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天衡：印谱制作的发展

来源：上海韩天衡美术馆

印谱制作的发展

韩天衡

古玺印的出现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殷墟出土的三方 (图一)不是直接发掘的，1935年，黄濬（伯川）在殷墟地摊上发现三枚殷商出土的古玺。但很奇怪的是整个漫长的春秋时期没有发现过印章。我们现在见到的玺，都是战国的，这中间有一段奇诡的空白。

我读到过一个史料，唐太宗喜欢书法，他对书法写得好的几位近臣，经常要赏赐。历史记载他曾将王羲之的一方印送给过大书法家虞世南，虞世南是浙江余姚人。

但是这些流传在民间的印章，从杨克一开始汇集编印谱，一直到明代的初中期，前后有多少印谱出现呢？讲不清楚。我所知所读到的大概有20种。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一书里，基本上一本都没有收录进去，足见它的稀罕。

我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基本上隔三差五地待在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读印谱、印著，早上进去读书，做笔记，傍晚闭馆出来，看到很多古籍书目里没有记载的书，当然这些书不都是在上海读的。当时上海图书馆古籍部的主任沈津，在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顾廷龙老总负责。他说，天衡兄，我给你看看，我们现在辑集到的明代印谱，一直到乾隆，34种。我说，哎呀，你那个绝对是挂一漏十的。他说，我们可是全国各大图书馆申报汇总起来的一个数字。我跟他开玩笑说，他们或许是在打“埋伏”。过了两天我拿了我的读书笔记去给他看，我说，你们明代到乾隆才34种，我读到过的明代印谱就有80多种，名目、辑者、册数、内容提要都有清晰的记载。

说来也怪，从北宋《集古印格》到明隆庆时《顾氏集古印谱》的凭空出世，这漫长时间谁也没有想到用原印来钤盖印谱，都是依样画葫芦地拿它描摹翻刻到枣梨木上，而且搞翻刻的匠人都是不懂篆刻的。所以那些印谱里面的古玺印，令古人都不认识，说得严重点，那些印章就像我们站在哈哈镜前，模样都变形了，但人人不以为怪。这鲁鱼莫辨、形近似而神尽气丧的荒诞现象，延续了四个多世纪。任何一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有很多不能想象的惯性，用现在时髦的一句话来说：“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的确这几百年里，基本上没有人想过用上古玺印钤盖入谱的新思路。

中国印谱原汁原味的制作开始发生根本转折，用古代流传下来的古玺原印，用好的硃砂印泥，直接钤到白麻纸、连史纸（当时称越纸）上去，制作成原钤印谱，就要讲到创意人物上海顾从德（汝修），那是上海人的光荣。历史上第一本用原印原钤的即《顾氏集古印谱》，这本印谱极为重要，是我们中国的古玺印第一次以它的真正本来面目出现。这本印谱出版在隆庆六年，也就是明代的1572年。过去拿它定在隆庆五年，为什么我要加它一年呢？因为罗福颐先生在民国时期出过一本《印谱考》，里面记载了他读到过的146种古玺印谱。他看到的这本《顾氏集古印谱》，里面只有一篇黄姬水写的序。他撰写的年份是隆庆五年，也就是1571年。但是历史上的印谱是非常纷杂的。顾谱据称当时一共只钤了20部，但是我还看到另外的两部原钤本，其中有个非常重要的版本，它多了一篇序，这篇序是明代著名学者沈明臣写的。他这个序也是专为《顾氏集古印谱》撰写的，且编在印谱里，它署年是明隆庆六年（1572）。一般印谱的惯例，是以同时期最晚一篇序跋的年份来定成书年份的。所以我以1572年来定它的“生”年。当然也有先印了版式再陆续钤编成册的，如《十钟山房印举》，后一种的定年即是按版式上预设的“同治壬申”（1872）定年的。事实上，直到藏家仙逝，这部印谱都还未着一篇序跋，也无公认的定本，所以我们也只能以这“1872”年权作出版成书的年份。

顾氏印谱出来以后，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之大，特别是文人对这本印谱的赞美，简直到了整个文坛欢呼雀跃的炽烈程度。这20部印谱卖得很贵，我记得当时谱前标识是十两银子一部！且一出来就一销而空。

图二 《顾氏集古印谱》

过去看到的印谱都是走样的，是东施效颦，现在看到真的西施出现了，确实是那么地具有艺术性，那么地动人心弦，都想得到一部。但是原钤的印谱，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可以一下印它个三五千本。怎么办？那就做翻刻本。翻刻本也没有那么容易，不能像宋元时的印谱那样胡乱翻刻，面目全非，要力求接近原印。所以在三年以后，1575年，就推出了一本也是顾从德编的《印薮》。《印薮》的发行量非常之大，当然对今天来讲也已经是非常珍稀的本子了。我读到的大概有几十部，里面有用红印的，有用墨印的，也有用蓝色印的；有手卷，也有册页的。可知彼时有多家多种乃至多次印刷的《印薮》问世，形成传播的前所未有的势头。当时的学者不无夸张地惊呼，在明代后期“家至户到手一编”，这个有点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每家都有“红宝书”一样，足见这书出来后对当时的文人，对文艺圈的触动、影响之大，史无前例。正因为《集古印谱》的出现，无形之间，中国篆刻史渐趋衰败的走向立马改变了。

这里要讲一点制作的常识。周秦两汉，那时的古玺材料主要是铜质的，坚且硬，都是由有智慧而娴熟的印工来完成，文人大都是刻不了的。所以在宋元时期很多出色的文人，不满于彼时的工匠乏技而少文，包括米芾、赵孟頫，也想刻图章，但刻不动。文人大多“手无缚鸡之力”。宋元时期，有些刻得好的印章，大多是文人与工人的结合，这有元人的不少史料、诗文佐证。比如讲，米芾、赵孟頫在铜质印章上把印稿写好，然后请刻字的工匠去完成。文人有个特点，追求完美，我的东西篆好了叫工匠去刻，总感到功亏一篑，不遂心愿。事实是，在宋末及元代的近百年里，据孙君向群多年潜心研读元人文献，在王冕创花药石刻印之时，已知有熊默安、谢有源、彭斯立、柳士有、谢复阳、朱自明、俞碧岩、曾维新、唐克谦、张天举、吴志淳、曾元友、李子奇、李文焕、师季则等文人介入篆刻。其虽散见于各地及不同的时段，所作也多为铜质的印材，但与彼时的文人集谱之风相埒。这些史料表明，它是明清篆刻流派文人篆刻大军和印谱出现高潮前的一个历史性铺垫，也可称之为是一种应有的、必然性的先声。

顾氏印谱出现，加之好事成双，老天配合，此时的文人印家文彭偶然发现叶腊石里的青田石，可以用来刻图章。这之前，青田的叶腊石，特别是冻石，是那些平民家的妇女用来做头饰等用的。这石头硬度只有摩氏二级，一般文人执刀都可以自在地走刀，诚如周应愿《印说》所论：“石刀易入，展舒随我，小则指力,大则腕力,惟其所致,无不如意。”优秀传统印谱的出现，加上文彭的影响力，振臂一呼，将青田叶腊石印材广泛引进篆刻，文人蜂拥而入，石破天惊，产生了以文人为主体的一支庞大的篆刻队伍。我20世纪70年代与去疾先生定名的“明清流派篆刻”印就这样开天辟地地辉煌登场了。

图二 《顾氏集古印谱》沈明臣序

《顾氏集古印谱》(图二)开了风气之先，用原印原钤，大家也就跟着风气，大开眼界地来学习借鉴上古的优秀传统。在明代，一些收藏古玺印的藏家，一些出于官宦之家的有学问的文人，有钱，争着收集印章。所以在明代后期开始出现多种原钤的古铜印谱。之后，宁波的范大澈（天一阁藏书楼主人）收藏3300方古铜印，其子范汝桐出了一本原钤十册本的《范氏集古印谱》(图三)。

图三 《范氏集古印谱》

再后来，陕西人郭忠昌又出了一本很重要的原钤印谱，且印与考相结合，叫《松谈阁印史》(图四)。这三本印谱，对当时及后世影响非常巨大。它们提供了大量秦汉印的原貌，这三本印谱加在一起，有6300方（中有重复出现者），这是个很大数量，使我们借鉴上古优秀传统有了丰厚的依据，为推陈出新提供了最好的范本。

图四 《松谈阁印史》

从《顾氏集古印谱》的出现及青田石的引入印坛，文士们皆以叩石刻印为乐事、快事，流风所致，集印、刻印、说印、辑谱，欣欣向荣，争艳斗妍，统计到明亡，接踵出现了近百种的印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