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燕都讲坛
中医古籍即中医古代文献，它是中医文献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指1911年以前用文言文写成的中医药图书文献。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
一是非中医专著古籍中的有关中医药资料，应不应该纳入中医古籍范畴进行研究？
二是与中医密切相关的一些古籍应不应该纳入中医古籍范畴进行研究？
对第一个问题，当代中医药文献专家马继兴教授其实已经作了回答。他在《中医文献学》一著中列举了一些非医书中的医学资料，如《金石萃编》一书中的《龙门药方》收集有不少宝贵的临床资料。并说：“非医书中的医学资料也是我们在从事研究中医文献和医史工作时应当予以很大重视的。”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由于古代的分类不如今天这么精细，而且时间越早，学科知识就越简朴、越概括，即使是稍后，医学有了较明确的分工，也与其他学科有着各种联系，因而在其他古籍中存在大量的医药资料，如不进行研究将是一大损失。
在经、史、子、集四部中，以子部（除医学外）保存中医药资料最为丰富。如子部道家类图书《道藏》中即收罗有不少专门医药学及导引、气功、养生方面的书籍，达数十种之多。
关于第二个问题，所谓“与中医密切相关的一些古籍”，主要指先秦几部古籍如《周易》、《老子》、《尚书·洪范》，这些古籍本身并不是论述医药的，也没有保存完整的医学资料，但对中医的影响重大。如《周易》阴阳对立、相互激荡、变动不居、三才统一、循环往来的哲学原理，对中医起到启迪或导向性作用。《周易》象数思维方法是中医定性、定量的主要方法。对于一个中医工作者，对这类古籍不能不了解，不能不加以研究。笔者认为，这类古籍虽不可简单地当作中医古籍，但应该作为文献研究的重要对象，纳人中医古籍研究的范畴。
中医古籍研究与中医古籍文献学研究的差异
有人将中医科学研究分为四大块：临床研究、基础研究、药物研究与文献研究。也有人认为，中医文献研究是与中医临床研究相并列的研究方法，是中医传统的、最重要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文献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应当贯穿于临床、基础、药物研究之中，文献研究是临床、基础、药物研究的前提与基础。无论是临床研究、还是基础研究、药物研究，都必须首先完成文献的归纳、整理，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其他研究。实际上这种文献研究的方法应该正名为“文献学研究”。所谓“文献学研究”是对文献本身进行研究，不涉及文献的学术思想，其目的是使文献尽可能地接近原始面貌。“中医古籍文献学”研究的是中医古籍文献的本来面貌，并恢复、重现这种面貌。它以中医古籍文献为研究对象，以校勘、辑佚、训诂等作为研究方法。那么“中医古籍文献”研究与“中医古籍文献学”研究又有什么异同呢？笔者认为：两者的共同点是研究对象相同，都是中医古籍文献。两者不同之处在于：1．研究范围不同：中医古籍文献学研究只涉及中医古籍文献的本身，即外在形式；而中医古籍文献研究则不仅涉及中医古籍文献形式，而且还应涉及中医古籍文献的内容，即学术思想。2．研究目的不同：中医古籍文献学研究目的在于恢复、重现中医古籍文献的本来面貌；而中医古籍文献研究目的在于展现、验证中医古籍文献的学术思想。3．研究方法不同：中医古籍文献学研究采用校勘、辑佚、训诂、考据、类编等方法；而中医古籍研究除采用这些方法外，还应采用实证、实验（包括实验室和临床）的方法，以证明、修改、补充、发展中医学术。中医古籍浩如烟海，由于年移代革，很多古籍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原来的面貌。有辗转传抄，篡改漏误者；有刊刻不清，以讹传讹者；有真假相杂，以假乱真者。更由于时代的隔阂，许多古籍文辞古朴，医理深奥，难以被一般读者所阅读和利用。因此，必须对它进行一番认真的整理，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为中医工作者利用文献提供方便。这就需要“中医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同时，中医古籍是中医学术的载体。要对中医某一理论、某一病证或某个医家的学术思想进行研究，只有通过对有关中医文献及其临床实践的研究才能完成，而除了在世的医家可以直接研究其临床实践活动外，对过世的医家只能对其文献进行研究。中医古籍文献不仅记载了历代医家的学术思想，而且记载了各自的临床经验，因而有必要对中医古籍文献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中医古籍研究的层次与方法
第一层次，采用传统的“文献学”研究方法，对中医古籍辨伪存真、存优汰劣，恢复古医籍的原貌，并用现代语言解释、翻译，使之通俗、可读。方法是校勘、辑佚、训诂、句读、语译等。第二层次，为中医古籍的类编研究，即对中医古籍文献按特定的体例进行分类编排。这是介于文献学研究与学术研究之间的重要环节。分类编排的结果形式是工具书。如《黄帝内经太素》实际上是对《黄帝内经》进行类编的结果。唐宋时期的《外台秘要》、《重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幼幼新书》，明代的《普济方》、《医方类聚》、《名医类案》，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医书全录》、《医述》等，均是对当时和以前众多医书进行分类编排而产生的。现代的《中医大辞典》、《中药大辞典》、《中国医学人名志》、《中医字典》等，则是以另一种特定的编排方式将各种有关资料汇集在一起的辞书。编写目录、索引，也是类编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录将各科各类图书分类编次得井井有条，使我们得以清晰地了解到中医学的学术大纲和著述源流，认识图书的内容与价值，了解各种版本的优劣，避免误读劣本。从西汉刘氏父子《别录》《七略》、东汉班固《汉志》到《四库全书总目》，从史志目录到独立目录，从官修目录到私撰目录，均包含医学书目。《中国医籍考》、《宋以前医籍志》，以及《中医大辞典·医史文献分册》，则是中医专门书目，对研究中医古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类编研究的主要方法有：学科分类法、主题法、时序法、笔画法、部首法、拼音字母法等。第三层次，为中医古籍的学术研究。这是中医古籍研究的终极目的。历来学习、研究中医者都着眼于古医书，从古医书中提炼、挖掘中医的基础理论，整理发掘药物、方剂及其临床经验。人们从《内经》中研究出中医基础理论、阴阳五行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等等，从《伤寒论》中研究出辨证学说、临证经验。实际上只研究中医文献的形式，而不研究中医文献的内容也是做不到的。如对某一词句的校勘、某一术语的训诂，能避开它的医学内涵吗？对中医古籍的学术研究，通常采用实证、实验以及观察、比较等方法，既可利用实验室进行验证，又可通过临床观察疗效进行验证。
中医古籍文献与医古文的关系
数年前，笔者曾提出“医古文应与中医古籍文献相等同”的观点，引起了有关人士的关注和争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问题涉及到“医古文”学科的研究方向，笔者至今仍然坚持上述观点。现试从两者本身“小环境”和中医“大环境”两个角度作一阐释。从名称上看，“医古文”即是中医古籍文献或中医古代文献（文选）的简称。从内容范畴看，中医古籍文献包括一切中医古代书籍（含文章），而现行“医古文”教材则以序文、传文、论文为主，这些文章只是中医古代文献的一部分，医古文应当包括中医古代书籍文章。从研究方法上看，中医古籍文献采用的是校勘、训诂、辑佚及类分、编辑等方法，而现行“医古文”教材采用文字、音韵、词汇、语法、训诂等古汉语方法。其实前者可以包容后者。从研究目的看，中医古籍文献是为科学研究古医籍提供必备的知识和方法，而现行“医古文”教材要求通过必要知识传授，提高学生阅读古医籍的能力。从表面上看，一个重在研究，一个重在教学，其实都是为阅读研究古医籍提供知识和方法。这个意义上的“中医古籍文献”应称为“中医古籍文献学”。“中医古籍文献学”从属于“文献学”。文献学本身有狭义、广义两种分法。广义的文献学一般包括上述内容，还包括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语法学等（即所谓文献阅读、整理的方法学）。现行“医古文”教材的基础知识包括文字、词汇、语法、句读、训诂、修辞等，实际上即是古代汉语。而古汉语其实就是古代汉民族文献语言学，文献语言学从属于广义文献学。由此可见，广义文献学包括了“医古文”，狭义文献学与“医古文”并列。再从中医大环境的角度思考一下两者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无论是中医古籍文献，还是所谓“医古文”，都必须与中医本身紧紧挂钩，加入中医科技大循环，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从这点看，医古文必须与中医古籍文献合二为一。如果只是选取那些极不典型的序文、传文，那么不仅学生会因为这种文章远不如中学语文中的文言文名家名篇那样典范、有趣而削弱学习积极性，而且教师也会因为长期教这种非文非医的文章而大大降低自己的学术水平，从而极大地限制教师科研能力的发挥。长此以往，势必会被中医所开除（现在有些省的职称考试，已不考“医古文”，而考“中医典籍”）。笔者曾在1989年第6期《中医教育》上提出“医古文”与“中医文献学”的分合问题。所谓“合”，即把现行的“医古文”与“中医文献学”（狭义）合二为一，总称为“中医文献学”（广义）；所谓“分”，即把现行“医古文”中“工具书”及教参的“校勘”等内容分给“中医文献学”，但应取消“医古文”的名称，代之以“中医文献语言学”。经过近几年的探索，笔者倾向于“合”，不仅“基础知识”相合，即“中医文献学”与“医古文”相合，而且“文选”相合，即真正以中医典籍及其他医著为研究对象、教学内容。这样，既有利于加强中医文献学科与中医的血缘关系，也有利于开展中医古籍的整理、类分与学术研究，从而彻底改变目前中医文献与医古文两支力量“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合流的结果，两者互补其缺，共同提高，从而使中医古籍研究向高深层次发展，并可望带来中中医研究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