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的完美互补性

在常识化哲学不能普及前，人类文明在现代科技的主导下，已经变成了西方利己主义者狂欢的舞台，要不是有伊斯兰信仰的冲突干扰，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状况已经相当满意了。

现在看，西方文明今天的不如意可以从苏格拉底之死中看见一丝端倪——苏格拉底是一个有坚定政治信仰的人，他本可以不死，但顽固的思想洁癖让他选择为自己的政治正确殉道，于是不想杀他的政治也不得不杀他。这里我想说的是另一点，基于道德洁癖，苏格拉底死前不忘让好友替他把祭神借的鸡的债还了，这个细节说明西方人的生活与宗教关系密切。

我认为，正因为西方哲学不能实现终极自圆其说，所以西方人的灵魂离不开宗教的安慰，但犹太教显然太过消极于政治，显然不能满足政治革新需求，于是在犹太教圣地诞生了反抗政治的基督教，可惜当基督教被政治奉为国教后，革命性立失，反而成了政治的帮凶，于是更加革命的伊斯兰教以更严格的道德绑架面目出现，并雄心勃勃地扫荡一切，让基督教文明颤抖了上千年。

而今的世界形式变了，以前不热衷政治的犹太文明成为西方政治的最大盟友，基督教淡出政治舞台，而伊斯兰文明转而变成被基督教文明压制得找不到方向感的落后文明，除了少部分用恐怖手段刷存在感之外，大部分转而用最原始的生孩子手段去征服基督教文明，现在看效果竟然出奇地好，而基督教文明竟然对此苦无良策。

我的上述分析只是为了强调西方文明与宗教的关系密切，只为强调中华文明一贯不受宗教牵制，所以从这一点上与西方文明的互补性亦极强，所以从对比中华传统文化的包容中，理性的人应该能够看出西方的三个主流宗教利他的虚伪中从来难掩利己的自私。这代表着一个文明体系的集体不成熟，不是吗？！

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通过有效的思想创新，可以基于自己的文化自信，在域外争取到更多内敛着利他的文化信徒，直到彻底动摇利己的唯心主义的思想内核，让世间一切狂热的利己主义者都能因此变得理智和清醒起来，人类的大同世界才能因此更早实现。

在现实主义者看来，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政治却一直在强调思想革新，可惜同样因为集体逻辑天花板不除导致的能力不济，任何带有终极性的思想革新的主观努力都直接掣肘于民众思想一贯的死水微澜，比如政治改革，就一直停滞于民众的素质不高问题上。

这样的说辞必然招致极端民主主义者的反对，但我从来藐视他们的逻辑能力，现实对话中，他们也从来回避关于文明根本局限问题的探讨，这说明他们只活在现实里，只满足于形式民主与自由，不在乎终极民主与终极自由，这种言之凿凿的自信之中，透露他们不成熟人格之后终极理想意识的极度匮乏，是政治最喜欢的奴性人格的表现。

在他们吹嘘的一切思想与现实当中，因为从来看不到自己的理想，所以我只能一直活在历史当中，因为我害怕“忘记历史等于背叛未来”，而他们就能丝毫不顾忌，所以我们之间的较量，从来以不了了之收场——我没有足够的话语权，他们却自认为有。

频繁的立场冲突过后，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一群为了立场可以不遵守逻辑的思想流氓，这种不讲理的架势，与西方哲学内部的对立如出一辙，所以我坚定地认为，正确认识这种现象，对正确认识西方哲学绝对有帮助——通过他们立场的狭隘，我看到了自己立场最大化的理论自信基础。

正因为对双方逻辑对接不能的深入思考，所以我才有机会发现，逻辑是语言文字所代表的人类主观精神文明的本体。进而发现，相对于自然文明的纯物质性，人类文明具有主观精神和客观物质双重本体属性。

显然，只有彻底论述清楚人类文明的双重本体属性，人，相对于自然文明，才具有理论上的全然主体性，至于现实的全然主体性，那是随后作为哲学分支的科学的任务了。这让我明确地感知到，哲学的常识化转向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相对于从不主动提倡思想创新的资本主义政治，中国的思想创新追求已经足够激发并证明社会主义的文明比较优势了。因此有理由相信，随着优势的日渐明显和文明局限的逐渐解决，常识化的终极哲学终将随着逻辑天花板的终极突破而普及开来，并终将彻底瓦解一切顽固的利己主义思想——天下大同也就水到渠成了。

我的这种认知与表述是一以贯之的，之前在那些利己主义者看来，逻辑上是不通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思维是静态的形而上学——只要现在看不到的，就不要空想——他们的语气从来坚定，不容置疑。

相对于他们的僵化，我的思维是动态辩证的，我的所有论述都服务于终极碾压对方的逻辑。正因为有这样的直觉和理论自信，所以才有如今的哲学常识化转向可能。

在哲学不能真正常识化转向之前，人与人之间只要立场与价值观不能同时转变，根本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所以从逻辑的单一终极指向性角度，只有常识化哲学才能统一人类的立场，然后人类才能因不再有主观立场冲突而归于终极和谐。

由此可见，无论人生或兽生，作为一种现象，本无所谓动态与静态，活着就好，只是人有了自我意识，凭空地分裂出许多理想，尤其是有了基于逻辑的终极指向的终极理想，于是才有了纷乱的世道人心。

早期专业学者们为了建立起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于是在共同的逻辑天花板之下创立了五花八门的哲学思想体系，结果却聊胜于无，因为有共同的逻辑天花板束缚，所以受制于一样不真高明的逻辑分析能力，大家都不能合理解释人的洞见的生成机理，于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就此对立产生，人类文明就此摆脱混沌，进入专业性分裂阶段——在围观专业性辩论之余，静等终极哲学的出现。

其实，只要承认的逻辑的先在性，就很容易理解，洞见不过是逻辑的先在性的现实延伸，也叫逻辑的单一终极指向性。所以，当不同的旧哲学理论都以假设的成熟逻辑为前提展开说理时，就只能把自己专业性地培养成海市蜃楼营造者，人的现实人生就此被人为分成唯物的动态和唯心的静态两个体系分别进行分析。

可惜正因为旧哲学的专业逻辑从来不成熟，又缺乏对哲学所代表的世道人生的真正整体性认知，于是在错误的本体论误导下，相关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思想越专业，彼此在自说自话的南辕北辙之路上距离逻辑的单一终极指向就越远。

真正的人类文明是历史一贯性的，人最初的理性人生从零逻辑水平起步，延续的是此前为兽时本能意识状态下的形式逻辑，然后在此基础上偶然地有了自我意识，因而始称为人。

这样的人，在具备了辩证思维能力的同时，也具备了提升自己的辩证逻辑思维水平的能力。正确区别认识这两个能力层次很重要，因为具备能力，属本体论范畴；以旧能力自我提升新能力，属认识论和方法论范畴。

历史的角度，人类的能力一直在提升，也就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绝对持续提升，但尴尬的是，旧哲学已经认识到了“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无效”，他们却不能因此继续推导出——没有正确的本体论，人类的所有认识论均不绝对有效。

这样一样，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就有可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一起放大彼此的立场，还旧哲学一个类似道一样具备主客观双重本体性的整体性概念。

可惜历史不允许假设，所以只能由我这个哲学白丁儿替他们说话了。而我得出的一切结论，都只是在西方哲学史基础上，用的也是与他们一样的前提批判，只不过我的哲学立场比他们实质更大——全人类，我的视野比他们更广——道赋予我的哲学整体性，我的野心比他们更大更具体——通过全人类的终极自圆其说自主赋予每个人以人之为人的完整主体性。

细观之下，上述思想似乎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早就论述过的，只是我借助西方哲学常识化地表述了一下而已，这难道也是逻辑先在于人的一个证明视角？！希望你也能看出来。

如果人类文明进步指标是代表逻辑思维水平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那么最初的辩证思维能力就是本体论研究内容，但中国传统文化先人早已利用自己的高超智慧将本体论和认识论一归于道，承认理承于天，贯至人伦，是谓天人合一的天理人伦，所以中国早期文化就能够圆融地解释一切，这代表中华文明相对成熟的一面儿。

相对消极的是，因为中国文化没有明确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自然就没有系统可常识化的哲学学科，因为脱离正确本体论的认识论不完全有效，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虽有正确的本体论，但也只能因为相对朦胧而让自己终极正确的认识论相对无效，因而只有借助西方哲学的正确互译，才能在实现常识化之后实现终极正确的普及化。

西方文化则恰好相反，他们的文化虽然衍生出了专门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可惜缺少一个类似道这样能明确贯通人类文明与自然文明的终极本体概念，其实上帝具有类似功效，可惜他们把上帝绝对权威化于人之上，所以他们只能在上帝这个逻辑天花板之下寻找世界的本体，结果只能骑驴找马地越找越荒唐——因为上帝是一切因的源头，所以上帝就是哲学的整体性，但他们却无法在哲学语境内论述，因为他们在绝对神化上帝的时候，早已经把哲学置于上帝之下，所以绝对神化上帝，是西方文明与文化对哲学整体性身不由己的绝对错置。

正因为错置哲学整体性于上帝，所以终极自圆其说不能的西方人内心一贯很焦虑，于是就只能在错误的方向上拼命地证明上帝的绝对存在，这决定他们只能通过寻找物质世界的本体性去建立自己无望的终极自圆其说，因而绝对忽略了对精神本体的追求。

因为人类文明具有主客观双重本体属性，所以当错置整体性于上帝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他们误读了人类文明的主观本体，所以他们的主观世界无法在人类文明内获得终极自圆其说，即便科学再发达也是如此。

如此便可明确，因为西方文化中缺少类似中国道文化中由道这个概念作为人类文明与自然文明之间的中介性本体概念，所以他们的文化性格就相对缺少天人合一的淡定，于是只能继续乞求神的帮助，于是人的主体性彻底丧失——虔诚地变成了上帝的奴隶——至今仍然如此，再怎么提倡民主自由也于事无补。

因为西方文化的一切因在上帝，上帝掌握哲学的整体性，所以西方哲学的成果最终一定被宗教窃取，因而中世纪的黑暗于他们是历史的必然——想用哲学认识自己，结果因为缺乏整体性认知，最终只能事与愿违地彻底丧失人的尊严。

这就是西方哲学背道而驰于本体论的文化宿命，只能等待用自己的野蛮整体颠覆中华文明后，才能借助重新实现自我认知的中华文化再补强自己。

这当然也是人类集体的文明宿命，贯穿于由无知走向澄澈的整个过程，实则一切只是主观逻辑与客观规律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一致指向性的发现之旅。此外无他，尤其是神。

人能集体跪拜于神，是相应宗教的高潮，就像在最初在巫的领导下集体跪拜于天一样。随着人认识自己的理性基因不死，便是相应的神与宗教必然衰落周期的开始，基督教文明当然不能例外，而科学就是在西方文明体系内否定上帝和维护上帝的斗争的必然产物——这背后不排除东西方文明与文化互动的因素影响。

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天人合一理念确立了整体人的主体性，只是世俗层面如何赋予每个人以公平的主体性尚无具体办法。西方文化相反，以哲学为由，从个体层面挖掘人的主体性，挖掘的结果被抹杀人主体性的上帝（使者集团）窃取。这是文明与文化的必然演进规律，是不是玩笑的玩笑。

透过双方人之为人的主体意识均不明显的共同点，可以看到，中华文明一贯具备人神平等内在相对成熟，而西方文明虽然在近代极端倡导自由民主，但在神面前却从来不具有任何主体性，因而是绝对的不成熟。在中西方文明的成熟、不成熟之间，至今真假莫辨，这其中讽刺的当然是人类的集体智慧。

所以，要想恢复人的集体尊严，只有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彻底颠覆西方哲学才行，因为二者之间在文化上具有完美的互补性——中国传统文化擅长把握整体性，西方文化擅长个体局部分析——只有完整地统合起来，终极哲学才能因终极自圆其说而立现。

要真正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发现逻辑于人类主观文明的本体性和先在性。正因为发现雄辩的逻辑推理之下发现了这些，所以我的哲学常识化和普及化追求也就到了尽头——哲学常识化转向的开始。

现在看，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日渐清晰，实质起主导作用的也就是中西方两种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融合，而我不过是以常识化视角发现了逻辑与规律具有一致性的文明单一终极指向性而已。

哲学本来就是基于不同视角与立场的新发现，从不创新，创新的只是术，术的创新不过只是先在的哲学之道被发现之后的副产品，是形而下的道，是器，但所有的器仍是强名，仍是客观见之于主观，所以还是道的局部。

因为道有全息性，所以道的局部还是道。绕得明白，任何人都有人的全部主体性，绕不明白，对不起，你的主体性就不完全。人的主体性，在局限文明条件下，与政治相关，但绝对相关，只与人的逻辑认知水平相关，与政治无关——从天人合一的角度，天赋人权等于人赋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