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申遗再出发（35）：番佛寺遗址考古新发现——泰米尔文碑刻 为中国唯一的泉州印度教遗存再添新证据｜乡音｜182期
番佛寺遗址出土泰米尔文碑刻
元 龙泉窑青瓷碗 磁灶窑小口瓶
（图源：泉州番佛寺遗址考古勘探简报）
这次考古勘探最重要的发现就是泰米尔文石碑。这方石碑出土时“碑身已断为四节，拼合后碑体长约129、宽约29、厚10厘米。石碑正面上半部分刻泰米尔文，下部刻汉字。泰米尔文译文为：'向哈拉致敬。让世界繁荣，雨水丰沛；让真正的奉献者昌盛；唯让善湿婆之道繁荣；让此神圣的白灰永远超越一切。’汉字内容为：'开山祖师荼哇籍加那日智和尚’”。⑵
泰米尔文石碑正面
（图源：泉州番佛寺遗址考古勘探简报）
《简报》结语时认为：”出土泰米尔文石碑上同时出现泰米尔文和汉文'和尚’称谓，表明外来宗教进入泉州后，为利于宣传、融入地方而采用佛教的称呼，具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⑶
与吴文良发现的泰米尔文碑之比较
吴文良1956年发现的泰米尔文石碑
（图源：泉州海交馆藏 宋元郎/摄）
元世祖忽必烈（图源：网络）
泉州有两座番佛寺？
《丽史》又名《清源丽史》，约一万多字，是泉州早于《荔镜传》的一篇情文并茂的言情小说，收录于福建泉州金志行于1555年所纂修的《金氏族谱》中。之所以将小说收入族谱，是因为小说记录了其先祖千户金吉参与平叛、开西门擒那兀纳的事迹，以此彰显先祖对泉州的功德。
《丽史》讲述的是元末泉州城里有个书生伊楚玉，与百万富翁凌翁避乱居泉州的女儿无金的恋爱故事。其取材元末泉州的历史，反映泉州的一些重要史迹和历史人物，如建石湖塔的凌恢甫(即凌翁)，泉州少林寺、番佛寺，陈马玄（合一字）、金吉、那兀纳等。 作品还反映了14世纪泉州城内穆斯林的生活习俗、清真寺建筑状貌等，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其中一些情节常被史家引以为据。
《丽史》引史书说，那兀纳是蒲寿庚的女婿，其实不然。因为蒲寿庚至元十四年（1277年)降元，那兀纳是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 叛乱，前后相差85年，不可能成为岳婿。此外《丽史》中的乔平章，其宅被那兀纳占据“建番佛寺”，其住宅面积应当很大，因此乔平章并非平庸之辈，但史料尚查无此人。乔平章是否虚构人物不得而知。
韩振华先生认为，所谓那兀纳所建的番佛寺并非印度教寺，而是伊斯兰教寺。“如果依据清·乾隆《晋江县志》（卷十五）杂志（九）纪兵条所说：'回寇那兀纳叛，据泉州’，那是可以认为'回寇’即指回教徒，则他所建的番佛寺，就是伊斯兰寺院了。”⒁韩先生还认为，“那兀纳有可能是东印度的伊斯兰”。《丽史》说到“ 那兀纳既据城，大肆淫虐，选民间女儿充其室，为金豆撒楼下，命女子攫取，以为戏笑。”韩先生认为：“这种撒金豆和其他珠宝的习俗，乃是南印度东海岸注辇人（亦即达罗毗荼人）一种最尊敬的'撒殿’礼节，用此以对统治者表示致以最高的敬礼。”“明代之人，不知'撒殿’仪节，故视此有如'戏笑’，并以此渲染那兀纳的穷奢极侈，残暴民财。诚如是，则西域人那兀纳所创建的番佛寺，乃是南印度东海岸注辇人（亦即达罗毗荼人）所崇奉的伊斯兰寺院。”⒂
若依韩说，旧车站一带应当要有大量的伊斯兰教寺建筑构件的出土，但迄今尚无发现。而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南校场、天后宫、通淮门附近、东观西台、下围村、津头埔等地发现的，包括开元寺在内的300多方印度教石刻和建造构件，一般认为是来自指挥巷中段南侧那座元初所建的印度教寺。且自古以来，泉人所称番佛寺为印度教寺，而伊斯兰教寺一般称作清净寺或清真寺。
值得注意的是，指挥巷中段南侧的这座印度教寺距离旧车站仅百步之遥。《丽史》作者或是混为一谈，或是那兀纳建番佛寺纯属虚构，都有可能。如果仅凭一方泰米尔文石碑和一些古瓷残片来断定出土之地便是番佛寺遗址实在不足为据，且此方石碑很有可能来自元初的那座印度教寺。
嘉定铭文砖说明什么
在旧车站的考古勘探中，与泰米尔石碑和古瓷残片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块嘉定铭文砖残段，应是城墙砖。由于损毁比较严重，只知嘉定不知具体年份。嘉定是南宋宁宗赵扩的最后一个年号（1208年～1224年），共17年。宁宗在位30年，共有4个年号，前三个年号是庆元（1195年～1200年）、嘉泰（1201年～1204年）、开禧（1205年～1207年），此间正是泉州海上贸易欣欣向荣的年代，南印度马八儿商船已是刺桐港的常客。但此砖出土对番佛寺遗址考古不能提供有价值的历史信息。
而笔者最近在南熏门遗址附近发现的一块砌在民居围墙的嘉定铭文砖则更有意思。这块城墙砖的边框和铭文十分清晰：“同安县嘉定叁□”，其年代无疑是南宋嘉定三年（1210年）。这说明此砖是同安县砖窑嘉定三年烧制的城墙砖，可见古代城砖制造的质量追溯制度多么严格，谁都不敢马虎。
南宋嘉定三年正是宁宗钦点的状元邹应龙任泉州郡守。“嘉定三年（1210年）守泉州。修举废坠，兴学古文。”⒃筹划修建古城墙。嘉定四年（1211年），“郡城故卑薄，应龙以贾胡簿录之资，请于朝而大修之，城始固。”“又即明伦、议道堂间建六经阁。”⒄其时慷慨解囊捐修古城墙的有在泉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也有印度商人。
20世纪20年代泉州义城门（西门）
（图源：王赞成/提供）
泉州申遗新增的遗产点顺济桥（遗址），就是邹应修建泉州古城同时建造的：“顺济桥，在(府治南)德济门外。宋·嘉定四年，郡守邹应龙始建石桥，长一百五十一丈。”⒅同年，邹应龙命通判朱熹之子朱在主持建石井书院，规制仿州县学宫，为晋江县最早创建而至今犹存遗址的书院。邹一心为民办大事，泉州士民十分感激，特为邹应龙立功德碑，建名宦祠。
毋庸置疑，旧车站出土的泰米尔文石碑再次证实13世纪印度教进入泉州的是来自南印度的湿婆派。在泉州活动的湿婆教徒是从南印度的马八儿国泛海而来的商旅，马八儿又称南毗国。邹应龙嘉定五年（1212年）离任泉州13年后，宝庆元年（1225年）赵汝适知泉州，当年著《诸蕃志》。据赵汝适记载，泉州城南居住有南毗国人时罗巴智力干父子。这说明，南宋时南毗国与泉州海上商贸互动已十分密切。而时罗巴智力干父子居住的城南正是泉州出土包括上述泰米尔文石碑在内的大量湿婆教石刻的范围。无论如何，泰米尔文石碑的发现是南印度与泉州历史关系和泉州文化包容的又一新证。
【编后语】“泉州申遗再出发”系列（后改为“向世界讲好泉州故事”）已经中断半年多，头4期（117期～120期）为顾全大局，作者主动删除。4月下旬又发了3篇紧急建议。最近，乡音君将这些已发表的这30多篇图文整理编入《泉州申遗再出发专辑》，感兴趣的看官可随时点击查看。本期阐述的是去年考古发现的泰米尔文石碑，下期作者将关于毗湿拏研究的最新发现与各位看官分享，欲知详情，请看下期分晓。
参考文献
⑴⑵⑶⑽泉州番佛寺遗址考古勘探简报，福建文博2020年第一期，作者单位：福建博物院、泉州市博物馆、泉州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⑷吴幼雄：〈婆罗门教〉《泉州宗教文化》·
⑸泉州海交馆展厅泰米尔文石碑引用的日本斯波义信的中文译文
⑹王丽明：〈泉州印度教石刻研究回顾与思考〉《海交史研究》2016年第1期
⑺清·道光《晋江县志·卷8·水利志·番佛寺池》
⑻九三学社“泉州旧城区遗址遗迹”课题组：〈古城踏勘日记〉《泉州古城踏勘》，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
⑼佚名：〈清源丽史〉《金氏族谱 》
⑾《古今图书集成》《福建通志》《晋江县志》
⑿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派与元末亦思巴奚战乱性质试探〉，《海交史研究》，第四期，1982年。
⒀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8·武功志》
⒁⒂韩振华：〈元末泉州伊斯兰的“番佛寺”〉《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1期。
⒃⒄⒅清·道光《晋江县志·邹应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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