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随笔北京》里的“老北京”
一位日本学者眼中的故都风物
1940年3月，日本东京“第一书房”出版发行了《随笔北京》一书，初版印量2000部，大受欢迎，迅即售罄。同年5月，迅即再版，又印1000部。该书作者乃是曾经留学北京的“中国通”，著名学者、文学家奥野信太郎。
奥野信太郎（1899-1968），日本东京人；自幼习汉文，对中国文学与文化兴趣浓厚。他于1925年毕业于庆应大学文学部，任该大学预科讲师。1934年，参加中国文学会，次年参与创办《中国文学报》。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充分接触中国古典文学的原生地，这位狂热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于1936年至1938年间，赴中国留学。
奥野信太郎（1899-1968）
一到中国，奥野便在修学的同时，走街串巷，开始实地调研中国风俗与民间文化。他不满北京大学里以整理账簿式的态度研究文学，认为缺少精致的学风，不足以谈诗文，为体验中国文化的精髓，他更愿意接触中国学者与作家，更愿意从他们的生活与作品中去体味中国文化。
1940年3月，日本东京“第一书房”出版《随笔北京》。
日本学者爱访苦茶斋
与同时代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的观念相仿，奥野始终认为，学习书本知识只是日本留学生来华的目的之一，而且可以说不是主要目的，更重要的是实地了解中国社会，或者说通过各种活动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与风俗人情。与此相应，他的在华活动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拜访学者，二、访书买书，三、考察名胜古迹，四、看戏采风。这些在华活动内容，后来都一一写进了《随笔北京》书中。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有一章《周作人与钱稻孙》，记载了“七七事变”前后，北平沦陷之际，奥野拜访与评述周作人的内容，是难得的新文学史料，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书中将周作人视作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象征，并认为当时访问北京的日本知识分子，都把会见周作人当作在华访问的重要日程之一。书中这样写道：“近来访问北京的人，看完万寿山和故宫以后，好像都把会见周作人作为旅程的安排……使人感到北京八道湾的苦茶斋，也似乎成了北京的一处名胜古迹。”在书中，奥野以不无荣幸的笔调，记述了他造访八道湾时的情形，诸如“小路屈曲，幽奥深径，文人居所，闲雅一廓”之类的观感抒写之后，更附录了周作人的近照及手札一通。周作人的手札，是写给奥野的，原文如下：
拜启：前日池岛君枉顾，得见手书并惠赐珍品，訢感无极。在杂志上发表之尊文，因友人见告，亦得拜读。关于鄙人之部分，似嫌过褒，亦即未免有失实之处。无然，则当老北京之鉴别，得无有未足耶。一笑，专此上。
奥野先生左右
周作人启
五月廿日
这一通手札，应当写于1939年5月20日。众所周知，这一年元旦，周作人在家中遇刺后，为求自保与迫于形势，终于打破在北平沦陷后的观望姿态，而不得不加快了投日事伪的进程。这一年1月12日，正式受聘为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3月28日，受伪北京大学委派为文学院筹备员，9月3日，又终于亲赴东亚文化协议会第三次协议员会的文学分部会议，算是开始履行中方评议员、理事及文学部部长的“职责”了。致奥野的这一通手札，正是写于这期间。
从这封手札的内容来考察，可知奥野的《随笔北京》应当是先在某杂志上发表过的，周作人对其作表示肯定，认为可当“老北京之鉴别”。但与此同时，周作人认为文中对他个人“似嫌过褒，亦即未免有失实之处”。这样的说法可能出于自谦，也可能属于客套，并非实质性的意见与批评。所以，在《随笔北京》结集发表之际，奥野并未将文中那些“似嫌过褒”的语句删改，对周氏的推崇与敬佩，仍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出来。
奥野归国后，曾于1942年至1944年期间，主持编译《西厢记》《琵琶记》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此同时，他的中国留学经历与北京见闻，一直是日本学界乃至文化界所热衷谈论的事件。《随笔北京》一版再版，广受欢迎与好评。1944年4月，日本东京“二见书房”初版5000部的《北京杂记》，实际上就是《随笔北京》的修订新版，该书中的《周作人与钱稻孙》一章，仍然占据醒目位置。
奥野对周作人的推崇，不但在其留学期间及《随笔北京》书中有着充分表达，他还曾力图邀请周作人赴日讲学。原来，由日本文学报国会主办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分别于1942年、1943年、1944年召开过三次。作为该大会筹备委员的奥野，曾参与拟定邀请中国文学家名单，名单上排名第一的即是周作人。虽然因种种原因，周作人最终未能到会，但奥野对周作人的推崇，也由此可见一斑。
《随笔北京》中附录的周作人手札
老北京的真实街巷之音
除却对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特别重视之外，奥野对北京的风土民情也颇感兴趣，非常热衷于实地考察与记录。对此，《随笔北京》中用相当大的篇幅予以载录。其中，“街巷的声音”一章记述最为生动翔实，引人入胜。在这个章节中，奥野提到了北京夏日里“敲冰盏”的特殊声响，觉得特别动听与神奇。
敲冰盏，贩售酸梅汤的街边摊，晚清旧照。
事实上，在老北京的夏日里，街巷里常有不少卖酸梅汤、雪花酪、红果冰的摊贩，他们架起白布棚，手敲冰盏诱人前来消暑解渴。冰盏似大号酒盅，铜制。敲时，无名指、中指托底，食指、拇指夹住冰盏，在不断挑动的碰击中发出“嘀嘀、嗒嗒”之声。所谓“敲冰盏”，即是如此的夏日一景，其声清脆且有节奏美感，为酷热中的北京城送去几丝凉意。对“敲冰盏”的文字描述，清代郝懿行（1757-1825）所撰《都门竹枝词》中有云：
底须曲水引流觞，暑到燕山自解凉。
铜碗声声街里唤，一瓯冰水和梅汤。
郝氏乃清嘉庆年间进士，官户部主事；其人笔下的敲冰盏，发出的音响是祥和太平之声，表现的是清中期的皇城闲适生活。而到了晚清时代，虽然国运衰微，时局堪忧，却仍有文人雅士对这“敲冰盏”念念不忘。譬如，杭州人丁立诚（1850-1911）在光绪年间，就写成了一百首咏叹北京风俗的诗歌，编成了一本《王风笺题》，其中就有《敲冰盏》诗一首。诗云：
翻云覆雨调冰手，相击丁丁和铜斗。
梅汤解暑溅齿牙，唤卖待头味适口。
冰消瓦解十团营，盐梅相业空有声。
果然大家吃一盏，千年老冰成水精。
且说“敲冰盏”的声响，无论多么动听，也无论文人墨客们多么乐此不疲地记述，孜孜不倦地抒写，都无可否认，这些记述与抒写，皆是带有主观色彩的。它们掺杂着记述者自己的情感，还并非完全写实、客观确切的市井生态记录。
敲冰盏所用的小铜碗一对，二者敲击发出特有的脆响，以此招徕顾客。
反观奥野的记述，则是实实在在地蹲守在老北京的小街里巷中，怀揣小本、手握钢笔，一笔一画，照实调查与记录而来的。他是将“敲冰盏”的市井吆喝声，一字不漏地记录了下来，并不掺杂个人的抒情，这样的记录，着实是难得的民俗研究材料。且看他所记录的“敲冰盏”唱词，原文如下：
玉泉山的水来，护城河的冰。
喝进嘴里头呀，沙沙又楞楞。
冰儿激的凌来，雪花又来落。
又甜又凉来呀，常常拉主道。
一大钱一盌来，您就尝一尝。
多加上桂花呀，多加上白糖。
上述这首“敲冰盏”唱词，尚未见任何关涉老北京民俗的研究文献有过完整披露，是无异于“活化石”般的珍贵记录。从唱词中也明确可知，老北京消夏冰品有冰激凌、雪花酪等，其制作原料主要来自地下水与河冰，风味独特。
据查，清末成书的，专门记述老北京街巷叫卖吆喝、贩货之声的《一岁货声》中，对“敲冰盏”唱词有过载录，但仅有“冰镇的凌啊，雪花的酪，城里关外拉主道！”“你要喝，我就盛，解暑代凉冰振凌。”两句，不成系统。通过奥野的准确记录，可知“敲冰盏”唱词全貌。同时，亦可知“敲冰盏”唱词自清末流行以来，至民国时代也变化不大，比较完整地传承了下来。
《随笔北京》里的“老北京”，在一位异国学者的笔下娓娓道来，兴之所至，事之所及，毫无生硬概括之意，尽得散漫纯真之趣。八十年之后，后世读者重新抚读这部随笔集，可以体味得到，这既可以作为钩沉历史的旅行笔记看待，更可从中管窥中国传统原貌之一斑。
因此，这当然是一部颇值得细读慢品的著作。期待不久的将来，能有译述精确的中译本面世，让更多的中国读者更充分、更完整地理解这部著作的独特价值。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肖伊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