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读这篇┃姥爷
农历正月三十那天,姥爷带着他将近八十七年对这个世界的记忆和认知离开了我们。之前的几次见面,他的情绪不可掩饰地流露出忧戚,谈话间甚至夹杂了短暂的木然。他问我他的病还能不能治好。我说当然能啊,眼下医疗技术这么先进,姥爷放心,过段时间就好了。他的眼里闪过一星欢喜的光彩,继而把头一摇,说我看治不好了,活这么大年纪也行了,死就死吧。听得出他铿锵的语句里是含了无奈的伤感的。
姥爷住院时我去看他。从三表弟那里了解到他的病情,我的心里像压上了一块石头。因不习惯那里的环境,姥爷反复吵着要回家。三个轮流守护的舅舅隐瞒了病情耐心劝他,说家里条件比不上医院好,住院好得快。姥爷终于发火了,说住在这地方,病不死也得被乱死。舅舅们怕情绪影响到他的病情,只得办理了出院手续。
春节后离开老家上班的那些日子,压在心里的石头渐渐幻化成恐惧,我甚至惧怕来自老家的电话。有时暗自天真地想,日子就这么没着没落的无休止地迟延下去吧,哪怕老是心里不踏实,毕竟尘世间还存在着那么一个真实的人。但一直以来没有勇气面对的现实,还是不容回避地强加给了我和我的亲人们。
姥爷的父亲写得一手好诉状,在家排行第三,人称陈三爷。周围村子打官司聘请写诉状的人,姥爷的父亲每每都是首选,为此挡了同行的财路,暗中买通黑道加害他。晚饭后,一家人正其乐融融地守在屋里拉闲呱,院外响起敲门声。姥爷的父亲出来开门,见是生人,疑惑着邀他进门。来人不进,陪了笑脸说有人找他,不方便来家,在外说几句话谈点小事。姥爷的父亲嘱咐家人关好门,跟来人去了。好久不见回来,家人着急地四处寻找,终于在村西山沟的青石板上找到他血肉模糊的尸身。姥爷的父亲是被人摁在青石板上用石头砸死的,当地人将这叫做“石头炖肘子”。后来知情人漏了话,拐弯抹角地传到家人耳朵里,说姥爷的父亲命当该死,一帮人“炖”了姥爷的父亲后,已经走出很远,有人无意一回头,看见他支楞起半边身子探头向这边看。回去又是一阵猛“炖”。姥爷上无兄下无弟,只有一个妹妹。姥爷的母亲害怕那些人斩草除根,再来祸害姥爷,连夜把他藏进深山的石洞里,借着天黑偷偷给他往石洞里送饭。那年姥爷四岁。姥爷的童年是在深山的石洞里度过的。为这事,略懂世事后的姥爷曾怒目圆睁地细究过一段时日,但终因时过境迁,又是乱世,为恶的人死的死,散的散,无处查询,由此带来的伤痛像痼疾一样潜隐在他的骨子里,发作时,只能独自咬牙忍受其苦了。
小时候,我悄悄问姥娘,姥爷为啥有仨肚脐眼。姥娘愣过之后,慨叹道,你姥爷真是命大,当时都以为他回不来了。姥爷十二岁那年,日机常常到村子里轰炸。一次,姥爷在院子里玩,没有听见警报,炸弹在附近炸开,两枚弹片切进他的肚皮,血流如注。家里见到那情景,近乎绝望了,慌乱地请来乡医,为他取出弹片。乡医不会缝合,只能涂点消炎药。姥爷一天天的硬是从死人堆里站了起来。夏日,姥爷从外边回来,解开衣扣,拿蒲扇往胸膛上扇风。他的肚脐眼周围敞着两个肉坑,一大一小,大的偏上,小的偏左。肉坑有点深,不到近前看不到底,只看到一小洼幽幽的暗。
姥爷念过几年私塾,又挺用功,年纪轻轻就在村里有了些声名。娶妻生子。解放后,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农村中小学教师中的一员。从姥爷给三个舅舅起的小名献田、选民、振东来看,姥爷是很开明甚至算得上进步的,可做梦也没想到文革一开始他就作为黑五类被清除出了教师队伍。他去公社咨询。公社说他家是富农,富农分子没有资格做教师。姥爷说他家不是富农,是中农。公社咬定了姥爷家是富农。几经交涉,证实了他的中农成分后,公社说材料已经报到县上,决定了的事不能改。接连几个不眠之夜后,姥爷从此踏上了前往县城的上访之路,一走就是十年。姥娘说姥爷动不动就在屋里空地上走来走去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那时交通不便,从村里到县城得步行六十多里。姥爷清晨两三点就起来,穿着姥娘做的千层底布鞋,带上姥娘用印花布包裹的干粮,拱开沉积了一夜的寂静上路了。一次次的上访都是有去言没来语。姥爷不气馁,坚持隔段时间就去一趟。多年的奔波、问询,姥爷硬是给县革委会的人留下个熟脸。一次,有位领导来了兴致,把姥爷招呼进他的办公室,心平气和地听姥爷反映了他的情况,答应给姥爷过问一下。后来,那领导说姥爷被清除确实是个冤案。姥爷兴奋得不得了,没隔几天就急着赶往县城,得到的答复却是要姥爷耐心地等。等来等去就等到了文革末期。有人对姥爷说,可真服了你上访的那劲头了,不过,不就是一个老师啊,值当的费这么大劲!姥爷回答得斩钉截铁,说他可以不当这个老师,但得弄清到底为啥不叫他当了,若是有人说他杀人了,难道就得立马把他拉出去枪毙?反思生命历程中的这一转折,姥爷自言自语地说,是他太直了,心里咋想嘴上就咋说,得罪了人,借运动趁机整他。后来,我师范毕业回家等分配,和姥爷谈到可能的去向。姥爷突然凝重了表情说,叫我看,单位越小越好,超过仨人就是个是非篓子,说句话,开个玩笑,嘴上都得围个栅栏。见我听的认真,他把绷紧的脸一松,仰脸笑着自嘲道,这只是我的一点小教训,不一定适合你,世道变人也跟着变,你心里有个数就是,一参加工作就不是上学那样了,同学间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一霎好一霎歹的,无关大碍,步入社会就不同了,害人的心咱不能有,但得防着点,别叫人给咱掐亏吃。那时我虽然频频点头,其中的意味很久以后才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
平反后,上面给姥爷补发工资,恢复了他的教师身份。根据姥爷的意愿,他被分配到镇南的一所小学。印象中,学校就他们两个老师。姥爷的学校临近水库,大表弟跟着他去住过一个星期,回来后跟已经上学的我说了些捉小鱼小虾、划船、看野鸭子在水里游的趣事。把我眼热得了不得,巴望能有机会也去那里玩,终究没能去成。
姥爷退休后,力气使在了姥娘的那份责任田里,精神头用在了看书上。上学放学的路上,常常看见他扛着农具疾走或倚在墙根埋头看书的样子。姥爷看得多是些纸页发黄的旧书,繁体字,我们大瞪了眼睛猜不上几个就累得看不下去了。村里能看这样的书的人不多,而且看了乐于把在书上看到的讲给别人听。姥爷不。我们从未听他把书上看到的讲给我们。有时我傻傻地想,姥爷看了那么多书,那么多难写难认的繁体字顺着目光钻进他的脑瓜里不出来,姥爷的脑瓜里一定拥挤不堪了。
一次放学后,几个人约了去山上拾柴草。同伴中的一个指着对面的山坡对我说,看啊,你姥爷在那刨地哪!我回转身,沿着他指的方向望过去,层层的梯田间,随着一个熟悉的身影有节奏的俯仰,镢头飞起飞落,落地的刹那,发出沉重的闷响。那声音不像是田地吃饱了在打嗝,倒像在狠狠地咽下什么。我专注地看了一阵,把目光翘向就要跌落到山顶的夕阳,姥爷的镢头拉开长线在天地间飞起飞落,那沉重的闷响像山在狠狠地一口一口地咽下什么。
记住了姥爷的三次高兴。一次是我刚接到师范录取通知书的那几天。一见面,姥爷笑开的嘴巴几乎占了面部的一半还多。他说,这回你家里可行了!我兄弟两个,父亲是老实巴脚的庄稼人。我听出姥爷的意思是有了这一步,不仅我将来的生活有了质的改变,也减轻了父亲一半的负担。过几年,二表弟也考上了。我们碰在姥爷家,一起说话。姥爷在我们旁边走来走去,步子迈得和上身摇摆得幅度特别大。我们听见他自言自语说了好几遍:这个熊孩子,不声不响的我都没当回事,哎,给我考上了!小舅上学时,学校光组织到生产队里参加劳动了,没学到啥东西。接替姥爷进学校当工人后,小舅不死心,自学英语,几年后成了全镇的英语骨干教师。一所村办中学不景气,领导派他去当校长。一学年下来,学校发生了大变化。之后陆续调他到规模更大的学校,走到哪里哪里都大有起色,直到做了镇中学校长。小舅一上任,镇中学的中考成绩就来了个大翻身。姥爷碰见我,非要让我谈谈那年临近几个乡镇的中考形势。我客观地跟他一介绍,姥爷挺起大拇指,点着下巴慨叹道,你小舅可真是块料!高兴过一阵,姥爷敛起脸上的笑,平静地说,其实,你们当不当校长当不当主任的,我一点也不稀罕,不管干啥,只要不是草包、熊种就行!
姥爷生前四世同堂。三儿一女,六个孙子、孙女,四个重孙、重孙女,加上母亲麾下的我们,三十多口人,站在一块,不亚于一班学生的集体合影了。这肯定是他当年躲在石洞里,躺在浸染鲜血的床上为弹片在腹部切出的疼痛哭叫时,所想不到的。至于在他披着夜色走出村子,又披着夜色赶回来的上访途中会不会想到这些,就不好肯定了。守灵人小声告诉我,他守过那么多人,这次是花圈送得最多的一回。望着“先考陈公讳国洪享寿八十七年之铭旌”字样上面姥爷的遗像,我的眼前浮现出他置身梯田间刨地时的情形,镢头飞起飞落的力量还在,由此牵连的沉重闷响却听不到了。
母亲说姥爷走得很清醒。一阵急喘后,突然闭上了眼睛。全家人都哭了。哭声中,姥爷缓缓睁开眼睛,表情平静得跟日常和他们处在一起时一样。姥爷的双唇开始翕动。他说,献田哪?大舅凑到跟前答,爹,我在这哪。他说,选民哪?二舅凑到跟前答,爹,我在这哪。他说,振东哪?小舅凑到跟前答,爹,我在这哪。姥爷顿了顿,双唇又开始翕动。他说,献田媳妇哪?紧挨着母亲的大舅母拉我母亲一把,说,姐,咱爹给咱点名哪。人到齐了。姥爷平静了一阵,皱起脸,像是要笑,却有两颗泪从两边的眼角缓缓滚落到枕头上。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见过姥爷流泪的样子。
云亮,本名李云亮。山东章丘人,现居济南。诗人,小说家。著有诗集《云亮诗选》《深呼吸》和“锦屏”系列长篇小说《媳妇》《少年书》《韶华记》《情事录》《煮豆歌》《特殊统计》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