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 贵:我对这个世界有话要说

哲 贵:我对这个世界有话要说                               ——《空心人》创作谈

想来真是悲观,触动我写小说的动机,往往是社会上的阴暗面,或者,换一句话说,社会上发生的不良事件更容易引发我的思考和表达的欲望。我写的《金属心》、《责任人》、《跑路》、《住酒店的人》、《施耐德的一日三餐》等小说,几乎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譬如我写中篇小说《信河街》时,我所在的城市正面临一场民间借贷危机——有人通过民间借贷的手段,敛聚了大量资金,然后携款潜逃。这可能是一场资金的危机,也是一场信用危机,更是人如何践行契约的危机。我们都面临着这个危机的考验。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充满猜疑和不信任的环境里,因为当下的社会,经济被提升到一个绝对高度,物被无限放大,信仰和坚守被忽略,甚至变成一桩可笑的事情。这个世界似乎倒调过来了。

以前不是这样的。我所生活的城市,据说在南宋时期就出现了民间借贷,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一对一的借贷,譬如你借我一万元,约定借款期限是半年,这半年里,我每月还你利息,半年一到,我把本金一次还清;还有一种是组织互助会,一般是十个人,由一个会首牵头,可以是一个月收取一次会钱,也可以是三个月或者半年,十个会员轮流收取钱,越到后面的人,出的会资按一定比例减少。互助会是亲戚和朋友之间比较普遍的借贷形式,有互相帮忙的意思。我问过父亲及父亲的上辈人,他们或多或少都参与过这种民间借贷,在他们的记忆里,从来没有人在这种经济活动中违反规则,他们说:都是亲戚朋友,如果在这种事情上动歪念头,以后怎么做人啊!

说得太好了。做一个“人”,是父辈们最基本最朴素的信念,但是,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这个信念丢掉了呢?

在我的记忆里,最早出问题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具体时间应该在1985年到1986年之间,我所在的城市出现了大规模抬会现象,很多会首卷走会钱逃匿。第二次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发生了“白银背”事件——很多人卷走白银出逃。第三次就是现在,出现了大量的民间借贷,而且基本是高利贷。这段时间以来,我不时听到社会上传来某某人逃跑的消息……

现在问题出来了:作为一个写作者,面对这个时代,面对这样的问题,你怎么想?又如何在纸上发出声音?

是的,首先是发出声音。我觉得,写作作为一种古老的表达方式,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有责任对当下的社会发出属于他的声音。这种声音可以是尖利的,也可以是混沌的;可以是阴冷的,也可以是温暖的;可以是快速的,也可以是缓慢的,可以是嘹亮的,也可以是低沉的。唯一的要求是声音的独特性。其次是如何发出声音,即声音的表达方式,除了必须遵循基本艺术规律,每个写作者都要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借用传统手艺人的说法就是要有“绝活”,只有这样,才能发出庞杂而丰厚的声音。当然还不够,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既要对这个世界有一个主观的认识,却又不能对世界有一个预判,不能对人和事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我觉得,只有对所处的时代进行不带偏见的观察后,发出的声音才有说服力。我目前的写作就碰到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我描写的是一个商人群体,他们已经或者正在成为这个时代所谓的成功者,当他们遇到并卷进各种各样问题时,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和表现?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商人的唯利是图,为富不仁,任何付出都讲究回报。这是事实。这种事实也造成了公众对当下商人群体的预判——所谓商人,就是一群爆发户,他们没有责任感,没有担当,内心一片荒芜。

这种预判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可是,这种预判也是一种极端的偏见和遮蔽。把世界分成了非黑即白的两极。对人进行粗暴的归类,即官员是什么样的,商人是什么样的,文人是什么样的,医师是什么样的,农民是什么样的,工人是什么样的。于是,世界在这种预判之下便条理清晰起来,善恶分明,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可是,这种预判恰恰遗漏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忘记了,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是何身份,他(她)首先是一个“人”。他(她)同时拥有简单和复杂,温暖和冷酷,善良和险恶,人性和魔性。

这些年来,我看到太多带有明显偏见的文学作品,有些作品已进入文学殿堂,成为经典,可对“人”的描写,特别是对商人群体的描写和塑造,带有明显的偏见。这是不公平的。更是失职的。

所以,我就在想,在这个问题上,我能不能做点什么?能不能发出一点声音?我能不能做到不带偏见地进入商人的内心世界,把他们当作一个“人”,描写他们的彷徨和挣扎,欢乐与忧愁、淡定与恐慌、勇敢与懦弱、责任与逃避、得与失、哭与笑,雕刻出他们真实的形象?

再以《信河街》为例,我为什么要写这篇小说?首先,那场民间借贷危机深深刺痛了我,我有许多朋友卷进这场漩涡。从某种角度说,他们也是这次危机的受害者;其次,这场危机表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更是让我警惕,一个社会,如果连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秩序的运转能正常吗?如果人与人之间连正常的信任都已丢失,人还能称之为“人”吗?

从这个角度说,我宁愿相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三次问题的出现,只是历史进程中的某一次颤动,是暂时性的失衡,人性也在这种失衡下表现出黑暗的一面。既然有黑暗的一面,必定有光明的一面,我坚信人性中美好的存在,希望尽量真实地描写笔下的社会和人物,发出哪怕是微弱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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