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原生家庭对个体存在影响，也就“默认”了创伤的代际传递。原生家庭的诸多情境都有其起源，本书也提供了许多例证。当我们转移关注的焦点，将几代人的命运纳入视野，就不难发现过去和现在的界限变得模糊了，受害者与迫害者的角色也发生了混淆——我们处于强迫性的重复和轮回之中。在此意义上，创伤的代际传递并不是一个要加以证明的现象，而是一个普遍的存在。谈论创伤的代际传递，不是要“把水搅浑（muddied the waters）”，而是去面对客观存在。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知，我们获得了对创伤的深度理解。或许可以说，重点已经不是确认是否存在创伤的代际传递，而是对我们所面对的诸多现象——包括来访者的和我们自己的——始终保持好奇与敏感，去充满热情地倾听，发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途径让我们可以接近、触碰那些已然存在的伤痛？如果真有所谓的“疗愈”，我们又怎样能绕过创伤的代际传递这一议题？创伤的代际传递让我们思考创伤的主体为何。我们相信个体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处于各种系统、各种关系之中，但我们又往往以个体为中心去评估和干预心理创伤。对于心理创伤代际传递的关注，使一个新的创伤主体显露出来。这个主体不是单一的个体或是家庭，而是由“个体—家庭”构成——其中的“个体”包含家庭中所有成员。我对创伤代际传递的描述是：“祖辈或父辈经历了许多事情，但是他们没有表情；我们有许多情绪，包括抑郁、焦虑或者恐惧等，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此处的“表情”是动词，指表达情绪、情感，“没有表情”就是常见的沉默。我这句话的意思是，把几代人结合起来才能让我们（包括祖辈、父辈）知道自己在经历和体验着什么。创伤的承受者必然是一个复杂的主体，它是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事件哲学意义上的主体，这个主体出现在事件之后。“个体—家庭”在面对外部世界，外部世界是相对于“个体—家庭”而存在的。例如，是消防员的整个家庭在面对“9·11”事件的重建工作，集体的、大群体的创伤最终是“个体—家庭”的创伤。本书多次提到“家庭的秘密”，它代表着心理创伤，是心理创伤的一种存在形式，是没有表情的表情。它属于个体，也属于家庭。那些未曾言说的秘密封锁住了几代人，当秘密终究被揭开时，我们重新认识彼此，也重新认识自己。这个过程是艰难的——走向言语化的过程是艰难的，言语化之后也是艰难的。当知道祖母是犹太人之后，阿格涅丝卡（Agnieszka）说：“我已经迷失了自我”；瑞吉娜（Regina）也是如此：“得知母亲是犹太人后，我很难搞清楚我是谁”。“我是谁”是一个重要的身份认同问题，心理创伤导致断裂，出现“肯定（Bejahung）”中的否认，破坏了自我的连续性与统一性。或者反过来说，心理创伤标记了一个特殊的身份认同，形成了特殊的家庭氛围，维系了特殊的关系，从而影响所有的家庭成员。作为创伤主体的“个体—家庭”艰难地回到历史，寻根溯源，在迷失中梳理“大历史”“小历史”，成为家族的、自己的“历史学家”。变化发生在面对创伤、追寻真相的过程中，体现了精神分析的探索精神，也反映了精神分析与文学艺术、历史学等的内在联系与一致性。除了巨大的、剧烈的群体创伤，还有存在于大众生活中的各类事件；除了大量的临床观察，还有文学的、历史的非临床样本；除了表现为治疗室中各种严重症状的创伤代际传递，本书还描述了表征在性格特征、生活习惯，甚至日常语言中的创伤代际传递。
《心理创伤的代际传递》（美）M. Gerard Fromm 著，吴和鸣 译
在第九章，作者饱含深意地问：“我们是堂吉诃德吗？”当事人是堂吉诃德，分析师是，塞万提斯也是，我们都是。或者说我们的移情是堂吉诃德——我们要有与风车作战的坚韧精神，要像堂吉诃德和桑丘一样“聊了又聊”……在第十二章，通过解读简·方达的自传，作者最后写道：“这也再次提醒心理健康专业的从业人员，临床心理工作与传记密切相关，它记录了非常隐私的、神圣的历史，这些历史都被社会排除在外。”总之，面对创伤的代际传递，我们需要秉持更为开放的态度，从既定的父母、分析师、督导师等身份及设定的专业界限中走出来，以主动的开放性，进入创伤导致的断裂的怀抱中。“人若不能表达，就无法保持沉默（Where of one cannot speak，there of one cannot stay silent）”，传递始终在进行。所传递的不仅是痛苦，也是疗愈的智慧与力量。更重要的是，传递的是经历创伤的复杂体验，是走过的路，但又是暧昧不明的。似乎有些内容一直等待着表达和整理，而且需要几代人共同的努力。我更愿意视创伤为一份珍贵的遗产，让我们见证人性的复杂、关系的断裂（也是开放），从而拥有了创伤的经历和体验—这可能也是我们作为幸存者感到内疚的原因之一。如何才能传承幸存者的痛苦和幸福？一个直观的表达来自我的一位女性来访者，她说当她置身母亲所生活的情境，走着母亲曾经走过的路，看到母亲曾经见过的东西，在那个时刻她才真正理解了母亲。接受这份珍贵的遗产是不容易的，一方面离开了特定的、具体的情境，我们很难理解特定事件对个体的意义；另一方面，所谓意义并不是在当下就清晰明了的，意义会动态地显现于事件之后，甚至延续于第二代、第三代，在超越了日常经验、知识框架时才能被领悟。我用接种疫苗作为比喻，试图说明一部分心理创伤代际传递的过程与意义。疫苗是将病原微生物（如病毒）及其代谢产物，经过人工减毒、灭活或转基因等方法制成的自动免疫制剂，用于预防传染病。疫苗保留了病原微生物刺激人体免疫系统的特性，接种之后可以帮助人体产生如抗体等保护物质。这个比喻的重点在于，疫苗是不具有致命性的病毒。如果说幸存者经历的是生死攸关的事件，那么在有些情形之下，幸存者给自己后代“制造”的创伤则是非致命的，如文中一位母亲的“热汤匙”。必须“注射”疫苗，不然没法将幸存者重要的生命经验传递给后代。就像作者所说，父母要传递一个庄严的命令，即“在创伤里活下来”。这是幸存者的信念，既是命令，也是已经发生过的生命奇迹，还是一种期待——如咨询师替来访者的母亲表达的“你将有机会（事实上你有责任）拥有我不曾体验过的生活”。可能幸存者的潜意识里认为，只有传递了创伤，后代（及自己）才能真正实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