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讲堂 邺山风范（中）

云洞岩景观（蔡坂村）

　　铜山石室

蔡玉卿像

　　 
 
　　黄道周讲学坐像 
 
　追溯他的“知山、乐水、好石”情愫，还得从他早年生活及学习经历说起。

　　作为来自大海边的他，对大海天然就有特殊好感。早年在家乡每逢中秋，他总带着家人“出铜海玩月”。不仅如此，他绘画题词总是签署“铜海人”，而且教育他的侄儿“去买百弓田种秫”、“最无事处把鱼竿”，更甚的是在他的文章（诗文、辞赋）中出现了大量描绘大海的词汇。如“海屿湛清秋，小渚涵白泽。灏气识归帆，鲲鹏自促侧”（见黄道周《秋后至故居过阿舅宅上见海色明净而阿舅将遂入燕偶成数韵》）、“海色青天地，风根净羽毛”、“仁人穿水火，忠信出波涛”、“长鲸吹浪去，叠宣挂帆浮”、“一鱼横大海，众鸟晚孤林”、“青青陵上松，郁郁涧中柏”、“鱼梦开清夜，鸥盟结暮寒”、“笙馨耽萧寺，鱼龙澹帝宫”等等，可见，他对大海哺育之情的赞美，海岚熏陶之恩的歌颂。

　　此外，他对石头也有一种特别偏好。这与他从小在孤岛云山石室苦读，时常与好友刘善懋游憩于“九仙山”上，和好友张廷范吟哦于“青云洞”里，抚松倚石，濯足枕流有关。《明史》载：“道周学贯古今，所至学者云集。铜山有孤岛，中有石室，道周自幼坐卧其中，故学者称为石斋先生。”（《黄子传》明洪思）。另据林少华先生《钟情于石的黄石斋》载，黄道周的母亲有一夜梦见一巨石坠落怀中，她惊醒后就娩下黄道周，故以“石斋”为号。另有一说，黄道周少年时，其父青原公把他隔居在塔屿（我国著名四屿之一），让他专心读书，钻研学问，故他将宿读的石室取名为“石斋”。至今，他题镌的这两字犹存石室。

　　从黄道周众多与“石”有关的称呼、文章、器物中，诸如“漳海石人”、“石道人”、“石史”、天地盘（漳浦明诚堂书院）等等，可以看出他对石的钟爱之至。清代进士李国祚有诗赞：“文明先生嗜奇古，像纬胸中分部伍。讲堂门内星宿开，夙音传闻今始睹。”（他以石为号，以石为文，以石为器……）所有这些无不体现他刚正磊落的高尚品格和坚如磐石的顽强意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以其优美的文采，从不同角度对《铜山石室记》、《云洞游纪》、《石能言疏》的石头进行刻意描摹讴歌。而一首借物咏志，堪比于谦《石灰吟》的《石头吟》“白节难成无漏身，满天雷火洗前因。堆山玛瑙疑龙骨，到是石头日骨磷”（注：诗中的堆山玛瑙隐指花岗石），更是把石头的精魂与风格推向了极致，诚如他所说的：“石者，天下之伟林也！其精确瑰致，以御君子；其博笃安忍，以御小人。自仞壁而下，拳拳而上，天下之求成立者，皆取之矣！以为易与取之，以为易取而去之，石卒叽然无所复言。故天下之有道者，莫如石也！”（见崇祯五年撰写《米万钟墓表》）

　　再次，与黄道周忠孝（人格信仰）有关。龙溪鹤鸣山（又称云洞岩或洞仔岩，西南面山脚下的蔡坂村——今漳州市龙文区蓝田镇蔡坂村后吉社，即文明夫人蔡玉卿家）与邺山较为接近，据估计，此时蔡玉卿父亲——蔡乾鎏（1568-1635年），龙溪人，蔡玉卿系其季女——还健在，黄道周出于孝心、孝义、孝道，需要蔡玉卿就近照顾或方便探望他父亲缘故，所以选择邺山，也就有了“癸酉、乙亥凡两不果，所不能己者，止为诸翁（按指邺山诸峰）数片石耳”之行动。（见黄道周《邺山书院记》）除了以上因素以外，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一是可以就近与其岳父交流。黄道周岳父是（龙溪）隐士，翁婿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常有联系。（见《黄漳浦集》中，崇祯二年冬迄三年四月二十八日致岳父蔡乾鎏的信札（题作《与外氏书》及《过云洞遂憩后葛》）《云洞游纪》据传是黄道周探望其岳父之后完成的，从其文中“然则……或撑持之镇而蜃楼狎岸实近蓬莱之洲……隔水之芙蓉……”获知，先有云洞，后才有邺山之说。

　　二是方便蔡玉卿探望、照顾家人（特别是其父）。据推算蔡乾鎏已是耄耋老者，一向孝道（注：出嫁之前曾因“割臂疗母疾”而孝名远驰，入黄家后亦“事姑以孝闻”）的蔡玉卿有机会肯定想多多看顾其家人。从《乞言自序状》（黄道周撰）及《文明夫人行状》（洪思撰）中，推知其尽孝奉迎之心，完全是有可能的。而此时，黄道周亲属中年纪最长且仍健在的可能就是蔡乾鎏了，或许基于这个原因，一向讲究忠孝，至死仍在书写《孝经》、宣扬孝道的黄道周，于是便有了以上的做法。

　　三是有利会友、收授弟子。明中晚期，黄道周与龙溪林轩（龙溪洞口村人，东阁大学士）、陈天定（龙溪蓝田村人，吏部主事，曾因黄道周反对杨嗣昌为兵部尚书之事，受株连入狱，后升至太常寺少卿。明亡后，陈天定隐居深山为道）、周起元、何楷、涂仲吉、魏呈润、张天维等同朝进士、同朝为官，且又是同邑人，关系比较密切。这可从林轩到东山所题的诗句，以及在灵通山黄道周与徐霞客、林轩、陈天定、张燮、陈杨美友人同游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和辞章中，窥见他们之间的友谊。其中林轩、陈天定、黄道周三人志同道合，忠贞不渝，相互间关系密切友好。再有，林轩、陈天定与黄道周夫人蔡玉卿同属乡里，他们两人居住地与蔡坂村相距仅三四里之遥。因而，多多少少对江东桥、万松关及云洞岩周边情况有所了解。特别是黄道周在这里培养了大批有学问有气节的人才，他的弟子多达400多人，如郑昆贞、杨祺、杨乔岳、杨太玄、张瑞钟、洪京榜、戴眉仲、侯晋水、唐开先、洪思、庄起俦等等。其中“里人从黄道周学者甚多，唯杨天宰、杨祺、洪思、蔡春溶等称高足弟子”（注：蔡春溶，蔡玉卿的内弟，很受黄道周的欣赏和器重），而且还有很多弟子追随他北上抗清，影响较大的有蔡春溶、赖继谨、赵士超和毛玉洁等，人称“黄门四君子”。不然，漳州这么大地方，可供讲学的地方还是很多的。比如，他故里东山的九仙山，平和的灵通岩，诏安的九侯山，漳浦的梁山，南靖的鹅仙洞，以及龙溪的白云岩等等，为何他偏偏青睐于此呢？原因似乎就在于此。

　　邺山讲堂是黄道周倾注了大量心血创办的，也是他一生中创办的最后一所规模最大、人数最多、规格最高的书院。据《邺山书院记》载，“……癸酉秋，榜与张勖之诸生卜筑江峡，黄子有诗云：'有石真堪老，无家众所知。’乙亥秋，榜与吕而远诸生卜筑江峡，黄子有诗云：'何当奇石出，顿使野夫知。’门人始知黄子之爱诸翁也。不至十年，竟两卜筑兹山而不果”。另据《漳浦黄先生年谱》（明庄起俦撰，清陈寿祺校）载，“起俦以告先生，先生慨然曰：'为我致意邺山。吾亦欲归，未知何日！’盖先生仓卒不忘邺山也。”“以夏四月七日崇祀子于三近堂。而子之长公复偕同人赵之璧往留都招子之魂，遂以是岁秋九月十五日回至邺山，盖即子甲申出山之日也。诸弟子乃留子之魂于邺山……”从以上所述情况看，黄道周对邺山讲堂的倾心和留恋。

　　应当说，黄道周3次选址而最终定邺山讲堂于蓬莱渡，除了“意静心诚”是关键的主因外，黄道周“知山、乐水、爱石”的秉性和对自然环境的重视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特别是把学习环境与“近山、近水、近月”优美的大自然有机结合，不仅有利于陶冶人的情操，培养人的德性（见黄道周《乐性堂记》），而且也有利于学子从大自然中领悟修身养性的人生道理。邺山讲堂不愧为古代书院“天人合一”、学用一体的典范。

　　邺山讲堂　风范长存

　　崇祯十六年（1643年），黄道周遭贬后在此谋划十年，营建讲堂。先筑三近堂于峡中，次筑与善堂于峡北，后筑乐性堂于峡南，并亲定《邺山讲义》七条作为治学为人的道德规范。竣工后，四方士子仰其德望，来邺侯山求学者络绎不绝。“当道绅耆、八方人士，环江拱听者，日以千艘”。对此，《漳州府志·古迹》亦载：“邺山讲堂在柳营江溯流而北。明季黄石斋道周讲学于此，四方从学者以千计。”

　　据载，在崇祯十六、十七年间，共举行4次讲问大会，演习正规讲仪，与会者最多一次达404人。这里不仅是黄道周及门人“雅集课艺，因文证圣”的首要场所，而且更是当时漳州、闽粤浙赣文化学者最主要的汇集地，其授学的盛举对后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见，当时邺山讲堂办学之盛、影响之大。

　　正如黄剑岚所说的：“邺山讲堂是一所建制完备的书院，上课时完全按照儒家的正规礼仪，要奏乐敲钟打鼓。学生们乘船溯江而来，多达数百人，那是多么繁盛的景象！”对此，潘思榘在《重修邺山讲堂碑记》中也专门作了描述：“讲仪具琴瑟钟鼓，立监史，读誓戒，献酬歌诗，主宾百拜，四方问业之彦，溯江而会者数百人。盖礼乐彬彬河汾矣，何其盛也。”

　　黄道周在此地活动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最能反映他的教学思想和特点。黄道周十分推崇“仲尼好学，周公力行，伊尹知耻”，注重学、知、行的统一，主张君子应“翱翔德林，容于山水泉石之下”，他把好学、力行、知耻比喻为“近山、近水、近月”，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漳州文化事业的发展。

　　林盛发　文/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