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德国古典哲学历史脉络

近年来，随着汉译“谢林著作集”的不断推进，谢林这位曾经谜一般的人物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汉语哲学界的视野和讨论中。在此之前，我们或许已经从其他思想家（如海德格尔、沃格林、洛维特、蒂里希、齐泽克等）那里隐约了解到谢林对于当代思想的重要性，甚至早就知道谢林有着“隐姓埋名的现代人”的称号，但对于谢林的整体思想和他在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位置，仍然缺乏一种通观性理解。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谢林著作集”的出版向我们提出了一项要求，即直视谢林，拿掉先前不假思索地贴在他身上的各种标签。与此同时，我们随便翻开谢林的任何一本著作，就会发现其写作方式和所用术语与我们先前习惯的“德国古典哲学”大不相同，所以谢林的著作也要求我们重思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脉络。

　　我们以往受黑格尔哲学史观的影响，认为德国古典哲学呈现为一条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直线进路，但诚如迪特·亨利希所言，德国古典哲学是一片“星丛”，是伟大的精神之间围绕相同的问题域而产生的争辩系统。被卷入其中的不仅有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这样的同代哲学家，也有斯宾诺莎这样的前时代人，以及荷尔德林这样的诗人。所以，尽管我们都熟知“德国古典哲学是哲学史上的一座高峰”这样的判词，但诚如海德格尔所言，高峰是山脉的“聚集”，德国古典哲学的“高峰”性质不仅体现在以最纯粹的哲学语言聚集了先前的整个哲学史，更在于聚集了先前全部哲学的主要争辩及其内在的、指向未来的张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康德诚然是一座“蓄水池”，但后康德的唯心论（或译为“观念论”）更是一片充满了“爆点”的星丛。虽然其中任何一个争辩点的“爆炸”都有可能使黑格尔或者谢林所希望建立的“大全一体”体系崩溃，但这反过来也表明了后康德唯心论对种种张力和争辩的聚集性。

　　正是后康德唯心论的这种聚集性，使我们必须重新看待谢林的历史定位。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自以为哲学在他那里终结的黑格尔逝世于1831年，而谢林则活到了1854年。现在逐步进入汉语学界的谢林的黑格尔批判文本，如《近代哲学史》《启示哲学导论》等，都是黑格尔逝世之后的作品。其次，谢林对黑格尔的批判并不是在黑格尔去世之后才开始，而是在《精神现象学》问世之后就已经开始了。以往我们在考察后康德唯心论历史的时候，认为《精神现象学》的出版标志着一个唯心论发展新时期的到来，这无疑没有问题，但如果仅凭这部著作序言里著名的“黑夜里的牛都是黑的”，就认为谢林已经被一劳永逸地“扬弃”了，那就有失偏颇了。实际上，在《精神现象学》出版两年以后，谢林就在《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中，对黑格尔进行了一种“无声的反驳”。而在此后一再修改，并没有最终出版的各种“世界时代”方案，乃至晚期的“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讲座中，谢林也都以黑格尔为主要争辩对手。在1841年赴柏林接替黑格尔教职的演讲中，谢林就明确表示自己先前和黑格尔犯过同样的错误，现在是清算自己和黑格尔早先的哲学，并把人类意识“拓展到其当下的界限之上”的时候了。所以可以看到，谢林的黑格尔批判实际上也是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后康德唯心论的批判。诚如海德格尔所说，谢林是亲自参与后康德唯心论的建构，并在其内部克服它的第一人。可见，一种直线单向递进意义上的德国古典哲学史观既无法把握这一思想史事实，也无法理解谢林在其晚期哲学中能够进行这种批判、拓展和突围的动力所在。

　　当然，谢林开始公开反驳黑格尔哲学的时候，正是黑格尔学说如日中天，欧洲思想界也开始风云变幻的时候。谢林一方面拿出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有力反驳，另一方面却仍“固执”地坚守着一种体系性的总体科学，并转而大谈特谈“基督教”。这就引起了当时的激进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双重误解。有的激进主义者认为谢林的后康德唯心论批判虽然有道理，但还不够彻底。而有的保守主义者则认为谢林对基督教的哲学式重构与其说是“捍卫”基督教，不如说是“解构”了基督教。谢林真正的知音可以说到了20世纪才出现，其中首推海德格尔和瓦尔特·舒尔茨。正是他们首先给予谢林应有的思想地位，让他从先前的“基督教哲学家”“非理性主义者”“神秘主义者”等标签中解脱了出来。所以谢林虽然是一位19世纪的思想家，但谢林研究和谢林思想大范围地兴起却是20世纪的事情。有一些激进的谢林主义者据此认为，谢林才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终结者”，后康德唯心论的历史线索应该是费希特—早期谢林—黑格尔—晚期谢林。这固然是一种有道理的说法，但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后康德唯心论的三位大师是三座以自己的方式聚集着哲学史资源的高峰。只有如此理解，我们才能从中看出更多的、被单向递进的哲学史观遮蔽的资源。

　　尽管现在看来，谢林哲学确实是被低估和轻视了，但谢林自己对此也负有责任。不同于黑格尔连贯性、体系性的阐述方式，谢林的文本和写作方式是多变和游移不定的，他在活着的时候就有了“普罗透斯”的绰号，意谓其像波涛无定的海神那样捉摸不透。但我们应该对这种写作方式保持开放态度，尤其是在现代哲学的视野下更应该如此。谢林毕生崇拜柏拉图，称他为“伟大的诗哲”，所以谢林自己的著作也有柏拉图对话录的风格，即围绕相同的核心理念进行多论题和多角度的阐发，并试图像柏拉图那样以史诗和神话的方式去把握辩证法无力把握的东西。而黑格尔那种严密的、无所不包的写作方式，则被谢林称为“清醒却又呆板的散文”。有学者指出，谢林和黑格尔的关系，就像是在德国古典哲学语境中再现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关系，这不仅体现在写作风格上，也体现在他们各自继承的哲学传统和体系建构方式上。因此，谢林哲学所呈现的特点，尽管表面上看来多变，并且缺乏一以贯之的主导性词语，但我们需要耐心去把握这样一位研究古典语文学出身，并以古典哲学家自居的人物的核心精神。既然这种源自古典精神的复数性—多维性写作，在尼采和其他当代哲学家身上是一种值得尊敬和赞扬的，以文本风格来体现思想取向的特质，那么出现在谢林身上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在这一点上，谢林要求我们打破以往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刻板印象，深刻认识德国古典哲学中包含的希腊古典要素和写作风格，以及与之相应的思想的复杂性。

　　正如前文所说，谢林哲学研究的兴起是一桩兴于20世纪的“当代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诸如加布里埃尔（Markus Gabriel）、滕格义（László Tengelyi）、胡恩（Lore Hühn）、布赫海姆（Thomas Buchheim）等当代学者对于谢林思想的种种转化。笔者认为，谢林哲学的当代性主要体现为三点。第一，对哲学史资源的聚集。这是谢林和黑格尔思想的最大特点，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哲学史家和哲学家，但各自又对相同的哲学史资源作了不同的转化。第二，帮助我们看清晚期德国古典哲学的状况，并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源。谢林是第一个在黑格尔之后质疑唯心主义，并论证理性的他者以及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有限性的思想家，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弗兰克（Manfred Frank）甚至认为，谢林的黑格尔批判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开端。第三，提供了一个在所谓的“后现代”或者说“非体系时代”建构体系性总体科学的参照系。谢林是最后一个体系性哲学家，在他之后，“体系”仿佛成了过时的东西。当今时代，建构一种总体科学，并对它进行合乎时代特性的阐述，既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本身的要求，也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而谢林晚期哲学的体系建构努力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总之，伴随着汉译“谢林著作集”的逐步推出，重视谢林研究的意义，重思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脉络，既是一种邀请，也是一项要求。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