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难忘露天电影
难忘露天电影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看免费露天电影是我所在农村的一件喜事。露天电影一般每月放映一次，多由公社文化站逐村轮流放映，有时县里的文化部门一年里偶尔也下乡放映一两次。由于那时农民并不富裕，绝大多数家庭连黑白电视机也买不起，因而不管是酷热难耐的夏天，还是寒风凛冽的冬天，备受娱乐生活困扰的村民对电影的痴迷程度，绝不亚于看今天的大牌明星下乡义演。
露天电影放映的地点一般并不固定，村庄的主要街道上，小学的操场上，农闲时的场院上，只要地方足够宽敞，支起两根竹竿，挂起幕布，一个露天电影院就算大功告成了。有时就地取材，干脆连竹竿也不用支，工作人员竟将幕布的一头挂在电线杆上，一头挂在附近的树干上，架好放映机就开始工作了。
那时候没有手机，也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哪天要在哪村放映电影的消息人们很快就知道了。到了那一天，男女老少，吃罢晚饭，孙女领着奶奶，爷爷领着孙子，小媳妇怀里抱着个吃奶的孩子，哥哥姐姐领着弟弟妹妹，人们三个一簇，五个一堆，脚底生风，一路奔向放映地点。更有邻村那一两个远近出名的孝子，不辞辛苦地用独轮车推着年迈的老爹或者老娘，也早早赶来了。当然了，本庄的孝顺闺女总会提前把娘家的双亲请来，做上一大桌子好菜，作为孝顺媳妇，再叫来自己的公公婆婆，一大家子好酒好菜的吃罢晚饭，亲亲热热地啦着呱，不慌不忙的一起去看电影。记得有一次我曾经和村里的小伙伴相约去很远的村子看电影，来回一趟走得双脚都磨出了血泡，过河时不小心还浸湿了棉鞋，冷风袭来，双脚如同猫咬一般，虽苦不堪言，但无怨无悔。稍微大一点了，我们也曾骑着自行车去外村看过电影。有一回，回家的路上轮胎没气了，黑灯瞎火的又找不到补胎的，我们只好一路推着车子步行，直走得又饥又渴，到家时鸡都叫头遍了。连衣服也没顾得上脱，草草打了个盹，第二天还要按时上学去。因为一夜未眠，那一天说不清道不明的昏昏沉沉的难受滋味至今让我难忘。记得当时曾发誓再也不到外村看电影了，但是一听到外村又要上映自己喜欢的战斗片时，先前的烦恼和发誓就又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可见那年月里电影对我们的诱惑之大。
其实，对于我们小学生来说，看露天电影就是享受一场和过年同样重要的盛宴。每当得知村里又要放电影了，我们的心一整天都会激动不安。也不知为什么，放电影那一天，我们都会在课堂上聚精会神地听讲，认认真真的写作业，有劳动任务，大家也都会抢着去干，好像不这样做就会对不住晚上要享受的盛宴似的。记得放电影的日子里，老师对待我们的态度好像格外亲切，他的话我们格外乐意听，那天晚上老师也格外开恩，不留一点家庭作业。终于熬到天黑了，晚饭也顾不上吃几口，就急急忙忙地抱着个小板凳往放电影的地方跑，生怕去晚了占不着好位置。电影放映前，以放映机的位置为圆心，以20多米为半径的最佳观看范围里，人头攒动，叫嚷声搅成一片，那多半是孩子们吵闹着要为自己和家人抢占一块看电影的好地方，那架势就像一群饿狼争抢一只兔子，你不让我，我不让你，或者“唇枪舌箭”，或者“口蜜腹剑”，或者“两面三刀”，或者“恬不知耻”，目的都是为了一小块能够放得下一只小板凳的尺寸之地。傍晚来临，银幕下面挤满了人，或蹲或坐或站，或吸烟或嗑瓜子或拉呱，为了占一个绝佳观看角度，有些男孩子甚至个别女孩子大显神通，有的爬上了树杈，有的爬上了房顶，有的骑在了墙头上，有的趴在了人家的草垛上。电影开映前照例要调试机器，在放映机强烈的光束里，孩子们做出各种各样搞怪的影子投射到银幕上，一会儿是一个晃着一双长耳朵的兔子头，一会儿是一个伸缩着舌头汪汪叫的狗头，一会儿是一个什么也不是的莫名其妙的玩意儿，逗起人们一阵又一阵的哄笑，所有的人都知道，真正的放映马上就要开始了。果然，仰头一看四周，黑夜不知不觉间覆盖了整个天空，星星在焦急地眨着眼睛，仿佛也在伸长了脖子想看这人间的“戏台”似的，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放映场上的人声仍在鼎沸，耳朵灵敏的观众终于听到了放映机那均匀、温暖的“咔咔”声，就像伏天的泉水倏的漫过我们的脚背，沁入我们的心田，我们顿时心旷神怡起来，就好像是事先约定了一样，或者被一个法力无边的神仙使了魔法，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闭上了他们那忙碌的嘴，黑暗中一串串的夜明珠在熠熠闪烁，发出饥饿的光芒，就像满天的星星一不小心全都洒落到小村的街道上了……
那时的片子多是爱国内容：雷锋的故事让人潸然泪下；董存瑞、邱少云的故事让人惊叹唏嘘；红军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冀中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狼牙山五壮士……只看得村民血脉贲张，陪着波澜起伏的剧情，一会儿流泪，一会儿欢呼，往往一场电影看完，有关情节和人物半月二十天的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记得那时我跟小伙伴们最爱模仿战争片里的故事情节玩打仗游戏。戴上用柳枝或者杨树枝精心编成的草帽子，手握用柔韧的庄稼秆儿或者晒干后不易裂纹的黑疙瘩泥做成的盒子枪，茂密的苇荡、火红的高粱地里便开始活跃着我们矫健的身影，回荡着我们高昂的呐喊声。我们玩得是那样投入，有谁不小心受伤了，只要不是崴了脚，最好是胳膊或者头部轻微碰破了点皮，如果恰到好处的再出点点血，用手帕或者白布条什么的胡乱包扎一下，就又豪气冲天地继续“战斗”去了，那“轻伤不下火线”的英雄气概至今让我感动。我们玩得是那样的野：饿了就挖野菜、摘酸枣，甚至捉长虫、田鼠、鱼什么的来烧了吃；渴了就喝泉水、河水，有时也采取声东击西的诡计去偷生产队里的西瓜过把瘾，通常是一边吃一边还模仿电影里的台词调侃看瓜人的呆头呆脑；“战友”一旦被俘或受“重伤”，便嗷嗷叫着，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也要“让敌人血债血偿”，因为这样做才符合电影上那些英雄的标准。就这样，英雄主义的信念通过电影这一捷径，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我们的血液之中，无声地影响着我们的言行，健全着我们的人格，让我们茁壮成长。另一方面，家长有时也巧妙地运用电影中的有关人物作为榜样教育我们。记得母亲就经常对我唠叨电影中的精彩世界，鼓励我要好好学习，将来到电影里出现过的地方去工作和生活。我知道母亲梦寐以求的那个世界的样子：高楼大厦、小汽车、精美的饭食，漂亮的衣裳……其实，不用母亲提醒，我早就开始向往电影中那些英雄人物的生活方式了， 尽管我在作文里还一本正经的说自己努力学习的动因是将来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力量呢。
今天，在我的农村老家，随着电视和网络的普及，人们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露天电影虽然已经几乎消失，但作为尘封在那个年代的美好回忆，对我来说，永远都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牵挂，就像一个母亲，终生都在牵挂那个很小就离开自己怀抱远去了的孩子。
插图/网络
作者简介
赵桐林，1966年生，1986年于山东省胶县师范学校毕业后到乡村中小学任教至今，曾有多篇文学作品发表，如《胶河柳泉》发表于《青岛日报》琴岛栏目；《乡村女教师》《远去了的星星》《草帽子》等发表于《山东教育》教师文苑；《故乡的梦》发表于《散文诗》杂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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