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旧制度的危机

　　在1789年，法国正处在被后人称为“旧制度”的框架之中。
　　这个社会在本质上仍是贵族性的，它基于门第特权和土地财富。但是，经济演变使流动财富逐步增加，资产阶级的实力不断加强，从而侵蚀着传统的社会结构。同时，实证知识的发展和启蒙哲学的勃兴正动摇着现存秩序的思想根基。18世纪末的法国固然仍是个以衣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国度，但是大规模贸易的高潮和大工业的出现（尽管是局部和初发的）正在改变着传统的经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经济自由的要求必然激起那些依赖于传统经济秩序的社会阶层的强烈反抗。然而在资产阶级看来，这种发展和要求却是必不可少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也制定出一套符合其社会和政治利益的理论。尽管贵族阶级在社会正式等级中仍居首位，但它在经济实力和社会作用方面却相对没落。
　　人民各阶层，尤其是农民承受着旧制度和封建残余的全部重压。这些阶层尚不知什么是它们的权利和它们强大到何种程度。在它们眼中，有强大经济支柱和精神威望的资产阶级才是当然的领导者。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创立了一整套与其历史、作用和利益相适合的哲学。这种哲学旨在抨击和摧毁旧制度，它的视野极为广阔并牢固地依据理性，因而具有一种普遍价值。它把所有法国人和整个人类作为传播对象。
　　启蒙哲学以社会幸福的理想取代了传统的生活与社会的观念。这种理想基于对人类精神和科学知识发展的无限性的信念之上。人重新获得了尊严。经济、政治及一切领域的完全自由应该激发人的活动。哲学家使人把了解自然以便驾驭自然和增加财富总量作为奋斗目标。这样，人类社会将得以充分发展。
　　在这种新的理想面前，旧制度被迫退居守势。当然，王朝仍旧保持着神授权利的色彩，法国国王仍被视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并享有绝对权力。然而，这种绝对君主制已不得人心。路易十六最后还是把他的绝对权力分放给贵族。所谓“贵族革命”（只不过是“贵族阶级的反动”，更恰当地说是一种不惜使用暴力和叛乱手段的“贵族的反动”）自1787年起成为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行政人员往往很出色，但在高等法院和省三级会议这些贵族堡垒的顽固抵制下，马肖、莫普和杜尔哥进行结构改革的企图全部归于失败。因此，行政组织毫无改善，旧制度仍然是未竟之业。
　　君主政体的各种制度大致最终形成于路易十四时期。路易十六用与其祖辈同样的政府和御前会议进行统治。路易十四把君主制度的权威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他却没能使之成为一个合理与协调的整体。民族统一的进程在18世纪有较大发展，这种发展得益于交通和经济联系的加强、中学教育对古典文化的传播和沙龙、思想团体及阅读活动对哲学思想的推广。然而，这种民族统一尚未臻于完善。不少城市和省份仍然保留着各自的特殊权利。北部地区保持着旧有习俗；南部地区遵从着罗马法。度量衡单位千差万别，国内路卡关税重重，民族统一受到阻碍。有的法国人在自己的国家内竟被当作异族对待。行政组织的特点是杂乱无章，司法、财政、军事、宗教各部门的区划相互重叠，各行其是，钩心斗角。
　　当旧制度的结构在社会和国家中处于勉强维持之际，一场“名副其实的情势革命”（埃内斯特·拉布鲁斯语）加剧了社会紧张状态：人口增长与物价上涨二者双管齐下，使危机更为严重。
　　在18世纪，尤其是1740年以后，法国的人口开始增长。和前一时期的停滞状态相比，这种增长显得很突出。实际上，这种增长可谓一般。据估计，如果按1789年时的疆域，法兰西王国的人口在1700年前后为2080万，1790年为2760万。内克在《法国的财政管理》（1784年）一书中提到的2470万的数字似有些偏低。如果按2700至2800万计算，人口增长应是32％左右。这种增长因地区而异，在埃诺和阿尔萨斯较快，在诺曼底则较慢。英国在同期的居民总数不超过900万，其人口在一个世纪内增长了80%。西班牙当时的人口为1050万。法国的出生率比较高，达到38‰。然而，减少生育的倾向也有所表现，尤其在贵族家庭以及巴黎市和巴黎盆地的平原地区。死亡率每年的起伏变化很大，可能很少甚至完全没有下降。尽管从1750年以后开展了医疗卫生宣传运动，这个时期的死亡率仍高达35‰左右。〔原书为35%，似有误。——译者〕
　　革命前夕，法国人的平均寿命增长到29岁左右。这一人口增长始于18世纪20年代，其主要原因是17世纪由营养不良、饥荒和流行病（如1709年的“严冬”）所造成的严重危机已不复存在。从1741—1742年以后，这种“饥荒”型危机已趋于绝迹。出生率虽保持原水平，死亡率却下降了。于是人口开始大量增加，在下层人民各阶层和城市中尤甚。人口增长在城市比在农村更为突出。1789年，法国已有1万居民以上的城市60余个。如果按2000人以上的居民点为城市的标准计算，城市人口的比例最少为16%，最多可达20%。人口的增长增加了对农产品的需求，促使物价上涨。
　　在18世纪的法国，物价和收入的变动主要表现为1733—1817年期间的长期上升。按照西米昂的术语，这是“A阶段”，在此之前的“B阶段”是从17世纪至1730年的萧条时期。这个长期的上升运动开始于1733年左右（锂〔里弗尔（法语：Livre），法国的古代货币单位名称之一。又译作“锂”、“法镑”、“利弗尔”。——录入者注〕的价值在1726年被稳定下来，大革命前一直没有发生过任何货币波动）。1758年前这种运动的发展尚且缓慢，但在1758—1770年间（路易十五的“黄金时代”）则急剧进行。此后，上升运动曾趋于稳定，到大革命前夕又重新出现高峰。欧内斯特·拉布鲁斯对24种食品和商品的价格进行了计算：把1726—1741年间作为基础，其指数定为100。1771—1789年这一长时期的平均上涨率为45%，而其中1785—1789年间的上涨率达到65%。价格的上涨因商品而异：食品价格上涨高于制成品，粮食比肉类上涨多。这些特征表明农业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粮食在人民开销中的比重极大。粮食产量增长有限，而人口迅速增加，外国谷物又不得介入竞争。1785—1789年间，小麦价格增长了66%，黑麦价格增长了71%，肉类价格增长了67%。木柴价格的增长创最高纪录：91%。葡萄酒的情况较特殊，只有14%。许多葡萄农不生产粮食，面包靠购买，葡萄酒酿造业利润下降的后果便更显严重。纺织品（毛织物为29%）和铁（30%）的价格上涨率处于平均水平以下。
　　周期性的波动（1726—1741年、1742—1757年、1758—1770年和1771—1789年各为一个周期）与季节性的波动在此期间相互交错，加剧了物价上涨。在周期的最高点1789年，小麦上涨达127%，黑麦达136%。关于粮食，好年景时季节性价格波动不很明显；坏年景时，波动便会加剧。从秋季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价格可以增加50％至100%，甚至更多。1789年，季节性波动的最高点在7月头15天：小麦价格上涨150%，黑麦上涨65%。经济情势主要通过生活费用表现出来，它所产生的社会后果便可想而知了。
　　经济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关于周期性波动、季节性波动以至危机，其原因应该从总的生产条件和交通状况中去寻找。各个地区全靠自给自足，生活费用的高低完全取决于收成多少。产量不高，缺乏储藏技术而使粮食不能保存到来年。工业的结构主要是手工业型的，它很少出口，只服从于国内消费，并受农业波动的直接影响。长期的价格上涨产生于四组相互作用现象的综合效应。首先是贸易关系的密切和生产商品化的加强，其次是金属货币流通的扩大和汇票、记名本票等形式的短期信贷的发展。金属货币流通的扩大是由于巴西的金矿和墨西哥的银矿得到开发。它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促进了这种发展。人口增长同样起了作用，它扩大了需求和劳动潜力，刺激了商业和生产。最后，在这种物质环境下勃兴的经济投机精神助长了长期的通货膨胀。
　　以上便是旧制度的危机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种种表现。对此问题的研究即是勾画出大革命发生的深刻根源与偶然起因，并且预先指明大革命在法国近现代史中的特殊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