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学术界的三大纪律

一、学术界的三大纪律
文|许子东(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载2011年3月13日《羊城晚报》)
军队有三大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学术界也有自己的三大纪律:
第一,一切研究不能听指挥。欧洲大学有高薪传统,就是要让教授摆脱政权和教会的控制。无论宗教、皇权、或党派或警察,学术研究都不应听从他们的支配和指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学术的基础。风骨乃文人的生命。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读书人以不服从命令为天职。能否做到是一回事,应不应该则是另一回事。
第二,多拿他人“一针一线”。“针线”即研究成果、学术资料、辞章经典。学术的目的是要说出和他人不同的真理(传递、重复真理,只是宣传、教育、礼拜……)。要与他人不同,须先知道他人至今为止就这个题目,已说了什么。故引经据典,不是为了掉书袋,而是讨论问题的平台。
多拿他人学术成果,但必须紧跟第三条纪律:一切引文要注出处。天下文章一大抄,有了注释就是“学问”,“忘了”注释就是“抄袭”。此理至明,不必多言。只是引文规则,中西传统有些不同。记得九十年代初在UCLA,我的论文是讨论张爱玲与上海“小市民”社会。宣读初稿后被李欧梵“狠批”,“为什么中国的学者文章写得好,注解却总是做不好呢?”后面一位要读论文的新加坡同学结果在课上昏厥送院。当时做访问学者的汪晖坐在旁边也很惊讶李教授之严厉(近日和王晓明夫妇、李欧梵夫妇在又一城饮茶,还谈及此事。李教授也记得很清楚,只是不知有同学送院)。后来我们议论,是否中国文人过去觉得文章乃天下公器,有人引用是光荣。多加注释岂非看不起读者?虽云“诗必盛唐、文必秦汉”,“无一字无出处”,但并不特别注明出处。而西方现代文明,处处强调个人权利。现在这么讲究注释,是否也和“知识产权”有关:拿了人家的“针线”,没有付费,至少也打个招呼吧?
二、为《学术界的三大纪律》作补充
文|宁源声(广东信宜市松香厂办公室干部)
(载2011年3月20日《羊城晚报》)
近日阅读了许子东先生《学术界的三大纪律》(《羊城晚报》3月13日《人文周刊》b1广角版)一文,很受启发。
许先生提出,学术界也要有自己的三大纪律:第一,一切研究不能听指挥;第二,多拿他人“一针一线”;第三,一切引文要注出处。这三大纪律很好,是规范学术行为、端正学术风气、繁荣学术研究事业的重要举措。
有了第一条纪律,就有了学术的自由。学术自由是学术活动得以顺利开展,学术研究得以保持繁荣,学术创新成果得以大量涌现,从而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前提。只有追求学术自由,保障学术自由,才能切实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但是,自由与责任是如影随形,不可分割的。学者,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把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独立思考,又要谨慎立说,更要高度关注学术行为的社会效果。有鉴于此,我提议在第一条纪律后面加上一句:“但要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有了第二条纪律,学者就会自觉博采众长,提高自己的专业学养,就有可能开拓创新。
有了第三条纪律,可以杜绝抄袭,端正文风,可以减少以讹传讹。学界以讹传讹的例子俯拾皆是。比如,有一句所谓鲁迅名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曾被人们反复引用,但据袁良骏先生《“地方色彩”·民族性·世界性》一文考证,这其实是一个以讹传讹的大笑话,翻遍《鲁迅全集》也找不到这句话。假如引用者能注明出处,也就不至于以讹传讹了。
学术著作不附书后索引,这是当前学界的一大通病。其实索引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它能够帮助读者迅速、准确地检索到书中的资料,节省翻检的时间和精力;它提供文献的线索,可以查找散见在书中的其他资料;它还可以用做信息数据统计,对鉴别著作的相互引用率等特别有用。可以说缺少索引的学术著作,其使用价值是要大打折扣的。
上世纪90年代,由匡亚明先生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我已先后买到《李白评传》、《杜甫评传》等10多种。这套丛书有个特别值得称道的共同优点:每本书正文后面都附列有《人名索引》、《文献索引》、《词语索引》各一份,检索起来十分方便。可惜具有这一优点的学术著作太少太少了。为此,我提议在“学术界的三大纪律”之外加上一条:一切学术著作都要附书后索引。不知许子东先生和读者诸君以为如何?
三、再说“学术界的三大纪律”
文|许子东(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载2011年3月27日《羊城晚报》)
拙文“学术界的三大纪律”两周前刊出后见宁源声先生有文回应(《羊城晚报》3月20日),大致赞同,但也有点补充。就是“提议在第一条纪律(一切研究不能听指挥)后面加上一句:“但要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对此我仔细想了想,觉得不太同意宁先生的这条补充。
一般说来,学术研究如果成功,自有积极的社会影响,比如袁隆平种水稻,钱钟书写《管锥篇》等等。但有时,明明成功伟大的研究,却被认为没有尽到“社会责任”,甚至还“罪责难逃”(如哥白尼的学说,如马寅初50年代的人口论,等等),这种时候,如果研究者放弃他的学术良心去听“社会责任”的指挥,结果如何众所周知。更有一种情况,研究本身是成功的,但研究成果的使用者却没有“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如诺贝尔发明的炸弹)。这时要研究者听指挥也来不及了。
所以,尤其是人文科学,尤其在中国,学术只能听从学术使命的指挥,其他“天地君亲师”,一概多谢。
老师的指挥?对不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亲友家人的干预、劝说要“小心”、要“配合”等,诚然都是好心,但也不能听。
政权的命令,集团利益、“党性原则”,或可指挥郭沫若,但无法指挥陈寅恪。
大地、母亲、祖国,当然是神圣的召唤。但鲁迅《藤野先生》中有一段话:“小而言之,为了国家,大而言之,为了学术。”
弄学术之人,为了学术而献身,这便是“道”,便是大写的自然,便是天理,也是最大最根本的“社会责任”。
在这个意义上,我又十分同意宁源声先生的建议了。
还是上次的一句话:能不能够是一回事,应不应该是另一回事。不要因为我们现在不能做一些事,就认为本来就不该做这些事。

微信来源@余编编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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