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与考古的研究史上，曾经有过许多难解的“迷案”，令研究者辗转反侧，百思不得其要。然而像“曾国之谜”这样“案情”复杂，发展一波三折，争议旷日持久，牵动大量研究者的“迷案”，却不多见。“曾国之谜”一说由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于1978年首先提出。当年，湖北省博物馆在随州（当时称随县）发掘擂鼓墩一号大墓即曾侯乙墓，由于出土了一套曾侯乙编钟以及九鼎八簋在内的巨量青铜器，在学术界引起震动。鉴于墓主曾侯乙是曾国国君，而他的墓葬在随州，随州为曾国都城所在地则是顺理成章的结论。但是，这个用锄头挖出来的曾国并不见于古书。据《左传》等文献记载，当时在随州也有一个“汉东大国”，不过叫随国而不是曾国。曾国和随国同在一地，是两个不同的诸侯国？抑或曾国就是随国？李学勤先生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光明日报》上，题目为《曾国之谜》，引起考古、历史学界的关注和讨论，并由此拉开了长达40年学术争论的序幕。李先生提出“曾国之谜”的命题，是有历史依据的，“曾国之谜”早在一千年前的北宋时期就已露出端倪。当时在今湖北安陆县出土过两件“曾侯钟”，即楚王酓章钟。令人惊奇的是，一千年后，楚王酓章钟又一次在随州的曾侯乙墓中露面。北宋时期发现的楚王酓章钟器物已佚，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有摹本。两件钟的铭文相同，曰：“隹（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薛尚功引赵明诚《古器物铭》的说法，正确指出铭文中的楚王酓章即楚惠王，器作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433年）。但对于曾国的属性，曾国与随国的关系并没有解说。到了清代晚期，阮元在考释曾伯漆簠时，提出铭文中的“曾当即鄫，夏之后。”（《积古》7.7）即文献记载的山东之“鄫”。与阮元同时代的徐同柏也认为：“曾伯，鄫子也。”错将湖北的曾国认作山东的姒姓鄫国。当然这与曾伯漆簠的流传时段多在山东也有关系。此说影响深远，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多数学者主张这一看法。1933年，在战国晚期楚国的都城———安徽寿县朱家集发现楚王墓，出土一对曾姬壶，由铭文可知这位曾姬是楚王的夫人，显示这个曾国是姬姓。刘节根据楚王酓章钟、曾姬壶等器物，在《寿县所出楚器考释》一文中明确指出：曾国是一个姬姓诸侯国，而不是古书记载的那个姒姓鄫国（在山东旧峄县东）。他认为历史上曾国不止一个，除了山东之鄫，还有河南郑地之曾，后来南迁到楚地。郭沫若也将曾侯作叔姬簠、曾姬壶视作楚器，不过他认为这个曾国是“楚之邻国”（《大系·叔姬簠》），与刘节的说法有异。1966年，湖北省博物馆在湖北京山苏家垅发掘，出土一批春秋时期的青铜器，上有“曾侯仲子游父”的铭文。简报明确指出这批“曾侯”铜器“应当属于在湖北境内的姬姓曾国。”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同时，简报还引述刘节的观点，判断当时有三个曾国，即山东峄县之鄫、河南柘城县之缯以及湖北汝阳和南郡之间的曾国。至于湖北之曾与随国的关系，简报没有涉及。综上所述，历次曾国铜器的发现和研究为“曾国之谜”的提出准备了条件，而如何解释湖北曾国的由来以及与随国的关系，也在考量着“曾国之谜”首倡者的魄力和修为。李先生的《曾国之谜》篇幅不长，只有两千多字，却全面地论证了考古发现的曾国就是文献记载的随国，这对于“曾国之谜”的解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第一，曾国和随国的族姓相同。李学勤先生肯定了刘节关于曾国是一个姬姓诸侯国的说法，而作为“汉阳诸姬”的随国自然是姬姓。不过由于李先生在以下三个方面论证曾、随一国，所以李先生关于曾国是姬姓诸侯国的证据显然要比刘节更有说服力。第二，两国地望重合。李学勤先生指出了刘说的不当之处，认为曾人活动范围并不在河南中南部。李先生敏锐地注意到曾国青铜器的分布范围，以随州为中心，北到新野，南抵京山，包括安陆、枣阳等地，“主要是在湖北北部的汉水以东。”曾国疆域宽阔，显然是汉水之东较大的诸侯国。《左传》记载：“汉东之国随为大。”显然汉水之东不可能同时存在两个大国。第三，两国的历史重合。西周时期，随国就存在。春秋前期，楚武王曾三次入侵随国，但由于随国的抵抗，楚国未能消灭随国。经过春秋，“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唯独随国还存在。随国与楚国的关系很微妙，一方面屡次与楚国抗衡，另一方面，又有恩于楚国。公元前506年，孙武、伍子胥率领吴国大军伐楚入郢，楚昭王逃亡到随国。吴人要求随君交出楚王，答应将汉水以东土地划归随国。随君不顾吴人的威胁利诱，拒绝交出楚王，并在秦军的支持下，帮助楚王复国。正是由于这段特殊的经历与关系，随国得以存续下来。再看曾国。曾国历史与随国一样悠久，西周早期就存在。北宋末年，在今湖北孝感出土过中方鼎等一组青铜器，铭文记载周昭王南征经过唐、厉、曾三国。如今，曾国国君曾侯乙的墓葬在随州发现，说明随县是曾国的都城。据文献记载，随国的都城就在随县。前述曾侯乙的墓葬出土一件楚王酓章即楚惠王钟，楚惠王为何要作器祭祀曾侯呢？如果说这个曾国就是文献记载的随国，问题就能解释了。正如上文所说，那个保护了楚昭王的随侯正是曾侯乙的祖先，所以楚惠王要铸钟来祭祀他，是感恩报德的举措。第四，曾、随两国系一国两名。为什么考古发现曾国在《左传》中没有记载的问题，李先生的解释是：姬姓曾国并非没有在《左传》中露面，只是她是以随国的名称出现的。考古发现的曾国就是古文献中的随国。譬如河南南阳附近的吕国，又被称为甫国，山东安丘的州国也叫淳于国。第五，李学勤先生的卓越之处，在于他在40年前就已经从以上四个方面解答了“曾国之谜”。后来的争论基本没有超出这四个方面。耐人寻味的是以后的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似乎都是为了丰富李先生的考证，不断地证明他预想的正确性。可以说“曾国之谜”从一开始，李先生就已经看清了问题的实质。这种超然不群的预见性，来源于李先生宽阔的学术视野和对研究对象深刻的洞察力。李学勤先生的曾、随一国说一经提出，立即得到石泉先生的赞同，而后刘彬徽、徐少华等先生也表达了相似的意见。当然也有学者坚决反对“曾即是随”说，譬如杨宽先生认为曾国是灭周之缯，姒姓，“早在西周时代就已和随国同时并存，因此曾国决不可能就是随国”，所有出土的曾国铜器铭文都称“曾”，所有的文献记载都称“随”，“丝毫看不出其中有一国两名的关系。”如果随国果真是曾国的话，文献不可能不提及，如果随在春秋时改名为曾，文献也会有所记载。于是有学者提出另一种设想：在公元前704年楚武王伐随时，姬姓曾国已归顺楚人，而后楚人为了控制与弱化随国，将曾国北移至随国境内，随州成为曾国的都城。但问题是这种解释也没有得到多少证据支持。作为一名资深的学者，李学勤先生总是虚心听取其他学者的意见，并不断地完善自己的观点。1980年，李先生发表《论汉淮间的春秋青铜器》一文，其中第二节是“再论曾国之谜”[11]。当时在随县一个名叫季氏梁的地方发现一座墓葬，出土两件铜戈，内上铭文分别为：“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攻（工）尹季怡之用。”“周王孙季怡孔臧元武，元用戈”。戈的主人季怡是曾国的公族，担任大工尹一职，他又是穆侯之子西宫的后人。他为什么自称“周王孙”呢？李先生认为只有一种可能：“曾侯本来便是周王的宗支”，“曾的确是周朝分封的同姓国，并且和王室有较近的血缘关系”。这一重要推断为后来随州文峰塔墓地的发现所证明。1990年，根据若干新的发现，李先生又写了《续论曾国之谜》。他再次强调曾国中心在今随州，因为从1966年到1979年出土的8批青铜器，都在随州或靠近随州的京山境内。有些学者主张曾国是从河南南迁过来的说法，譬如黄盛璋先生解释姬姓曾国原本在河南新野，“应是随为楚灭后迁居随地”。李先生则一直主张曾国从始封就在汉东，不曾迁徙过。从北宋安陆（今孝感地区）出土的昭王南征铜器铭文中说到昭王南征到达汉水，那里有唐、厉、曾、夔、虎方等国族，其中曾与虎方在商代晚期卜辞中出现，证明这个曾就是汉东的曾国。李先生还利用新出现的考古资料，论证“曾国确为姬姓。”譬如1975年随州鲢鱼嘴出土的曾子原簠，曾子原是曾国公族，而铭文云曾子原为女儿孟姬出嫁作媵器，可见此时的曾国是姬姓。虽说曾国是姬姓的证据比较充分，但由于曾、随关系还缺乏直接的关联，于是又产生了一些不同的解释。为解决缯与曾的矛盾，有学者提出缯与曾都是姬姓，与随同在汉水流域，两周之际或其后鄫灭随。直到2009年张昌平先生的专著《曾国青铜器研究》出版，在梳理各种说法后提出“曾国为先缯后随的假说”，但也承认“这一主张远未契合符节，而是仍然迷雾重重。”当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的发现，终于将“曾国之迷”的讨论推向高潮。由于该墓地出土众多“曾侯”字样的青铜器，学界一致认为这里是一处西周早期的曾国墓地，年代不会晚于西周早期。有趣的是新考古资料的发现，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反而引出更多更复杂的新问题。在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发现之前，所谓“曾国之迷”主要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曾国历史考古之谜。现在，又出现一个早到西周早期的曾国，叶家山西周早期墓地的主人是姬姓吗？在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的族属这个关键问题上，学术界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李学勤先生还是坚持他一贯的主张，认为西周早期曾国是姬姓。叶家山墓地的主要发掘者黄凤春等人也赞同李先生的观点。但多数从事西周考古与历史研究的学者持不同意见，指出墓葬出土很多有日名与族徽的青铜器，墓葬东西向，墓主人头向东，还有腰坑墓（3座）等，认为叶家山墓地与周人墓葬明显不同，其族属不可能是姬姓。如果叶家山墓地的主人是姬姓，那么理所当然它与义地岗春秋晚期曾国墓地、擂鼓墩战国早期曾国墓地同属姬姓曾国，考古资料将给我们展示一个横跨两周、绵延六七百年的诸侯国，这不仅对于曾国的考古、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整个两周诸侯国乃至两周历史的研究都具有难以估计的作用。如若相反，则又当别论。总而言之，辨明叶家山墓地之曾国是否姬姓将“曾国之谜”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此时，还要提到一件重要青铜器的问世。2011年，曹锦炎先生公布了一件随仲嬭加鼎的资料。其铭文曰：“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媵随仲嬭加飤繁，其眉寿无期，子孙永宝用之”。从铭文可知这是楚王为嫁女所作的“媵器”，夫家是随国。“随”作为一个国名，罕见地出现在春秋金文中，很有意义。曹锦炎先生认为这是曾、随二国的证据，曾即是曾，随即是随，二者不可混同。张昌平先生表示赞同。也有先生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不能据此排除曾、随一国两名的可能性。为了回答以上疑问，2013年李学勤先生发表《新见楚王鼎与“曾国之谜”》这篇名文。该文从新见楚王鼎（又称随仲嬭加鼎）谈起，李先生认为楚王鼎铭中“随”国的出现，恰恰证明青铜器铭文中所见的姬姓曾国就是传世文献里的随国，随、曾是一国二名。李先生在坚守原来观点的基础上做了新的发挥。他提到一部重要的古书《国语·郑语》，其中有周幽王的史官———史伯对郑桓公论说当时周朝形势的一段话：“当成周者，南有荆蛮（楚）、申、吕、应、邓、陈、蔡、随、唐”，里面有“随”却没有“曾”这个国名。李先生反问：“史伯身为王朝大史，连小小的唐国都没忽略，怎么会遗漏偌大的一个曾国？”李先生还提到清人高士奇作《左传纪事本末》，专设“楚伐灭小国”一题，当时“南捍荆蛮而北为中原之蔽省”者，最大是陈、蔡，其次是申、息，再其次是江、黄、唐、邓诸国。自邓先亡，而后依此是申、息、江、黄、陈、蔡。随国是最后灭亡者。在这个过程中，从未见曾国的名号，岂不怪哉！李先生作了总结：“以前大家讨论曾国之谜，说曾与随是一国二名，只意味青铜器铭文的曾即是传世文献的随，在古代当时该国是不是实有二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如今新出现了这件楚王鼎，其铭文标明了随，是楚王嫁女儿（或姊妹）于随的媵器，证实随这一国名无疑存在。结合上文说的三点理由，一国二名之说还是成立的。”李先生指出，“一国二名，在古代并不罕见。”如商又称作殷，楚又称作荆。“看来曾人一贯自称曾，楚人则多称之为曾，有时称随。”考古发现的新资料也显示曾、随是一国二名的可能性愈来愈大，叶家山墓地的曾国也是姬姓。2013年12月28日至30日，“叶家山西周墓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黄凤春先生在发言中提到2009年在随州文峰塔墓地采集的一件残钟。钟铭曰：“隹（唯）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曰：白（伯）适上帝，左右文武，达殷之民，（抚）（定）天下。王遣命南酋，萦宅汭土，君此淮夷，临有江夏。周室之既卑，吾用燮骄楚。吴恃有众庶，行乱，西政（征）、南伐，乃加于楚……”。另一件残钟上有铭文：“曾侯曰：余稷之后也……”。黄先生指出：钟铭所记之事为春秋晚期吴、楚之战，证明曾就是随；曾国应是姬姓，辅佐文王、武王灭殷，在西周成康时封建于汉东。至此，“曾国之谜”似乎行将尘埃落地，但还是有一点疑问，前面提到的那件随仲嬭加鼎毕竟是被盗的流散文物，尚没有证据是出自曾国的墓葬。有些先生的质疑是有道理的：“从严格意义来说这不能算是随国所作的青铜器。”曾、随一国的解读还缺乏最后的一锤定音。2019年，距“曾国之谜”提出已经过去40年，这场争论终于到了谢幕的时候。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随州市枣树林墓地发现了两座带斜坡道的“甲”字形墓葬M168和M169。M168虽然被盗，仍然出土了包括编钟15、鼎1、簋2、簠2、鬲1、缶2在内的青铜礼乐器，在编钟、簋、缶上均有铭文“曾侯宝”，说明墓主人是曾国一代国君曾侯宝。M169也被盗掘，仍然出土了包括编钟19、盘1、匜1、缶1、匕1在内的青铜礼乐器，在编钟、匕、缶上均有铭文“随仲芈加”，说明墓主人是曾侯宝的夫人。这位夫人就是前面李先生讨论的楚王鼎铭中的随仲芈加。既然楚王将其姊妹或女儿嫁给了曾侯宝，这位夫人姓名中的“随”就是曾了。铁证如山，“曾国之谜”终于圆满地画上了句号。“曾国之谜”的最终揭晓，固然有赖于新的考古资料，有赖于考古与历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而李学勤先生的研究无疑为曾国之谜的破解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李先生“既有史学家所必须的微观上的谨慎，又有哲学家在思路上的开阔。”李先生总是大处着眼、小处落墨，善于将宏观把握与微观考证相结合，善于将考古学、文献学与古文字学相结合，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往往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在科学研究中，最终结论的发现，问题的解决，固然很重要，但是更要紧的是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以往研究者往往纠结于曾、随国名的不同，裹足不前。国名固然重要，但归根结底只是一个形式问题。事情的本质是：一个是传世文献记载中汉水以东最大的随国，一个是出土资料中汉水以东最大的曾国，二者方方面面都很相似，应该重叠也必须重叠。重叠之后，一切问题随之而解，若不重叠，一切问题反倒难以解释，李学勤先生正是看准了其中的逻辑关系。科学研究需要耐心、执着与自信。李学勤先生自1978年以来，一直关注曾国的田野考古与学术研究。面对“曾国之谜”种种不同的意见，他既善于吸收别人的研究成果，同时又坚持自己的主张，显示出一个大学问家特有的自信。当下年轻的朋友们在关注自然科学的种种发现、发明与创造时，往往忽略了包括历史、考古在内的社会科学的魅力。其实历史、考古同样有很多迷人之处，譬如“曾国之谜”，既有探索的艰难，苦思冥想的熬煎，但更有接近谜底时的快乐。李学勤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勇于探索、乐于探索的历史学家。
(作者：张懋镕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文刊于《江汉考古》2020年第2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