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之痛

2003年，旧城改造进入高潮，大面积拆迁拆到了秀水港等老城区。

住在凤凰池的丈母一家拆迁，丈母住到南郊新村，岳父安置到东门税务所宿舍楼。

在我们这个20来万人口的小城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或许该告一段落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旧城区几乎已经被拆完，而仅剩的非常有限的旧城区的改造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比如说，若干年前，与我现在的居住地只有一路之隔的地方——政府规划中近一阶段将要进行改造的城北地区，有一片偌大的正在拆迁之中的地皮，就因为60多户“钉子户”坚持房地产开发商必须给他们更加合理的补偿而陷入了僵局：房屋拆了一半无法进行下去了，自然房地产商开发的步伐也就停滞了下来；那一段时间放眼望去，那片地，城不像城，田不像田，鬼鬼的、怪怪的。

在这些“钉子户”里，有我30多年前在柴湾中学任教时的校工丁师傅丁稳山一家——那时候的丁师傅，含辛茹苦盖了一幢两层、上下共计6间的楼房；而现在，在他这楼房所在地，开发商准备盖别墅群，并且这些别墅已经被人预定了，一幢价格大致是300万。那么，开发商准备按照怎样的标准给他补偿呢？标准是这样的：他这楼房的总面积大约为120个平方，开发商将对他这120个平方进行评估，给出一个总价；而后，开发商给他120个平方的房子，但要他补足两者之间的差价。而假如接受这样的方案，他该给开发商10多万块钱。

我这位丁姓同事当然不愿意这么干：一来这楼房是他“苦”出来的——当年为了盖这楼，收入非常有限的夫妻俩甚至卖过血！因此。他们对这楼房的感情自然非一般人所能想像；二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他们为了挑河、建桥一类的“国家利益”，已经3次拆迁了；三是他们也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的钱——两年前，丁师傅不幸患上了膀胱癌，手术治疗以及这之后的后续治疗一共花去了近10万块钱，把他们有限的积蓄都掏空了。他儿子在某家派出所联防队里工作，月工资只有800来块；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得了乳腺癌，一个下岗，也都帮不上他的忙。我更发现，这个三世同堂的家庭，分住楼上楼下，可只有一台电视机；家中没有煤气灶，甚至也没有煤球炉，依然使用的是土灶；就是小两口住的屋里，也没有像样的家具——如挂衣橱之类，并且屋顶留有明显的水迹：显然，这楼房由于年久失修，漏雨。

要这样一户人家为拆迁再掏10多万块钱出来，无疑是讨饭子袋中扒糁。所以，丁师傅坦率地跟我透露了他的底线：如果一定要他拆迁，他希望能够面积换面积——也就是拿他这120个平方的楼房换开发商120个平方的公寓楼，另外能够获得一个车棚，再就是让他把这楼房拆下来的木头给他搞简单装修。

他的这一底线在我看来并不苛刻。我问他有没有将这些条件向开发商提出来大家协商。他笑笑：开发商狠着呢！哪肯轻易松口？而政府为什么替他们撑腰？因为卖地是地方政府眼下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单单是我们这一块地，就卖了两个亿呢！而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到10个亿。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现在提也是白提，只有就这样跟他们耗着，直到让开发商感到耗不起了，或许我们才能从他们那里多争取一点。他随即说起了前不久在全国上下弄得沸沸扬扬的重庆房主叫吴苹的那家“钉子户”的例子。让我十分惊讶的是，他居然知道最后开发商给她那幢楼房估价300万，并赔偿了她经营方面的损失的具体数字。当然，也有些与他的事相关的新闻他不是很清楚，比如说，国家已经出台，并将在数月之后实施的《物权法》。

就总体情况来说，国家的政策似乎对拆迁户这一方越来越有利了，丁师傅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但是他同时不无忧虑地表示，天高皇帝远，在我们这种小地方，阳光能否普照是个不小的问题。因为在开发商的背后，摇曳着地方政府的影子。接着他告诉了我一个骇人的新闻：去年八九月份的一天晚上，有10多个人脸上蒙着黑色的面罩，手上戴着白手套，头上戴着安全帽，闯进了一个“钉子户”的家中对家具一番乱砸，对户主一顿暴打，威胁他们不要再顽抗。这些人哪来的？有知情者披露，是开发区管委会的。后来，开发区管委会无条件地满足了被害人提出的条件，赔偿了10多万块钱，似乎也能够印证这一点。为什么开发区管委会这么好说话？据说，有人悄悄地用家用摄像机拍下了全过程，所以，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息事宁人。

开发区的人，到丁师傅家也来过10多趟了。不过，在这里，他们还算客气。为什么客气？一是丁师傅作为癌症病人让他们心有顾忌；另一方面丁师傅妻子的泼辣、凶悍也让他们不敢放肆。要说“文”的，她来过：她曾经把开发商告上县市两级法庭，并且因为这块地皮的“旧城改造”，并无省市两级的批文，属于“违规”行为，最终判决为“不准拆除”；“武”的她也来过：如果你们一定要强制拆迁，那你们就把我们老两口杀了好了。说这话的同时，还把菜刀往地上哐当一扔。

我们能够因此责怪这样的百姓的“刁蛮”吗？大概不能，因为他们心中的拆迁之痛很少有人能够感受与理解；同时，他们所做的一切，又有哪些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