂狷,我不以为是一种自然,那是他的个性使然,他自己是可以两块大洋比梅兰芳的戏票还高的价格。
李星文:对,专门挣洋人的钱。
张永新:对,他自己可以这么做。但是那个时候国人是什么样子?而今天完全不是那个时代了,当今天的我们可以平视这个世界的时候,恰恰我们再看中国人的精神,会有了一个更多角度的认知与理解,我觉得可能真正的价值是在这里吧。
李星文:对,他这段文献找出来以后,就很有说服力了。就是说中国人过的是一种精神生活。一下这个文化感也拔上去了。而且我也能看出来就是马少骅老师肯定是演嗨了,而毕彦君老师肯定也演嗨了。就是这俩人都沉浸到这个角色里头,那个沉浸感是非常好的。
张永新:好的,下周一我们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