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欧洲的关键一战，要是输了奥斯曼土耳其就统治欧洲了
勒班陀海战惨败于基督教联军，是公认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走下坡路的标志，许多朋友对此也有所了解。不过对于勒班陀海战的详细过程进行解析的文章不多，本文将会从基督教联军和奥斯曼帝国两方面的记载来还原勒班陀海战。
基督教与奥斯曼海军的实力对比
基督教舰队从伊古迈尼察向南航行寻找敌人交战，于10月4日抵达凯法利尼亚岛，在那里收到从克里特传来的令人沮丧的消息：法马古斯塔已经陷落。
这一消息来得很晚，表明奥斯曼可能彻底破坏了地中海东部的通信，因为投降发生在8月1日。报告还描述了在围攻中得胜的奥斯曼统帅拉拉·穆斯塔法帕夏如何把矛头对准威尼斯指挥官马克安东尼奥·布拉加丁（他被指控杀死穆斯林俘虏），命令对许多放下武器的意大利、希腊和阿尔巴尼亚士兵执行死刑。布拉加丁本人受到羞辱性的对待，然后被奥斯曼人生生剥皮；他的皮被塞满稻草，然后作为战利品送往奥斯曼领土。
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塞浦路斯陷落的消息打消了联盟远征的主要理由，但它直接加强了同盟士兵的决心——尤其是威尼斯人，他们渴望复仇。三天后他们将得到这个机会，最终，两支舰队在帕特雷湾入口附近靠近北岸的海域遭遇。
1571年10月7日的勒班陀战役（传统上这么称呼，以奥斯曼舰队驻扎的那个距此相当遥远的海军基地命名）是最著名的海战之一。
勒班陀海战的地点与布阵
在希腊半岛西部
按照现代观念，受到从18世纪到20世纪连续不断的海战史影响，海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舷侧炮，主要目的是击沉敌船。然而，16世纪的桨帆船战斗完全不同。这些船主要充当士兵的平台，他们向对手射击，然后登上敌船，近距离战斗。
每艘军舰前面长长的撞角或喙不是为了击沉敌人的船只，而是为了刺穿对方，然后作为跳板让士兵通过。虽然军舰上的确有火炮，但是它们在战斗中的主要目的不是击沉敌船，而是打击甲板上的人，或者粉碎桨或舵以使敌船丧失战斗力。
重型火炮（在两栖进攻中可用于轰击防御工事）只安装在船头；用于杀伤人员的小型回旋炮可以放置在其他地方，尽管正常的军舰上很少有空间留给它们。虽然熟练的威尼斯炮手可以在远至500码之外击中一艘军舰，但船只之间的大多数炮击也只是西班牙人所说的让“衣服燃烧”的程度。
在肉搏战之前使用的主要武器是火绳枪和同类重型火枪；火绳枪发射半盎司重的子弹，西班牙的重型火枪则发射重两盎司的弹丸，可在100码之外穿透甲胄，500码之外射杀马匹。同时还有弩，可以穿透轻型甲胄，也有传统的弓；没有人认为这些武器由于火器的发明变得过时，因为传统的弓弩射速更快，且均不受雨水影响。
此外，船上还装备了用于投掷“火球”的装置，以及承装被称为“希腊火”的能猛烈燃烧的黏性制剂的装置。勒班陀战役双方均有火绳枪，但同盟一方数量更多；奥斯曼人更依赖传统的复合弓，这对优质的盔甲起不了作用。虽然双方均有大炮，但是奥斯曼桨帆船中配置得更少。
虽然这些武器在打乱敌方阵形上都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两艘军舰之间交战的最后阶段包括登船肉搏，使用剑、匕首、矛，以及最为有效的武器——西班牙步兵使用的长枪。用曾在勒班陀一艘热那亚船上战斗过的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话来说，到了最后，一切取决于士兵个人冲上敌方军舰的勇气：
当船纠缠在一起时，除了撞角上的两英尺木板，士兵已经没有更多的空间留给自己了。尽管他看到面前敌人那边有无数火炮……然而……他顶着所有枪炮，并努力沿着那条狭窄的堤道冲上敌船。而且最惊人的是，一旦一个人倒下，在世界末日之前永远无法再起身，另一个人就会取代他的位置——这是战争带来的所有危险面前勇气和胆量最伟大的表现。
决定欧洲命运的大海战
10月7日上午战斗开始前，超过40000名基督徒和奥斯曼士兵心中一定做好了进行这种战斗的准备。几小时后，两支舰队在安全距离外对峙，每支舰队均排成南北向的单列，超过四英里长。
预备舰船集团位于阵线中央后方。双方阵线各分为三个部分；在基督教的一侧，唐·胡安指挥中军，吉安·安德烈亚·多里亚指挥右翼，威尼斯总军需官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指挥左翼。那一翼的顶端在阵线北端，靠近陆地：不是后来冲积形成的现代海岸线，而是一组岛屿，希腊语称为埃奇那戴斯，意大利语称为库佐拉里，其中大部分现在已融入大陆。
唐·胡安小心翼翼地将西班牙、威尼斯和其他地方的船只混编在一起，使得阵线不是简单按照国家划分，但左翼却大多为威尼斯桨帆船（尤其是来自达尔马提亚和克里特的船只），右翼在某一点之外也大多是热那亚桨帆船。
唐·胡安自己的旗舰处于中心位置，教宗的旗舰在其右侧，威尼斯人的旗舰由韦涅耶率领，在其左侧。由于声望和荣誉的缘故，大部分的旗舰都集中在那里：比如，帕尔马公爵在热那亚旗舰上，乌尔比诺公爵在萨伏依旗舰上。
同样，奥斯曼阵线中央包含阿里·穆阿津札德帕夏和佩特夫帕夏的旗舰，以及其他政要的灯笼桨帆船。这些船只也集中了最大数量的禁卫军，他们配备了火绳枪，且技艺高超。
奥斯曼帝国早期的王牌
耶尼切里新军
两支舰队之间的明显差异——尽管奥斯曼指挥官很晚方才意识到其重要性——是同盟有六艘巨大的威尼斯加莱赛战船，它们推进到军舰阵线的前列。
中午过后不久，奥斯曼舰队终于开始发动攻击，此时这几艘战舰的重要性变得清晰。水中的加莱赛战船高到敌人无法爬上去；每艘加莱赛战船都是一座浮动的堡垒，平均装备31门火炮，其中一些用于横向攻击。
奥斯曼桨帆船接近时要顶着威力强大而精准的炮击；奥斯曼人一开始以为加莱赛战船只在船头有大炮，所以在经过它们时受到了二次打击。一些桨帆船被击沉，这不仅对奥斯曼的士气造成巨大打击，还破坏了他们的攻击阵形，使其失去连贯性。
威尼斯的加莱赛战船
在勒班陀海战中威风八面
阿里·穆阿津札德帕夏压上来，直接与他的对手唐·胡安交战，而佩特夫帕夏则冲撞科隆纳的旗舰。其他战舰围成一圈，提供支援，激烈的战斗随即爆发。
教宗的旗舰一直在同时与几艘奥斯曼桨帆船作战；其中包括一艘由阿里·穆阿津札德帕夏两个十几岁的儿子指挥的灯笼桨帆船。根据卡埃塔尼的副手巴托洛梅奥·塞雷诺（他与卡埃塔尼一起在附近的一艘教宗军舰上）的说法，教宗年轻的甥孙表现很好，他周围的人被敌人的炮火击倒时（包括科隆纳的管家，此人的头颅被炸飞到他身边），他坚决地用火绳枪射击。
在这种情况下没什么招数能用了，加斯帕罗·布吕尼也许发现自己大多时候不仅要充任水手和船员的战斗指挥官，本人也得亲自上阵——我们将看到，他因此在战斗中严重负伤。
每一段战线上的战斗都很激烈。
在左翼，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竭力阻止奥斯曼军舰溜过沿海滩涂包抄同盟舰队；他手下士兵不足，军舰也是同盟舰队中受损最严重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奥斯曼船员试图将船靠岸以躲避攻击，这让他占了些优势。（部分可能是因为奥斯曼舰队30%到40%的船员是希腊人，尽管很少有人来自这个特定的地方。）
在右翼，同盟战舰不得不与奥斯曼舰队最有经验的战士——指挥官乌卢奇·阿里从阿尔及尔带来的私掠者——战斗；十几艘基督教军舰全员阵亡。其中最著名的一例是一艘叫“基督统御世界”号的威尼斯船只，它击退了5艘奥斯曼桨帆船，然后再次被4艘桨帆船攻击，几乎损失了全部人手。
故事的一个版本说受伤的船长贝内德托·索兰佐等到许多奥斯曼士兵蜂拥上船后，点燃剩余的火药桶，把船炸上了天；另一个版本把这一行为归于刚看到索兰佐被斩首的事务长。
乌卢奇·阿里甚至设法智胜吉安·安德烈亚·多里亚，吸引他偏离战场，接着溜进制造出的空隙；战斗结束时，当不可逆转的战局和战败的规模越来越清晰时，他带领私掠船前往外海。他也是奥斯曼方面唯一保有相当规模船只编队的指挥官。
阿尔及尔海盗一向很生猛
上图为大司马撰写的
《大航海时代4》黑非洲主角新剧情的图片
战役的转折点出现在正中央，唐·胡安、科隆纳和韦涅耶的旗舰在那里经历了几个小时的恶战（正如我们所见，韦涅耶的旗舰上可能有安东尼奥·布鲁蒂的儿子亚科莫，也许还有亚科莫的兄弟马尔科，他们是加斯帕罗·布吕尼的外甥）。圣克鲁斯侯爵从预备队中带来补充士兵，把他们投放到西班牙和教宗的旗舰上，他们中的一些人成功突入阿里·穆阿津札德帕夏的旗舰，杀死了他。
根据费兰特·卡拉乔洛（他当时在中央集团稍微左侧一点的一艘教廷桨帆船上）的说法，一名西班牙士兵砍下阿里帕夏的头颅，把它带给唐·胡安，唐·胡安却对这种没有骑士风度的行为感到厌恶；不过这颗脑袋还是被挑在船尾的一根长杆上，这明显导致剩余奥斯曼战士产生了挫败情绪。随着其他几位奥斯曼指挥官相继被杀，战斗逐渐接近尾声。
费兰特·卡拉乔洛将胜利归功于四个因素：加莱赛战船的作用；同盟的船只比奥斯曼更早发射火炮；“敌人对地形的信任”（意思是，因为附近的陆地正是家乡领土，他们很明显愿意舍弃战斗）；同盟在火绳枪上的优势。
现代历史学家加入了其他因素。里卡多·塞雷索·马丁内斯大体上接受了卡拉乔洛说的四种因素（同时强调炮火的精准度而不是先发制人），还提到更有效的后备队伍和更有经验的士兵。但最后一点似乎并非如此；西班牙步兵有一半是新兵，阿斯卡尼奥·德拉·科尔尼亚的评论表明，大多数意大利人也是如此。
海军历史学家约翰·吉尔马丁强调三个因素：加莱赛战船的作用；同盟的中军力量更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占优势的后备力量；巴尔巴里戈确保基督教阵线不被包抄的技术和决心。
对勒班陀战役最详尽的记载来自亚历山德罗·巴尔贝罗，他特别强调其他两个因素。
他指出，总的来说同盟战斗人员数量更多，包括船员和非奴隶桨手，他们可以拿起武器；奥斯曼舰队在超过五个月的海上战役后，因死亡和逃兵，人手大量消耗，可能总共只有20000名战士。而同盟有23000名士兵和另外13000名船员可以投入战斗。基督教士兵火绳枪数量更多，他们明智地用火绳枪在登上敌船之前尽可能多地清除敌人。他们还有坚实的甲胄，保护他们不被奥斯曼弓箭手的箭矢所伤。
巴尔贝罗总结说，结果是“必然”的胜利。他的论点不错，但结论仍令人惊讶；鉴于这场战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极端胶着、难分胜负，我们不得不惊叹于奥斯曼战士的不屈不挠，他们实际上也只差一点就克服了双方的差距。
波斯诗人对战争的描述
关于这场战斗的所有记载几乎无一例外来自西方。奥斯曼编年史家对此草草带过，这可以理解。现代标准记述的确记录了战斗发生之前奥斯曼高层指挥官之间曾就是否适合与敌方舰队作战发生过争论；这是历史学家帕切维简单描述的，但大多数可利用的详细史料从西方史料中摘得，来自战后审讯俘虏时得到的信息。
然而，事实上有一篇对勒班陀战役的同时代奥斯曼记载，其作者要么曾参与其中，要么与当时参战的很多人相熟：波斯诗人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泽雷克·侯赛因”。
他参加过塞浦路斯战役，1574年完成了他的土耳其语叙事作品《塞浦路斯征服史》；他对勒班陀战役的记述出现在一份补充文本中，16世纪70年代后期写于塞浦路斯，主要关注的是奥斯曼随后对拉古莱特和突尼斯的攻击。令人惊讶的是，这段记载似乎被所有现代勒班陀研究忽视。
泽雷克的叙述描述了舰队在夏季破坏克里特，攻陷凯法洛尼亚、科孚、索波特和布德瓦，在这些地方“士兵不满足于掠夺居民的财产，把妇女、女孩、男孩和老人带走”。
它对同盟舰队进行了相当确切的记载，说他们有25000名战士；它指出，卡拉·霍卡在战斗前不久捉了一个基督徒水手，逼他给出了舰队的位置；它证实了高级指挥官之间的分歧，指责阿里·穆阿津札德帕夏未采纳有经验的水手的建议。（阿里被奥斯曼人大加毁谤：17世纪的卡提卜切莱比评论说，这位刚刚获得任命的海军统帅“一生连艘小划艇都没指挥过”。）
泽雷克提供了战斗本身的一些细节。他写道，有40到50艘奥斯曼船只太靠近陆地，不幸搁浅，这就给这个不那么意外的结果涂上了一层无辜的假象。
关于战斗中的实际情况，他证实了一些西方记载中描绘的画面，其中强调接连不断的炮火造成的稠密烟幕：“四面炮击如雷滚滚，高贵的舰队被遮天蔽日的厚厚烟雾笼罩。”他还强调基督教桨帆船优势火绳枪射击的影响：“士兵们死于枪林弹雨。”
他说阿里·穆阿津札德帕夏让他的桨帆船攻击加莱赛战船，这并不准确。他在记载阿里之死带来的巨大影响时，尽管有意识地使用了诗意的语言，但听起来像是真实的：“听到这则消息之后，奥斯曼军队像被冰雹袭击过的苗圃；士兵失去了力量，人们抛弃了从敌人那里缴获的船只，纷纷逃命。异教徒如同疯狗一般，恢复了勇气，变得比七头的龙还要狂暴。”
勒班陀海战示意图
战斗在下午晚些时候结束。随着战事平息，刺鼻烟雾构成的阴云开始消散，迎接幸存者的是一幅极为惨烈的画面。用费兰特·卡拉乔洛的话说，“海上全是尸体、木板、衣服、一些正在游泳逃走的奥斯曼人、溺水的其他奥斯曼人、许多船只还在燃烧的四散的残骸，还有一些船正在下沉”。
巴托洛梅奥·塞雷诺描绘了相似的画面：在燃烧的残骸之间，水中“满是上衣、头巾、箭囊、箭、弓、鼓”等物，外加许多因伤命不久矣的人，他们被基督徒士兵用“火绳枪和长矛”结果了生命，还有那些设法游到基督徒船边，攀附在船侧的奥斯曼士兵和水手，一些人的手被砍掉，其他人被拖上船，要么是由于同盟军队想要收取赎金，要么是想把他们当成奴隶卖掉来赚上一笔。
另一方面，对于奥斯曼桨帆船上的很多人来说，这场战斗的结束带来了期盼已久的自由：12000名或者更多的基督徒奴隶被释放了。
其中一些人是奥斯曼军队今年早些时候突袭威尼斯领土时劫掠的妇女和儿童——包括来自乌尔齐尼和巴尔的人，奥斯曼人违反那些城市投降时签订的协议将其扣留。许多人是军舰奴隶，被锁链绑在桨手座板上，在悲惨的条件下划动船桨；其中几千人在舰队从伊斯坦布尔出发时就已在其中，但还有大量奴隶是一路上掠来的，用以补充到由于疾病和逃亡而人手不足的军舰上。
用一位早期的编年史家的话来说，“当听到有人喊'胜利了，胜利了！’，他们就打破枷锁，拿起奥斯曼人散落的武器，开始大肆砍杀，以报复他们遭受的虐待和残忍行径”。
如果他们成功地杀死最后剩余的奥斯曼士兵和船员，下一步自然就是在军舰上——以及死亡的奥斯曼人衣服里——寻觅贵重物品。但是在这一点上他们面临正在拥入敌船寻找战利品的基督教士兵的竞争（而且搜刮不仅针对敌船：一艘威尼斯桨帆船的全部补给在战斗中被洗劫一空，西班牙士兵搬走了所有贵重物品，甚至包括圣马可战旗，后来墨西拿一位愤慨的威尼斯商人把它买走了）。
这是战利品，长官们清楚最好不要干涉：贵族费兰特·卡拉乔洛回忆起显贵们也不敢离开自己的军舰，除非有船长替他们保管战利品。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勒班陀战役整个故事中最糟糕的一幕。奥斯曼军舰上的奴隶中有一位是大主教乔瓦尼·布吕尼，他像很多他牧养的子民一样，被剥夺了曾经承诺的自由。他的新主人非常了解他的地位，但是他们也知道他强烈反对放弃巴尔城的决定，所以他们决定把他留在军舰甲板上当众羞辱（连同乌尔齐尼的轻骑兵指挥官，乔瓦尼的侄子尼科洛），让他划桨。
正是在军舰上，乔瓦尼和他的侄子迎来了死亡。一份早期威尼斯报告称，他们“被奥斯曼人所杀”；后来送至罗马耶稣会的一份记载说他们是在战斗正酣时被奥斯曼人处死的。但事实上他们被基督徒士兵所杀。
17世纪后期，关于此事的一些消息在这一地区流传：斯科普里大主教写道，“在第一轮进攻中”，布吕尼被士兵斩首，他们误以为他是奥斯曼人。后来，一个达尔马提亚贵族的家族记录中讲了类似的故事：布吕尼“在桨帆船被夺取之时”遭到误杀。然而，真实的故事要糟糕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