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风反映作风，体现党风政风，关乎治理能力，彰显机关形象。近年来，整治“文山”取得很大成绩，但文件层层加码、长而空洞，上下一般粗、缺乏针对性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亟待综合施策加以解决。“文以载道”“以文辅政”，公文自古以来便是施政的重要工具，在实施领导、履行职能、处理公务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发文过多反而会泛滥成灾，日积月累形成“文山”。对于“文山”现象如不加以治理，长此以往，公文将在文来文往中从“经国之大事”沦为一种形式，甚至变成一种负担。“文山”由何而来，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其一，在传达政令、指导工作等方面，相对于召开会议、现场调研等工作方式，公文具有打破空间限制、超越时间局限等优势，有的单位对通过发文来开展工作形成了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其二，“文山”本质上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有的单位对实际问题调研不深入，不关注发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更看重靠文件表态、留痕，在表面上做出贯彻落实的样子。其三，“文山”是治理能力不足的必然结果，有的单位工作方式创新有限，治理手段供给不足，导致“文山”长期存在。事必发文。以文辅政，强调的是以“政”为工作目的，以“文”为辅政工具。事必发文，则把发文作为工作本身，本末倒置，只管发文、不管落实成效，以致“滥文怠政”。层层发文。上级文件来了，为了体现重视、积极表态，照猫画虎地拟制一个文件发给下级，不注重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不顾及中央与地方的差异，层层套用，甚至照搬照抄。好发长文。与以往手写文稿、刻板油印相比，无纸化办公时代制发文成本大幅降低，复制粘贴、稍作调整即可成文，拼凑得长一点也不费事，动辄十几页、几十页的文件屡见不鲜。“以文辅政”是理想状态下对公文功能价值的设定，但倘若发文任务重、数量多、篇幅长，反而会影响文件的质量和工作的落实。该如何施策翻过“文山”、走出“文牍主义”的泥淖呢？面向基层需求，开展公文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减量提质，解决“供需错位”的问题。发挥考评考核“指挥棒”作用，调整降低“留痕”事项权重，实行发文限额管控，坚持围绕问题解决作部署、提举措，为“需求侧”提供数量适宜、质量上乘的产品。二是换位思考，文件制发的出发点由立足部门转为立足受众。文件起草部门不能自说自话，要重视“用户体验”，多想一下受文对象拿到文件后怎么看、怎么办，多想一下文件对受文对象开展工作有所帮助还是造成困扰。三是尊重基层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经验出自基层，在办公室里拍着脑袋写文件、凭着想象作指示难免脱离基层实际，简单通过文件发号施令，将要求提得太多，工作布置得太频繁，基层便会顾此失彼、无所适从。应善于通过不发文、发短文，为调动基层积极性、发挥基层创造性留出空间。一是文不怕短。起草文件时，要会用“奥卡姆剃刀”，少说正确的废话，能一句话说清楚的，绝不说两句话，避免穿靴戴帽、叠床架屋，鼓励配套发文直奔主题讲工作部署和落实举措。二是文重在实。“文章不写半句空”，空话套话占用的是干实事的时间，也会把重点和干货淹没其间。应坚持不调研不发文，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真正掌握实情、真正聚焦问题、真正推动工作。三是文意要新。公文有自身的特性，不能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但也不意味着要套话连篇、千文一面。文件印发下去，要能给受文对象带来新意，或者传递新思想、或者启发新思路、或者提供新举措。可借助信息化手段检测重复率并结合内容进行判断，严把发文关口，避免简单照搬照抄。一是辩证看待公文的作用。公文不是无所不能的，做不到“文到事了”。“文山”问题不是简单的文件多了好还是少了好的问题，但文件发得太多一定不好。上级机关发文太多，受文对象没有条件做到每一份都认真研究，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把生机勃勃的工作淹没在公文的海洋中，文件的实际效果也要打折扣。二是提升治理能力。不是所有“文”都能辅“政”，也不是所有“政”都要用“文”来辅。要创新替代发文的工作方式，敢于不发文，破除对发文的路径依赖，坚决杜绝通过变相发文的方式解决“文山”问题。三是经常性开展发文后评估。不能把公文发出去了，就当作工作完成了、目标实现了、效果达到了。适时进行追踪评估，探索开展“基层评公文”活动，一方面是对受文对象的督促检查，掌握贯彻落实情况；另一方面也是发文机关的自我检查，看看文件在工作中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效果。四是创新开展试点试验。选取试点开展“不发文、少发文”试验，探索建立对上级文件主动对号入座、细化清单落实的工作机制，为下一步减少配套发文、改进工作提供经验和指引。
来源：《秘书工作》2020年第11期
责任编辑：杨宪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