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晓洁丨黄金巷的卡夫卡
卡夫卡的故居位于捷克首都布拉格黄金巷22号。在这座金色之城里，黄金巷是由旧市政厅广场、圣乔治教堂到玩具博物馆、查理桥的必经之地。而这条旅行线路，正是布拉格的精华所在。
黄金巷其实只是一条砖石铺成的小街，如果不留意两边色彩浪漫的精致矮房，三五分钟就可匆匆穿过。它原本是仆人工匠居住的地方，后来因为聚集过不少为国王炼金的术士而得名。在19世纪之后，逐渐沦为了贫民窟。20世纪中期，政府将这一区域重新规划，原本的房舍改成了店铺，出售各类纪念品和手工艺品。
在黄金巷入口近处的左手边，有一个十分醒目的“N：22”门牌。两侧的橱窗里，展示的全是印有卡夫卡照片的书籍。这便是卡夫卡的故居了。其实，这本非卡夫卡的出生地。当年，忧郁、孤僻的卡夫卡不堪城区的喧嚣嘈杂，才搬到这幢水蓝色的平房来写作。这里与东岸的旧城区隔着一条伏尔塔瓦河。如今，这个充其量不过十多平方米的小屋，已经被改作成了一家卡夫卡书店，出售他所有的原版书籍，而从前作家的生活场景已经全然不见，遍寻无迹了。
卡夫卡生活的时代正是奥匈帝国的末期。作为犹太人，卡夫卡与斯拉夫人没有什么来往，而布拉格的多数民族是斯拉夫族；他受的是德语教育，这使他与周围的人没有共同的语言；他既不是完全的奥国人，也不是捷克人。他的父亲是个白手起家的商人，性格刚强，在家庭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对自己唯一的儿子态度简单粗暴，作风专横。卡夫卡从小就感到来自父亲的压力，一生都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
在卡夫卡最著名的小说《变形记》中曾着力描述过这样一位专制凶横又自以为是的父亲形象：
当格里高·萨姆从烦躁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他在床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甲虫。格里高被这一幕吓住了，但是不得不走出自己的房间。当他出现在客厅时，格爸爸的反应则是怪异凶狠的：
“父亲拿着手杖，蹬着脚，扬着手杖将格里高往他的房间里赶。格里高请求父亲不要这样，但无济于事。他像个野人一样，毫不留情地挤出了嘘嘘之声。每时每刻都可能用手里的手杖将他往死里打，或者打在背上，或者往头上打。”
“父亲把长制服的下摆往后一掀，两手插在裤兜里，脸色阴沉，朝格里高走来——父亲一会儿停着，一会儿疾步向前，一会儿又不动弹，格里高总是逃着，就这样，父子两个在房间里兜圈子……有时候，他担心由于父亲的狠毒会挡住他逃往墙上，逃往天花板上……他怎么也没想到除了疾步逃跑还有什么自救办法。”
后来，父亲开始用苹果袭击他，这些红色的小苹果像带了电一样在地上互相滚在一起，又互相撞击开来，其中一个打中了他的背。格里高疼痛不堪，又震恐迷惘地躺在地板上。
格里高被这个苹果砸得几乎永远丧失了活动能力，在被遗忘的饥饿中死去了，而那只作为武器的苹果则始终在地上，因为谁也不敢拿走。
《变形记》真实地记录并重现了卡夫卡的一个噩梦，甚至每一个被击打的片段都承载着卡夫卡被惊醒后不堪回首的似水年华。他曾经这样评价父亲：父亲即上帝，剥去了圣衣的上帝。
在他的小说《判决》中，年轻的商人格奥尔格·本德曼想脱离父亲尽早独立，勤奋地打理着生意，但他父亲不仅暗地里摸清了儿子所有的客户联络网，甚至怀疑儿子想罢黜自己在经济上的独裁统治权。然后，父亲对儿子做了如下判决：“你原本是一个天真的小孩，但你原本又是一个魔鬼似的人物！我现在就判决你的死刑，判你从此消失。”
格奥尔格被撵出了家门，他从大门外一跳，越过车道直奔大河，作为一个优秀的体操运动员，他一跃而上，牢牢抓住了桥上的栏杆。他吊在栏杆上的手越来越软弱无力，他轻声说道：“我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可是一直爱着你们的啊！”然后落入水中。
在《致父亲的信》中，他把自己的恐惧感、负疚感和不善生计都归之于父亲的影响。父子冲突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写信时的卡夫卡已然三十六岁，不再是那个孱弱局促的少年，但是在字里行间中，仍旧无法掩饰他内心的委屈与抱怨。这封超长的信件直至他临终都没有勇气寄出去。卡夫卡只能在暗处将父亲拖入他所有的小说中，固定在一个可笑的模式下供人展示和批判。然而，他所发泄的，不过是他一直以来自己内在的纠结和懦弱。
卡夫卡曾对好友说：“我想给自己全部作品提名为‘逃出父亲势力范围的愿望’。”
作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表现主义文学的先驱，卡夫卡的作品主题大多曲折晦涩，情节支离破碎，思路极富跳跃性，这给阅读和理解他的作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卡夫卡的作品很难读懂，甚至连母语是德语的读者也觉得如此。但他文章字里行间中独到的认识，深刻的批判，入木三分的描写，仿佛有一股魔力，让读者欲罢不能。
卡夫卡是一位高产作家，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许多中短篇小说、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还有大量书信、日记、随笔、箴言等。但他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十分严格，对大多数作品都不满意，生前只发表了极少的一部分。他在遗嘱中要求挚友马克斯·布洛德销毁他所有未发表过的手稿，并永不再版已发表的作品，但布洛德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将卡夫卡的所有作品整理出版。
卡夫卡是制造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大师，他的作品给读者留下了无数可能性和丰富的想象空间。他说：“除了文学，我一无是处。”这是卡夫卡的名言，也是对自我存在的其他否定。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卡夫卡的文学与爱情并列平行，爱情催生了文学，文学依赖于爱情。没有文学，卡夫卡的爱情有可能苍白无力；没有爱情，卡夫卡的文学世界则有可能空洞无光。
卡夫卡一辈子没有结婚，然而他英俊的外貌、沉郁的性格，却让他总是不断坠入情网无法自拔。他曾三次订婚，又三次主动解除婚约，始终没有建立自己的家庭。在卡夫卡生命的最后，有一个年轻的姑娘一直陪伴在他的左右。1924年6月3日凌晨4点，多拉手中拿着一束和自己一样美丽的鲜花站在卡夫卡的床前，在一片弥散着少女气息和鲜花芬芳的温暖中，卡夫卡慢慢地永远地合上了双眼。那年，他只有41岁。
从此，畏惧、担忧和惆怅都成了往昔，留给后世读者的只有无限的追忆和惋惜。因为英年早逝，所以他留给后世的都是俊朗年轻的容颜。今天，看着卡夫卡故居中拥挤的人潮，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理解，什么叫永生，什么叫绝响。
卡夫卡曾经写道：心脏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一间住着痛苦，另一间住着欢乐，人不能笑得太响。否则笑声会吵醒隔壁房间的痛苦。……你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儿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
或许这就是最文艺的怀旧，或许人生本身就是一场痛苦的欢乐。好在生命路途的两畔总有些插曲可以暂时牵绊我们早已悲伤的情绪，让所有痛苦先缓一缓，微笑一番再上路。
离开故居，我来到巷子里一家残破却看似地道的理发店，抖抖一身的尘土，坐下来微笑着以示理发师，帮我将头发剪短，理发师问我剪成什么样的，我指指不远处卡夫卡故居，笑道：多拉那样的。理发师微微竖起大拇指，不动声色地笑一下。而后青丝落下，飘零在现实与虚幻之间。
一切都是最文艺的纪念。
作 者 简 介
翟晓洁，女，湖北荆州人，武汉大学新闻系硕士研究生。硕士毕业后一直在深圳工作，目前在深圳一家上市公司主管文案策划工作。热衷于文字创作，以翟晓洁、心草的名义发表数十篇文章，散见各杂志、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