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至少在五十年前，傅雷、老舍、曹禺……这些人的名字我已全听到过了。他们不事雕琢、不曾包装、不做广告，更没有经纪人、不开发布会，他们只是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屋檐下，默默地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写自己想写的文字。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大学时接触巴尔扎克的。老师再三说，读巴尔扎克的作品一定要读傅雷的译本，因他翻译得最好。而《傅雷家书》则是听朋友介绍后去买来的，反复读了好几遍而不厌。读这些书，我常会在脑中出现一个大师的形象，他虽然没有像现在某些名人那样的如雷贯耳，至少也应该是很有威仪的、让人敬而远之的专家吧。可是读《故人何寂寞》，我才知道，傅雷住在上海江苏路284弄，这里是他居住最久、成就最多的地方，从1949年12月傅雷夫妇搬进这里，就每天默默地翻译文学作品。他译著中的经典，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等都在这里完成，十几万字的《傅雷家书》，也是在这里一篇一篇地用毛笔写就。我惊奇这样的作品，是一个当时没有“工作单位”的“失业”者——而不是到处作讲座捧鲜花的大师——坐在家里不声不响地做出来的。他很少见人，当然很少说话。虽然他做的事已成为后人眼中的伟业，而他仅仅只是因为“自己想做”。就像他在小院内种玫瑰、月季，也是因为自己想做。我还知道，傅雷家有一个名叫周菊娣的保姆，如果她生病了，傅先生会拿医药费给她，让她去看病，她若不肯接受，傅先生就发脾气。特别是，当他要离开人世的时候，还忘不了把他的存折留给保姆作为以后的生活费。虽然那时傅先生并没有很多钱，因为连他的译作，也被野蛮地剥夺了印数稿酬。
从现代文学的课堂上，从《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一部部巨著中，我早就认识并敬仰着老舍这位人民艺术家。这次捧读《故人何寂寞》，我随作者来到了北京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的老舍故居。那是1949年年底，老舍应周恩来之邀回国，次年买下的这处四合院。院内有两棵著名的柿子树，据说这树上长的柿子是一种河南品种，极甜又无核。而最引起我注意的却是老舍的卧室。卧室里嵌入式的大壁橱，是老舍自己设计的，足有几平方米大，却不是衣橱，而是老舍存放字画和古董之处。而他的书桌上，有齐白石所刻的印章，李渔用过的砚台，还有老舍生前曾用过的眼镜、钢笔、收音机和烟灰缸等。当然，还陈列着他各种版本的《四世同堂》和《骆驼祥子》的手稿。我又跟着作者来到老舍的出生地小羊圈胡同。当年他家在小院的一角，那里地势很低，每逢下大雨，院中便积满了水。这样的窘迫环境，给幼小的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致他在《四世同堂》和《宝地》等作品中多次写到。
听了老师的讲课，我曾为曹禺的创作成就而惊讶：18岁开始构思《雷雨》，23岁，大学即将毕业时完成了这部处女作，并于次年正式发表，一举成为中国剧坛“大腕”。26岁创作了《日出》，次年创作《原野》，28岁那年，抗战开始，时局动荡，他却仍于30岁发表了《北京人》……翻开《故人何寂寞》，得知曹禺故居在天津。他家本是一个显赫的家庭，他父亲与阎锡山是同学，曾当过黎元洪的秘书，但是，伴随着黎元洪的下台，曹禺幼时，家道已经败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终日弥漫着忧郁、伤感的环境”。你看：父亲总是在抽大烟，后来他哥哥也跟着染上了，父亲大为恼火，但他已经没有权威，只能以斥骂责打为手段。父亲去世后，他家更是凋落，甚至不得不将房子卖掉……也许正是因这样的环境，熔铸了一个苦闷的灵魂，使他早早地就开始思索社会，思索人生。他笔下的许多人物或多或少都隐含着他童年那段经历的影子。所以说，曹禺家族的兴衰与人事，是他创作的动力之一。而他的戏剧成就，更得益于读中学时的戏剧活动。他15岁在老师指导下参加话剧《玩偶之家》的演出，他曾说：“易卜生的戏剧技巧，的确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境界。”他曾在《雷雨》的序言中写道：“我将这本戏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他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
还有呢，在这里我还拜识了俞平伯、张大千、梅兰芳、梁启超、马连良、顾随……一位位大师，都是一座座丰碑！《故人何寂寞》啊，我开卷仰望，掩卷思索……
作者简介：张仿治，1949年出生，浙江省作协会员，中学高级教师，宁波市首批学科骨干。已退休。因所学是中文专业，退休后寻思，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动笔写点东西以自娱。于是近几年陆续在报刊发些小说、散文，并出版有散文集《一个榫头一个眼》、《米饭为什么这样香》、《悠然见菜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