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火星、火历与苍龙星宿的关系

《尸子》云：“燧人上观辰星，下察五木，以为火也。”辰星即“大火”星（心宿二，天蝎α），《尚书大传》云：“燧人以火纪。”燧人时代，已经有了根据大火星的周期规律而纪时的历法，也就是“火历”[1]。

历法的产生与农业息息相关，燧人时代农业开始起源，而“火历”则为最初的农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

“农业的产生离不开天文历法的指导作用，当人类开始摆脱原始的狩猎采集经济，而进入到农业文明的时候，掌握天象知识，掌握天文学的知识，就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换句话说，我们不可能想像一个没有任何天文学知识的民族，可以创造出发达的农业文明。因此，天文学的起源事实上是和农业的起源息息相关的。”[2]

燧人时代，农业开始起源，燧人氏观察大火星（即心宿二）的出没规律而安排农时。“原始农业以焚田为生产工作的第一步，这个时间一定要有准确的把握，过早烧田，种子发芽之后，如果没有雨水就会枯死；过晚烧田，又会受到雨水的干扰。古人通过长期的观象授时发现，这个时间确定在心宿二昏见于东方的时候最为适宜，而心宿二恰巧为一颗红色的一等亮星，它的颜色与焚田的烈火又如此契合，这很可能成为古人最初将心宿二命名为大火星的两个根本原因。”[3]

大火星位于二十八宿中的心宿，心宿与角、亢、氐、房、尾、箕共同组成了东方苍龙星象。“这些星宿大多由几颗一、二等的亮星组成，在上古时代，每到春天的黄昏，这些光华璀璨的明星即从东方天际升起，自仲春至初夏，先是角宿，然后依次是亢、氐、房、心、尾，逶迤上升，横亘于东南方的夜空，形成一条蔚为壮观的巨龙，即四象中的东方苍龙星象。上古时代，因为大火星的初升和伏没正好对应于一个农时周期，大火昏见于东北，则方春东作，大火昏伏西北，则场功已毕，大火与农时之间的这种天衣无缝的关联，肯定很早就引起先民的关注，被用作观象授时的依据。”[4]

由于岁差的影响，随着年代的推移，大火星的伏没规律和农时的对应关系不再那么明确，苍龙诸宿依次成为不同时代人们关注的对象，连绵蜿蜒的苍龙，亦因此逐渐首尾全具，作为一个整体星象，成为人们观象授时的依据。

“龙”的神话，甲骨文、金文“龙”的字形，即源自东方苍龙星象（图1-16）。

图1-16  甲骨文、金文中“龙”字与苍龙星象之比较[5]

（1-9，甲骨文、金文“龙”字   10-12，苍龙星宿构想图）

“龙”起源于苍龙星象，而燧人氏对大火星的观测以及火历的诞生尚早于整个苍龙七宿的完备。由于燧人时代过于久远，以火纪时的详细情况没有留下足够的文字记载，仅仅在先秦文献中能够找到一些和火历相关的痕迹。但由大火星和火历发展而来的苍龙星象，则不断流传，逐渐成为我们的民族符号“龙”。

作为龙的子孙，我们为其创造了太多神话传说，以至于逐渐忘记了龙的起源。其实，龙文化的源头，一直藏在中华第一经——《易经》里面。

参考文献：

[1] 关于“火历”的详细介绍，见于庞朴教授的《“火历”初探》、《“火历”续探》、《“火历”三探》。

[2] 冯时：《中国古代的天文和人文》，《百家讲坛》之《华夏春秋志》第15集。

[3]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冯时对于大火星的命名原因见解独到，但他认为先民最初以大火昏见于东方作为农时开始的标志，并认为古人以大火授时的传统大约起源于大火星和参星分别处于两个分点附件的公元前5000年左右，恰合河南濮阳西水坡龙虎蚌饰图案（约公元前4500年）所反应的星象。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以“火”命名，还有个重要原因，来自燧人氏钻木取火和对火的崇拜。大火也叫大辰，辰，古通“晨”，“遂人察辰心而出火”（《路史·前纪五》注引），透漏出燧人时代，先民最初是在清晨时分观察大火星，只是由于岁差的影响，斗转星移，到了濮阳西水坡的年代，大火星变为昏见于东方。对此问题，在第三章中还会有更详细的论述。

[4] 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67页。同冯时一样，刘宗迪对于古人观察大火星的时间也定在黄昏，这一观点均源自火历的最初研究者庞朴教授，其文《“火历”初探》中写道“远古历法同后来历法的重大差别是，它并不以冬至的建子或雨水的建寅为岁首，而是以大火（心宿，天蝎σ·α·τ）昏见为一个新的农事周期的开始”。这符合六七千年前星象与农时的关系，但古人对于大火星的观测有着更悠久的历史，可追溯至燧人时代，最初是在清晨时分，详见下一章。

[5]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