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周代青铜兵器的礼用化特征

在两周时期，由于青铜冶炼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批量生产并给军队配备青铜兵器已是当时近周宗室诸封国青铜工业和军事领域的普遍现象。青铜兵器种类多样，其中有诸多兵器并不单纯地用于军事或刑杀，而是同时用于或专用于诸多礼乐或其他政治活动中，这些兵礼两用（包括专用于礼乐）的青铜兵器，在一定程度上更能代表当时兵器制造工艺的先进水平，其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也更加丰富。

山西地区是周王朝重要的分封地，周成王的弟弟叔虞被封于唐（今太原地区），随着周人对晋地的统治，周文化也随之进入该地区。同时，山西地区的周代青铜器遗存十分丰富，其中青铜兵器不仅数量非常可观，而且种类也十分多样，这就为研究山西地区两周时期的青铜兵器提供了客观条件。山西与周王朝关系密切，交流也颇多，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连接南北东西的枢纽，所以山西地区两周时期的文化面貌是复杂多样的。对于山西地区出土青铜兵器的研究，前人已有诸多论著，而本文所关注的是山西地区两周时期出土的礼用青铜兵器，在这一方面还未有单独的研究，故笔者试图从山西地区出土的周代礼用青铜兵器的研究现状入手，对其进行简单的分类鉴赏研究，以探讨其文化内涵与历史意义。

01

山西两周时期礼用兵器分类举例

礼用兵器，顾名思义，指某种兵器（的原型）能够用于战争、刑杀等暴力活动，而又通常出现在祭祀、丧葬或其他体现政治威严的礼乐活动等场合的兵器。但要注意，兵器起源于杀伐，若其用于礼乐场合，还必须具有一定广泛性和普遍性（而非偶然的出现或使用），才能算作礼用。并且，礼用兵器既包含了某一件兵器可以被同时用于军事与礼乐活动，又包含某一类兵器的不同形制、不同个体分别用于军事和礼乐活动。即从兵器类型上讲，礼用兵器既包括了能够同时用于杀戮和礼乐活动的兵器，又包括了伴随着历史发展而产生的专用于礼乐活动的兵器。

根据马承源、杨泓、沈融、井中伟等学者对于我国商周时期尤其是两周时期的不同兵器的分型定式研究，并从形制入手分析各类兵器的发展、功用及背后反映的文化交流与互动等要素的学术工作，可知我国商周时期常见的礼用兵器主要有钺、戈、戟、鐏、剑、镞六大类，而青铜斧、矛等常见兵器则通常不作礼乐用途。

本文将首先按照功能、形制结构、使用方法对兵器进行划分。然后对某一类型兵器依据其局部形制的差异，从出土材料中选择出具有典型性、特殊性且能够代表礼用兵器类型的不同个体进行阐述和分析。山西地区已知出土的两周时期的青铜兵器可分为钺、矛、戈、戟、剑、铍、鐓、鐏、殳、镞十类。其中，可能的兵礼两用兵器为钺、戈、戟、鐏、剑、镞六类。由于戈、戟在演变形制上具有相似性，鐏为戈戟的附兵，故将戈、戟、鐏归为一类整体分析。

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青铜镞在山西地区的出土数量相当可观，但由于镞作为一种特殊的远射兵器，在军事应用上并不能单独发挥其功用，而是要与弓弩结合。而制造弓弩的材料往往难以保存，这导致商周时期弓弩类遗存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大范围缺失，青铜镞却被单独保存了下来。因此，我们很难得知镞在用于礼乐活动时是否有弓弩的参与，若有，则两者谁是主体，其具体的礼乐用途及演变过程就更是难以从考古学材料中获知，这使得笔者从考古学观察上很难对其作出有说服力的礼用因素分析。故本文将以钺、戈戟、剑这三类近搏兵器和鐏这一兵器附件（归入戈戟类中）为主要考察对象展开叙述并进行分析。

1.钺

钺不仅是武器，还可以是用于礼乐活动的仪仗兵器。除此之外，钺还是刑具，郭宝钧先生认为钺和斧的功用相似，有柄有弧刃，主要用于劈砍。据初步统计，目前山西地区出土两周时期的青铜钺较少，只有1件，为山西博物院所收藏。该钺内面饰兽面纹，中部一穿，阑部两穿。钺面饰镂雕夔纹，夔体仰卧，张口卷尾，形象生动。

2.戈、戟、鐏

戈是以勾和啄为主要特点的兵器，一般由戈头、柲、柲帽和鐏组成，但古代的柲多为木质，很难保存，加上柲帽和鐏考古发现的也较少，故通常所指的戈为戈头。根据戈头安装方式的不同，又可分为加内戈和銎装戈。

戟事实上是戈和矛的结合体，由戈衍生而来，东周时期盛行分铸联装戟，即在戈柲顶端加装一件矛头作“刺”，戟既可啄击、勾杀，又可以前刺。

鐏是兵器戈和戟的附件，装于柲底端，口中空，与柲横截面相合。下端弧收成尖状或小平底，可以插于泥地上。

经统计，山西地区共出土完整可考的两周时期青铜戈267件、青铜戟12件、青铜鐏75件，笔者认为形例较典型的可能为礼用者（参见图一）。

3.剑

剑是一种既可以刺杀又可以防身的短兵器。三晋两周地区东周时期墓葬出土的青铜剑数量较多，类型丰富。根据统计，山西地区出土完整可考的两周时期青铜剑共55件，笔者认为形例较典型的可能为礼用者（参见图二）。

02

山西周代青铜兵器的礼用化特征

兵器诞生于人类相互争斗的需要，作为搏杀工具，早期兵器的制造必然以实用性为第一准则。综合考量两周时期的军事发展阶段后，笔者认为在周代兵器的实用性方面，应主要考虑以下几个特征。

①批量生产的能力，即易复制性。

②使用的便捷性，如是否易于行军携带。

③杀戮的效率问题，即高效性。

④保养、维修的简易性。

但也正因为兵器诞生于暴力，故在兵器最初的起源与发展中就与人类的力量是分不开的，因此，兵器本身就蕴含着对人类“力量”的隐喻，这种“力量”的观念伴随着国家化进程，必然会发展到对政治权力的膜拜，兵器也自然拥有了有关政治权力的象征意义。并且，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原始兵器最早产生于人类对生产工具的改造，其具有人类制造的生产工具的一些普遍性质，故而也在某些方面拥有生产劳动工具的功用（但不是作为“兵器”主要的功能），譬如斧用于砍伐、矛用于狩猎、刀剑用于切割食材等。综合这些因素，兵器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分化出非军事功能。

我们这里并不讨论兵器作为生产工具这一非军事用途，而是专注于兵器在政治上的其他非军事用途。在商周时期，这种用途主要表现在礼乐活动上，包括祭祀、丧葬仪式和其他展现权力的政治仪式。首先，礼乐活动具有高度的物质性，在古代，无论是祭祀、丧葬仪式，还是展现政治权威或政治地位的其他活动，举办这些活动都需要消耗相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物质性决定了礼乐活动必然是间歇性的（无论是否具有周期性），并且延续时间不会太长，故而会与日常生活产生一定的分界，即专用于礼乐活动的物品，很大程度上会区分于日常生活所使用的类型。其次，礼乐活动还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统治阶级拥有实行高等级礼乐活动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并且这种阶级性在统治阶级内部也表现出等级性，而被统治阶级仅能在统治阶级制定的礼乐制度的框架内进行低等级的、从属性的礼乐活动。同时礼乐活动通常还具有一些超世俗、超自然的意涵。礼乐活动通常并不需要兵器在战争语境下的实用性（甚至往往是排斥的），并且礼用物品往往也有对其具体功能的特殊要求。因此，我们在尝试分析礼用兵器可能拥有的性质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量。

①物品原有实用功能的改变、减弱或丧失，即非实用性。

②工艺的复杂程度和制作原料的稀有程度，即稀少性和难复制性。

③较低的使用频率，甚至是一次性或一过性的使用。

④展现明显的阶级差异，即文化阶级性，最典型的是某种身份标识。

⑤物品往往体现对某种精神观念的表达，如神谕、祖先崇拜、占卜等，表现出艺术性、超世俗性和超自然性。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前文中分类研究的案例做出分析。

（一）洪赵县永凝东堡的加内戈（图一，1），援饰饕餮纹。

太原金胜村M251:287的銎装戈（图一，8），援中心透镂花纹，銎上部与内上立雕虎鹰造型。

天马—曲村第五次发掘M33:73的青铜剑（图二，2），茎和格的骨片上饰兽面纹，剑身近格处铸有凸起的兽首。

前两者是有着复杂纹饰的青铜戈，第三件是有纹饰和铸雕兽首的青铜剑。由于周代青铜生产专门化的特征，复杂的青铜器纹饰需要专业工匠绘铸而成，士兵通常不具备这种条件和能力。因此，具有复杂纹饰的青铜兵器，通常被认为是用于礼乐活动的礼用兵器。此外，这两件青铜戈均在杀伤部拥有纹饰，这并不利于日常作战，更加说明了其礼用性质。

图一 戈、戟、鐏

1.戈 洪赵县永凝东堡 、2.戈 天马—曲村 M6496:4、3.戈 长治分水岭 M126:46、4.戈 洪洞永凝堡 M8:3、5.戈 芮城东周墓 M1、6.戈长子县东周墓 M1、7.戈 天马—曲村 M6285:6 、8.戈 太原金胜村 M251:287、9.戟 长治分水岭 M14 、10.戟山西博物院藏、11.鐏 太原金胜村M251:278-2、12.鐏 太原金胜村 M251:486

13.鐏 上马 M2008:20-1

（二）太原金胜村M251:278-2的鸟型鐏（图一，11），凸棱下立雕一鸟，鸟头横出。凸棱饰云纹与三角纹，下部立雕鸷鸟，小喙圆目，尾高高翘起，利爪紧攀凸棱。鸟身饰麟、羽纹，尾饰卷云纹与羽纹。

太原金胜村M251:486的兽形鐏（图一，12），立雕怪兽，兽双目圆瞪，脑后头上有鳞毛纹，兽鼻横出，神态威武。凸棱饰串贝纹。

上马M2008:20-1的鐏（图一，13），其棱下两面饰镂空蟠螭纹。

此三件鐏均具有复杂的纹饰和雕像，造型精美。倾注如此心血制作仅作为戈戟类兵器的附兵的鐏的装饰，显然不是为士兵作战时使用的，并且也无法批量生产。这三件鐏应当是用于礼乐活动的戈戟类兵器的附兵，也存在直接单独应用于礼乐活动的可能性。

（三）长治分水岭M126:46的加内戈（图一，3），其胡下部有铭文。

怀仁杨谷庄M9吴王脵发剑（图二，3），其剑身后段部有铭文2行，共24字。

这两件兵器均在器身拥有兵器上不多见的铭文，但并未释读。其中怀仁杨谷庄M9吴王脵发剑为高等级佩剑，使用者应为贵族。就晋地发现吴越地区形制青铜剑的现象，段士朴先生曾有过研究，他通过对比1981~1984年在曲沃县下裴庄乡薛庄连续出土的三支古晋国青铜古剑、1964年原平峙峪出土的吴王光剑、1976年襄阳蔡坡12号墓出土的残长37厘米的吴王夫差剑以及1976年河南辉县发现的全长59.1厘米的吴王夫差剑的形制特征，发现其非常相似，并据此推断，吴王光剑、吴王夫差剑均系沿袭晋国的青铜剑铸造。段先生认为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晋国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军事上都较吴国先进。晋国直接派遣使者，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领域的先进经验和技术传授给吴国，帮助吴国训练士卒,使吴国跨入了强国行列。虽然这一说法可能存在不足之处，青铜兵器形制相仿可能是晋吴两地贸易活动频繁所致。但可见，晋地出带铭文吴剑，应是等级较高的具有身份象征意义的佩剑，而非一般士兵作战使用的兵器。

（四）长治分水岭M53:17的青铜剑（图二，4），其茎部有两道箍，剑格、箍与首均饰错金云纹。

此剑依然有着较复杂的纹饰，但需要注意的是其茎部的箍，箍及箍上的纹饰可能有增大持握摩擦力的作用，此剑应是兼顾了实用性与装饰性的作品，可能为兵礼两用。

图二 剑

1.剑 天马—曲村 M6210:49、2.剑 天马—曲村第五次发掘 M33:73、3.剑 怀仁杨谷庄 M9 吴王脵发剑、4.剑 长治分水岭 M53:17、5.剑 太原金胜村 M251:334

（五）太原金胜村M251:334的青铜剑（图二，5），首和格为玉质，三角形玉格，中空，紧紧地镶嵌在剑身与茎之间，茎端有玉质茎首。玉格中部饰几何三角形，两侧为卷云纹。剑首中部饰涡纹，周围是卷云纹。

此剑在拥有多样的纹饰的同时，还拥有不同材质（玉质）的首和格。周代玉石工业发达，上流社会有佩玉的习惯，此剑有完整的玉质的首和格，所用玉质价值应不会太低。且玉料也较难大量获取，难以规模生产，故推测此剑也应为当时有一定社会身份之人的佩剑。

（六）天马—曲村M6496:4的加内戈（图一，2），援末一圆穿，两个长方形穿，内上一穿，穿为水滴形。

长子县东周墓M1的加内戈（图一，6），其援部微上扬且前部细小，援本宽大、笨拙，内部宽大，胡下端延伸较长。

长治分水岭M14的戟（图一，9），尾端有偏锋，戈援略扬略弧，援横断面呈菱形，胡外侧不开刃，长胡四穿，缺刺。

山西博物院藏的戟（图一，10），援体弓背弧刃，胡部二穿，内部一穿。内体后端向上弯曲，尾端尖锐，胡部和内部的下缘均作锯齿状，造型特殊，缺刺。

天马—曲村M6210:49的青铜剑（图二，1），剑身凹叶状，剑柄扁宽，中脊凸起，饰侧身夔纹。

以上五件青铜兵器均存在实用性存疑的问题，天马—曲村M6496:4的加内戈其杀伤部形制为近三角形，无论是啄击还是钩杀都颇有不便，且其援末有一较大面积的圆穿，疑为早期的兵礼两用青铜戈。长子县东周墓M1的加内戈同样存在类似问题，援本宽大、笨拙，杀伤部近等腰三角形，胡下端延伸较长，亦不利于实战。长治分水岭M14的戟胡外侧未见开刃，无法判断是工艺缺失的半成品（或残次品），还是有意为之。若胡有意不开刃，则杀伤效果下降明显。山西博物院藏的戟内体后、尾端的弯曲形状有妨碍其发挥正常杀伤功能之嫌。天马—曲村M6210:49的青铜剑不仅剑身有纹饰，其剑身呈短小的凹叶状，剑柄扁宽，中脊凸起，无论刺砍均并不利于杀伤敌人。而与之相似的非洲和中南美洲的叶片型短剑多用于祭祀活动（肢解动物或尸体）。其具体功能存疑。

（七）洪洞永凝堡M8:3（图一，4）和芮城东周墓M1（图一，5）的加内异形戈，援宽大、笨重，微胡，应为仿玉戈，年代为西周晚期。这两件戈的杀伤部形状与标本河南叶县旧县M4:87（图三）的礼用三重戈有所类似，呈现出匕状直刃的趋势。

图三 戈 河南叶县旧县 M4:87

（八）天马—曲村M6285:6（图一，7）的銎装戈，銎上有一孔，銎外饰两道折纹，仿皮条捆绑，入葬前砸弯。此銎装戈的銎外两道仿皮条捆绑式的折纹意义不明，其作为随葬品下葬前被人为砸弯了，其意义尚不明确。

此外，山西省博物院收藏的山西地区唯一两周时期青铜钺，其内面饰兽面纹，中部一穿，阑部两穿。钺面饰镂雕夔纹，夔体仰卧，呈张口卷尾态。根据其纹饰推测，其应为礼用青铜钺。

周代是我国奴隶制社会政治文明的巅峰时期，以分封制度、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三大政治体制为核心，构建起了庞大的周王朝。从山西这一与周王室联系密切的区域出土的青铜兵器可以观察到，随着政治制度的成熟与完善，青铜兵器一方面更加适于战斗，另一方面也配合着相关制度发生着非军事化用途的变化——即兵器的礼用趋势逐渐加快，直至发展出了专用于礼乐活动的仿兵，对后世进行礼乐活动使用的器物形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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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郑中天（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图 ｜《文物世界》

原文刊于《文物世界》2020年05期

责编 ｜ 静静

初审 ｜ 马煜娟、尹燕飞

终审 ｜ 郑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