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胡秋萍:我希望她的书法能始终葆守一个女性书家的精微与情趣

大概在六七年前,在镇江《胡秋萍书法艺术展》上,南方书家皆以为胡秋萍的书法具中原爽朗雄强风骨,还举了豫剧《花木兰》中“谁说咱女子不如男”那句唱词,由彼“丈夫气”质指江南书风的靡弱。我是第一次见到胡秋萍的人与书法原作,所谓“雄强”、“大气”之类或许在我直觉中也有了,我的发言却是:我希望胡秋萍的书法葆守一个女性书家的精微与情趣。

事实上,所谓江南之“小”恰是今人所忽视的精微,是一种文化历史的积淀。后来,我发现,胡秋萍的内心里和我一样多少有点不随时宜的固执,这固执是否即那些“见风即雨”的人以为的“风骨”呢!而作为女性书家胡秋萍的那份内秀的词人情怀却并非那些即席品读的人能够马上捕捉到的。或正有了几分蕴藉,才是对“中原书风”的一种平衡吧!程大利说:“秋萍心存大志,又不愿张扬,那力量便把自己积蓄的潜能借一枝柔毫倾泻出来,默默地带着节奏和旋律,折冲震荡,一泻千里,遂有了秋萍的书法。”

说到词人情怀,对于当代书家来说,恐怕只是一种文化的点缀,这种情怀,并非即兴吟几首小词,或打油。她是一种文化的品味,一种性情、趣味。传统书法离不开文化的供养。对于书家来说,书法是一种表现,表现什么?表现你的文化学养,有没有学养,有多少学养都将表现出来。这才是“书如其人”的本质。从胡秋萍的《秋歌》(诗词集)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当下女词人的心路历程。看到一个书法艺术家对传统文化的向往和对传统书法艺术中某种文化信息的着意捕捉。

蔡邕“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书谱》中对书法的形势(形态)之美有一段生动的刻画:“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高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

中国古代书论对书法艺术本质的揭示是真正的来自书家心灵的感受,这与当下那些大段哲学词汇或审美理念的空洞“理论”形成何等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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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秋萍无意在理论上有所建树,但她对书法作为艺术的深刻思考一直贯穿在她的艺术实践之中。对线条形态的自然化审美追求也正体现了她对老庄美学思想的深切关注。她沉醉于风晴雨露天地山林变幻的心灵畅游之乐,游弋于线性的千变万化之间,心手双畅。

胡秋萍将她的“书法集”送给吴冠中,却说:书法是当代艺术中最具墓气的。并强调“墓”是坟墓的“墓”。这和吴先生那天说的:“一百个齐白石抵不上一个鲁迅”的慨叹,颇为同调:作为一个艺术家,发生这样喟叹是缺乏艺术的自信抑或是真正的“文化的良知”的自觉呢?

“否定”以往,绝非对以往的缺乏自信。胡秋萍由过去被人们称之为“王铎”的成功面目一变为当前的“怪异”——没有必要讨论是一时的冲动还是深思熟虑的抉择。但这绝对与她的秉性果毅有关——胡秋萍谈起这次(因为我们不知道下次、再次是否会出现)的“蝉变”,充满了自信自矜之喜悦。这也是近年人们再次关注一位女性的主要话题。对了,这里使用“蝉变”二字,我以为是比较准确——我们太在意艺术的表相,即所谓的风格了,胡秋萍在放弃“风格”的同时却意外地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自由境地,在认同或非议中回避“成熟”而又日趋成熟。

胡秋萍很在意书写(创作)过程的快感。当然对创作前奏和氛围的用心也体现了她的文化品位,她在书法集的后记中写道:临池或创作时,我喜欢把音乐打开,听着古筝、琵琶、钢琴、小提琴或我喜欢的几位歌手的歌。李娜的“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男儿今出塞,背后长河落日,眼前大漠孤烟”那种苍茫、悲壮、绝苦的声音,常使我眼前出现茫茫旷野,一排排好男儿身着盔甲,肩扛长戟,腰挎大刀,奔波在边塞,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壮烈,血染山川的惨状,逼近我的心头,久久无法挥去。我试着用一种比较粗糙的宣纸,书写激荡人心的《国殇》等边塞诗。这一类的诗词最能激起我的创作欲望,满腔的豪情促使我饱蘸浓墨任凭自己的艺术感觉,在纸上有节奏有束放有控制地狂写……

文化的形式感一直被中国的文人们所在意,我们虽看不到这种形式感与书法的直接关联,但它对创作者的心态一定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就像一个基督徒的祷告或和尚敲着木鱼诵经的形式一样重要。对于创作的过程乃是其心灵外化的过程,若此,胡秋萍所向往的修为方式便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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