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樟推文2190】南稻北麦导致的文化差异在公司治理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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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sciencemag.org
原文信息:Fan, Po Hung Joseph P. H. and Gu, Qiankun and Yu, Xin, Collectivist Cultures and the Emergence of Family Firms (April 1, 2021). Forthcoming i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839978
郑义,公众号:香樟经济学术圈【香樟推文0666】南与北的差异:来自水稻和小麦的解释
香樟推文0666曾经介绍过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T.Talhelm教授等人2014年在Science杂志发表的这篇关于南稻北麦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的文章,结论表明种植水稻地区更加有合作意识,而种植小麦的北方更讲究个人主义。香港中文大学范博宏教授、武汉大学顾乾坤博士以及昆士兰大学俞欣博士在此研究基础上计算了中国不同地区的耕地中水田的比重来衡量当地集体文化的程度,并且通过使用2004-2016年期间上市的1103家中国私营企业的数据实证研究后进一步发现,集体主义文化较强的企业创始人会让更多的家庭成员成为公司的所有者和/或管理者、将更多的公司所有权保留在家族内部,并与更多的家族成员分享控股权。作者借鉴了Demsetz等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这是由于在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公司创始者以家庭成员的特定关系投入为纽带,可以使得信息不对称程度、推诿行为以及相关监督成本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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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假设
自古以来,中国北方种植小麦,而中国南方则种植水稻。相对于种植小麦,水稻的培育更加依赖水和劳动力。因此,在水稻种植社会中,密集的合作是非常有价值的,而小麦种植区不需要这样的耕作安排。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如今的后人不再亲自务农,这种文化也通过一代代农业活动和社会互动的传递深入人心(Talhelm et al.2014)。
集体主义文化中,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价值观由家庭成员学习和分享,并通过家庭互动进一步加强。公司创始人的家族在参与企业活动的过程中,有可能成为公司治理的力量,因为家族成员之间独特而密切的关系促进信息和知识的共享,减少沟通和监督活动所需的努力。因此,与非家族经营的公司相比,由家族管理的公司可以从较低的公司治理成本中获益。同样的道理,在那些受集体主义文化影响的地区,家族管理带来的公司治理成本的降低会比那些受个人主义文化影响的地区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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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数据和
研究设计
样本选择了2004年(要求披露控股家族成员所有权和管理角色信息的第一年)到2016年上市的1103家私营公司数据。其中创始人定义为持有最大股权或担任公司最高决策职位(主席)的个人,利用披露的身份证信息公司可以确定其出生地。公司财务数据来自于csmar数据库。作者只使用了IPO年份的公司层面的信息。因此,样本数据是横断面类型。
文章的回归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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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是衡量家族参与企业i的家族所有权和管理的变量,包括Family_members, Family_managers, FM%, Family_owners, Family_ownership, 和Herfindahl六个变量,具体表示:(1)拥有大量股份,或担任高级经理、董事会董事或监事会成员的家族成员总数(2)家族经理人的数量,包括首席执行官(CEO)、副CEO、助理CEO、首席财务官、首席运营官和董事会秘书(3)家族经理人的数量与高级经理人总数的比率(4)拥有公司股权的创始家族成员的数量(5)由控制性家族成员持有的公司总所有权的百分比(6)单个家族所有者持有的股份占家族总所有权的百分比的平方之和。自变量是衡量公司i创始人出生地的水稻种植程度,包括Rice_culture%(创始人出生地的稻田耕地比例)和Rice_culture_dummy(虚拟变量,如果创始人出生的省份将50%以上的耕地用于稻田,该变量等于1)。图1显示了用于稻田的农田的分布,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其他控制变量还包括:公司相关变量如创始人的教育背景、公司规模、财务杠杆、盈利能力、资本强度;地区控制变量如家庭规模(或人口密度)、地形起伏程度、人均GDP、受教育水平、政府规模和支出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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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各省用于种植水稻的耕地比例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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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结果
作者首先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和组间差异检验,发现样本中较多创始人出生在水稻地区且在创始阶段中国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高度集中于创始家族。在集体主义文化子样本中,家庭成员和家庭经理的均值在统计上明显大于个人主义文化子样本,并且家庭成员集体保留的所有权也更大、控制家族内的公司所有权更加分散。这些单变量比较结果与假设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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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单变量组间比较
接下来,作者展示了基准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核心自变量的系数都在1%水平下显著且与预期假设相符:在第(1)列中,因变量是Family_members。Rice_culture%的系数为0.695,在1%的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当创始人来自较强的集体主义文化时,有更多的创始家族成员作为所有者或管理者参与。就经济意义而言,结合描述性统计的结果以及估计系数可以发现创始人来自水稻地区的公司平均比创始人来自小麦地区的公司多出0.43(16.24%)的创始家族成员;水稻种植面积相对于一个地区的总农田面积(Rice_culture%)增加一个标准差(0.316),与企业中多0.22个创始家庭成员(Family_members)有关,比样本平均值(2.978)增加7.37%。第(2)列到第(4)列的结果与第(1)列的类似,表明出生在集体主义文化较强的地区的创始人会聘用更多的家族经理、吸引更多的家族所有者。接下来,作者研究了集体主义文化和家族所有权结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当创始人来自集体主义文化较强的地区时,家族所有者在家族内集体保留更多的所有权、企业的控股权更多地由创始家族成员分散持有。作者更换自变量、按省份聚类后结论依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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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解决遗漏变量的问题,作者还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首先,作者排除创始人来自小麦地区的所有公司并对创始人全部来自水稻地区的725家公司进行回归,结果依旧十分显著:除了家族经理人总数为因变量时(第(2)列)和家族所有权总数为因变量时(第(5)列),Rice_culture%的系数都具有统计学意义。此外,所有回归中的系数的符号都与假设一致。这些子样本回归结果证明,主要结果不是由中国南方水稻和北方小麦种植区之间的未观察到的差异所驱动。接着,作者又对创始人来自秦淮线沿线县市的企业子样本进行回归。秦淮线将水稻区和小麦区分开,在同一个省内,企业应该受到类似的制度因素的影响,但在这条线的不同地方,耕作模式却大不相同。作者通过使用县级的农田统计数据并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发现在所有的回归中,Rice_culture%的估计系数的符号都与假设一致,但只有在家庭成员和家庭所有者的回归中才具有统计学意义。即使子样本很小,水稻种植变量的数值变化也很小,作者认为这仍然能够确认主要结果。第三,作者单独考虑274家创始人并不出生于其公司所在地的同一省份的公司的子样本上。如果在这个子样本中找到集体主义文化和创始家族参与之间的关系,这将表明是文化规范而不是其他制度因素影响家族参与,从而影响家族企业的出现。作者在回归中加入了企业所在地是否是稻田地区的虚拟变量Firm_culture以控制企业所在省份的潜在文化影响。结果发现,在所有的回归中,Rice_culture%的系数都符合预期,并且在第(1)、(3)、(4)和(6)列中显示为统计学上的显著性,表明是集体主义文化而不是其他制度因素影响了创始人家族对企业的参与。同时,企业文化的系数在所有回归中都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是创始人童年时期的文化,而不是他或她的企业所在地的文化,影响了创始人让家庭成员作为所有者和/或管理者的决定,从而影响了家族企业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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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为解决遗漏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除此之外,作者还进行了其他检验:1. 作者排除了儒家价值观这一替代性解释。将儒家书院数量或创始人是否出生于儒家兴盛地区的虚拟变量纳入回归后,结果表明Rice_culture%的系数依旧显著而儒家变量不显著。2.加入创始人出生年份是否在文革期间的虚拟变量以及与自变量的交互项后回归以检验传统文化是否被削弱或消失。3. 使用了公司上市后三年的数据,重新进行了所有的回归以排除上市前操纵财务数据的影响。4. 为了表明结果不是由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本身的离散差异所驱动,而是由创始人以外的家族参与程度不同所驱动,作者对涉及多个家族成员的子样本重新进行了所有的回归。5.为了避免稻田区域与小麦区域之间的样本分布不均使实证结果产生偏差,作者采用了倾向性得分匹配的方法,根据公司的几个特征,从水稻区选择一个观察值与小麦区的观察值进行匹配。6.作者还排除了创始人来自牧业省份的公司,重新检验了子样本的结果。7.作者还采用区域降雨量水平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分析。降雨量与水稻种植相关,但除了通过水稻种植这一渠道外,与创始家庭在公司的参与没有直接联系。这些检验的回归的结果依旧与基准结果相似,证明了结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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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本文识别了集体主义文化和建立家族企业之间的联系。期望未来的研究能够进一步探索文化在公司治理中所起作用的机制。比如,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创始人对他们的公司管理人员的补偿和激励有哪些具体区别?面临不确定因素时,对于风险的偏好是否显著不同?这些问题都值得在未来进行探索。
■ Abstract
Using a sample of 1,103 Chinese private-sector firms that went public during 2004-2016, we find that founders from the country’s regions with stronger collectivist cultures engage more family members as managers, retain more firm ownership within the family, and share the controlling ownership with more family members. These findings are robust to a battery of diagnostic tests to account for alternative institutional factors that may induce the relations. Th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hypothesis that because the collectivist culture reduces information asymmetry, shirking problems, and associated monitoring costs among family members, more family ownership and management is expected in firms when entrepreneurs are from collectivist regions. The overall evidence supports the theory of the firm pioneered by Harold Demsetz and his co-auth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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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小编:路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