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方法论的终极突破
因为人类的智识起源于无知，所以从强名曰道的角度，一切概念，在命名这一体系性认知的起点处，便有了假借或假设的先天基因，此后人类才日益整体摆脱狐疑的恐惧。
由此可见，借假求真，于人类知识体系的建构功不可没。由此亦可见，如果没有概念于人类文明在起点处的假设，便没有现实人生的种种实证。揣摩到其中的空中楼阁意味，佛学的一切所见皆是虚幻便不再难解。
同理，当西方文明建构狭义专业哲学体系时，其起点也只能缘起于假设，事实虽然如此，可惜他们却因为政治的不当干预，错把哲学史的起点设定在人类第一次哲学高峰期，但那时人的语言体系已然相对成熟，因而必然造成与成熟语言伴生的逻辑思维的相对成熟。这种前提之下的思想，不可能是哲学的真正起源。
因为有不能自主发现的主观主义错误，所以“高起点”的西方哲学尽显早熟的思想洁癖意味，比如在政治伦理方面，西方世界推崇古希腊民主制度，但他们在哲学史中却从不推崇这种制度的设计者梭伦，转而推崇其后要改造这种制度的苏格拉底，因而欺世盗名意味明显——要用充满洁癖的政治伦理掩盖赤裸裸的“政治无道德”。
比较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推崇的是三皇五帝的圣王之治，尤其推崇尧、舜、禹之间的禅让制，这可是奴隶制产生之前的社会治理模型，其中政治伦理道德上的优越程度可远高于古希腊的奴隶制民主。
由此可见，曾经的先进文化传统显然与今天中国政治不盲目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直接相关，因为那其中的虚伪不符合我们的国情，其实是不符合我们崇尚至善的文化传统。
同时我又论述过，中国在秦一统天下之后的中央集权政治中从来不缺乏共和的色彩，所以从古到今的中国政治治理模式一直相对高明于西方文明，只在近代被反超，但因为我们的文化内核不死，所以新中国成立又帮我们重新实现文明发展史意义上的反超。
尽管这样说有自说自话的嫌疑，但否定我的人也排除不了自说自话的嫌疑，所以谁真谁假，还得交由时间和历史检验，但至少此前的历史证明，我们的政治治理传统所代表的文明程度一直是相对优越的。
当今世界由西方文明主导，但西方文明中心主义显然没有承认上述历史认知的勇气，所以认清了传统文化精华的我们就没有必要再随西方文化起舞，尤其在西方文明日益迷失文明进步方向的情况下，如何重新正确解释人类整体文明精华，以具备整体性的道为主对西方哲学进行全面的重新阐述，对我们自己和全人类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人类文明的终极发展需要我们最渴望的终极至善。
当明确了西方哲学缺乏整体性之后，我们就很容易发现，相对于中国人论道的辩证性，西方哲学思维线性特性明显，这样就不难理解，原来中华传统道文化的内在优势在于自圆其说的思想回路的随意建构，所以在没系统研究过逻辑学的情况下，我根据中西方哲学思想成熟程度的对比，推测西方的逻辑学最终根本没摆脱低层次的形式逻辑的束缚——他们只会像刚开萌的小孩一样追问，什么是什么。
相对于西方哲学和西方人擅长探究“什么是什么”，中国人擅长思考“什么不是什么”，因为“什么不是什么”必须以“什么是什么”为前提，所以中国人的思维天生比西方人更周密和复杂，所以我们的文明与文化更成熟些，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一旦明白了中西方思维在习惯上的上述本质差异，则不难发现，真正正确的哲学化思辨人生，其实更需要像中华传统文化习惯的这样，追求在实证与假设两个思想维度中任意自由切换——没有脱离实证的假设，也没有脱离假设的实证。
从中国人思维的回路完整性看，哲学化人生，就是一频繁自圆其说的人生。终极哲学化，即终极自圆其说，这是逻辑于人生的终极规定性，亦是逻辑的终极单一指向性。
区别于中国人习惯性的思辨人生，西方哲学虽然强调反思，可惜他们反思的结果必用形式逻辑的三段论表述，表面极尽精准，实则失去了思辨的整体性与全息性，因而西方哲学坐井观天意味更浓。
从整体性来看，他们这种思考与研究的结果永远只能认识局部，对整体的把握，本应由他们的文化先祖在与语言文字诞生时一起想到，可惜他们的文化先祖没有赐予他们这样的荣光，如今只能靠他们自己通过终极思辨来完成，但他们的语言转向却受科学的误导而无果至今。相对于他们的无奈，中华文明在这方面的使命则由我们的文化先祖早完成了，并以《道德经》为其大成。
比较而言，西方哲学在科技畸形发达所促进的反思中，虽然启动了哲学的语言转向，可惜没等成功就被科学信徒们喊出了哲学已死的口号，而哲学在中华文明主导下的常识化转向也将不给他们任何自主发现和改正错误的机会了。
正因为不知哲学的整体性，所以西方文明根本不能正确区分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所以才导致科学信徒的数典忘祖于哲学，因为科学是在反复试错之后，才偶然地确知些什么，而指导试错的，只能是科学哲学，不可能是科学本身，所以哲学从来是科学之母。
真懂科学的人都知道，像语言和哲学建立在借假求真的基础上一样，一切现代物理学原理结论都是去伪存真才被发现的，而被实验环境去年的那些伪，就是物理学原理的存在前提，脱离了相应的前提，那么原有科学的确定性也将失效，这是由自然文明的多维性决定的——人可以感知世界，但世界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科学至今只通过证实的手段证明，这所谓的现实世界，其实是虚实相间的。
从理论指导实践的角度，只有能游刃有余地切换于实证和假设两个不同思想维度之间，才算得上成熟的人生。可惜少有人能通过修道与哲学学习真正达到自由切换的境界，因为教育的传播一直被不当垄断，而且教育传播的也从来不是终极真理，于是人类只能被动选择整体苟且地活。
从个体思想圆融无碍的偶然性角度，哲学之所以不能普及，只因思想传播的方法和方法论的局限不得突破，而人类关于思想的方法论起点，恰在于语言文字的诞生，所以强名曰道这句话包含了人类所有的能动性与局限性——名之所以能名，是能动性，强名，是基于能动性的局限性。
是故，一切名，不明命名原理者以为是真名，实则仍是假名。也即，名为客观见之于主观，所名之相为实，乃一见之于主观的客观，主观为抽象，客观为具体。
这些名实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早有论述，可惜就是不能常识化普及，乃人类文明一大遗憾。只要把这些逻辑关系常识化地讲清楚了，人类的思想也就容易统一了。
可惜基于政治的保守，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一直不能被现实突破，加之哲学界和思想界不能主动实现道文化与哲学的正确互译，所以关于思想方面的终极方法论至今不得发掘出现，于是人类仍只能共同苟且于伪哲学的普遍泛滥之中，所以可以断定，是不得常识化解读的逻辑天花板束缚和制约了所有人的思想自由。
如今我们已不必过分悲观，因为经过重新解读的逻辑的单一终极指向性中蕴含着人类的全部希望——一切关于思想上的逻辑天花板必须被终极突破——既然作为哲学整体性的道与梵早被东方哲学发现了，那么作为阐述哲学整体性的方法论的狭义哲学，当然要随着历史进程而有终极成熟的一天。
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因为缺乏整体性认知，所以西方哲学显然术的意味明显，现代科学被他们催生，便是西方世界为人类文明终极主观进步做出的最大历史贡献，因为只有借由现代科学，人类才能创造促进文明终极进步的最丰富客观物质基础。
而今，局部的物质极大丰富，首先绝对提升了人类的整体自由度，其次必然反向促进人类思想自由进程的加速进步，而前述方法论的终极突破，便首当其冲。
无奈受制于分裂的先天局限，极尽傲慢的西方哲学界依然整体懵懂于此，所以在被否定为无系统哲学后，精于道与术之间辩证关系的旧中国传统文化一时失语于哲学理论创新情有可原，永久失语便是失职。
虽为一介白丁，但我发现，具备整体性的道文化与先天分裂的西方哲学之间有完美的互补性，所以我开始以哲学常识化与普及化为切入点，以哲学的前提批判为指引，循着哲学整体性指导的终极自圆其说追求，开始自主挖掘哲学常识化与普及化的可行性，结果是对逻辑这个概念有了本体性发现。
任何单个概念都不构成思想，概念的集合之所以能组合出不同的思想，皆源于逻辑的连接，所以当明确概念的设立在目的上就服务于逻辑的展现与交流需要时，就已经决定了，逻辑是概念的本体——逻辑既是概念产生的原因，又是概念产生的结果。
显然，逻辑学就是人类认识概念本身的本体论。那么概念的形上与形下都是逻辑这一现象又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当然可以将逻辑上升为自然界的运行规律。这显然是一种扩大化解释与解读，但人类文明从来就是在不断扩大的解释中进步，所以只要我的解释合逻辑，就无可非议。
这样有了这个与道一样既可主观、又可客观的新视角，西方哲学的一切内在矛盾便可瞬间化解，中国传统道文化的圆融也得到了常识化解读，是为道与哲学共同的终极方法论上的理论突破。
因为看到了哲学常识化的必然性，所以我同时想到，只有哲学持续创新到普及的程度，然后才能颠覆性地解放全人类的思想，所以我愉快地发现，只要给任何一个思想者以恰当的支点，哲学所代表的人类在思想方面的集体尴尬都能被有效撬动——哲学常识化与普及化，是我在意淫中撬动旧哲学的两个支点。
在现代科技环境下，因为深陷伪哲学而不能自拔，所以许多人会一时难以接纳我说“物质世界的化合冲动是人的自我意识之源”这个结论，但我也确定地知道，他们想有根有据地否定我，很难。
这就是哲学界的怪象，人们会基于潜意识的应激心理而否定些什么，但其实只是为了否定而否定，根本没有雄辩的理由——基于基本的善意，大家都想讲理，却又都不真会讲——这就是逻辑天花板不破之下的整体无奈，是哲学的整体发展水平无奈于人先天思想分裂的明证。
人的内在思想分裂，明明只有哲学能治，可哲学因为内在的先天分裂不可调和，所以整体治理水平从来不尽如人意。这时候，您其实可以反问我，“你一直都说中国传统文化具备整体性，一直能够自圆其说，那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能整体医治呢”？！
这个问题当然很难回答，但我既然敢设问，当然就意味着我能回答，因为——在旧哲学与文化语境内，大家都未突破语言障碍而“不真会讲理”，但我已经通过对逻辑与语言的关系进行了方法论上的终极创新解读——所以我劝某些人，即便不接受我的观点，也要学会忍受，因为下面的分析有助于善于求同存异者终极打开理论视野。
前文说了，正确的哲学活动就是正确的坐井观天，现在我又想说，因为猜测误差导致的不确定性，正确的坐井观天也等于正确的求同存异——只有以正确的求同存异心理为指导，才会产生真正无限接近绝对真理的主观逻辑，直到终极自圆其说的思想——至此才算得上是对文明发展走向的真正正确把握。
我认为，通过对物质世界在分子与原子两个维度的离子化学反应赋予人格化的化合冲动，有助于对应解读人类文明与自然文明两个主观文明维度的衍生关系，进而把这种类比的一致性扩大化解读为自然文明催生人类文明的内因，也就有了逻辑上的全部可行性，这样就可以在主观上主动消解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进而用形象的逻辑关系彻底消除因无知然而对自然产生的敬畏心，然后彻底变成如对母亲一样的亲近感。
这样我们就可以重新解读物质世界的化合冲动了——化合冲动，是物质世界作为物质文明的一种意识表示方式，这种意识表示既偶然，又必然地在地球上化合出有机质，有机质又通过无数个有一致方向的进化，最终演绎了地球文明的生物大暴发，直到最后派生了人的自我意识，于是诞生了另一个具有类自然文明主体性的人类文明，于是这种物质上的化合冲动既演化出了我们的父母，又同时萌生了他们的性冲动，于是就有了繁衍不尽的你、我、他构成的人类文明。
这里我们要重点体会人和人类文明产生的不确定性当中的确定性，或者说是偶然性当中的必然性，我认为，这种辩证逻辑的形成源自离子世界的阴阳对位关系，与强名曰道一样，阴阳对位关系是客观存在，是人强名其为阴阳，只有认识阴与阳及其他一切概念皆是强名，才能完全圆融于阴即是阳，阳即是阴的阴阳互根关系，从而把这个基本的对立关系延伸到其他一切二元对立之后，自然可以轻易实现个人对形式逻辑的狭隘的彻底摆脱，是谓得道于哲学整体性的圆融。
这就是我常识化解读道与哲学之间关系的方法论上的终极突破，是帮人实现超越古人的偶然圆融为必然圆融的唯一坦途。
前面我已经论述过，人之初至今，人的主体性相对于物质世界的主体性仍微乎其微，人要想获得相对于宇宙的更大主体性，就得全面认识作为诞生自己的母体的自然文明，获得遨游宇宙的能力——就是天人合一之意，就是让人的主体性最大化接近自然的主体性——获得永恒，否则……
一旦人类灭绝，人类相对于宇宙的这点仅有的主体性便被动归零，这是人类文明与自然文明的对立性。比较而言，法律与政治民主保障的人的主体性本来就不完美，既然通过思想解放可以自主实现天人合一层次的主体性，莫不如让张牙舞爪的政治早点消失，这样一来，人类集体解放思想的合力更强，而且合力于宇宙文明的探索效率更高，何乐而不为呢？！
如此一来，人类的所有主观努力目标明确——用一切发现的和未发现的手段确保人类文明中人的生命力不断不灭——所以盲目否定化合冲动于人类文明与自然文明的统一性，明显不太明智，还是尽早达成共识为好。有了这个统一性共识，人类所有在哲学方面的冲突就找到了整体融合的突破口。
这里我必须再强调一下，科学只是人类实现与自然文明获得统一性的手段之一，因为在科学实证之外，在人类不能随意逃离地球之前，类似坐井观天一样的形上分析的指导性才更重要，那是哲学的专利，所以在人类未实现整体和谐之前，过于迷信科学不好，因为那容易导致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产生南辕北辙的方向性错误。
政治具有矛盾性，本身内含加速人类自取灭亡的因子，所以政治是人必须自主消灭的人设，所以主动向哲学妥协的政治必须出现，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是终极消灭政治这个人设的起点——社会主义政治一直有全面接受哲学指导之意。
类似的文化现象，在中国汉朝就曾经出现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就多有政治向哲学妥协的色彩，可惜不充分。在近现代，向哲学深度妥协的政治出现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经验不足，最终的希望还是寄托给了中国政治，因为中华文明相关经验更丰富。
不负众望的是，中国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让中华民族迅速实现了复兴，但如何带动全球富裕却受到西方文明的现实强大阻力，如何破解这种不必要的主观障碍，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创新关键点。
暂时来看，无论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无可奈何于美国新一届大搞单边主义的政府。面对这种明显违背历史与文明发展方向的政治现象，束手无策于哲学主动进步，污辱的其实是全人类的智慧。
尤其对作为代表文明进步方向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过多消极妥协就是失职，所以只能继续从哲学创新上寻求颠覆性突破，才是治本之策，因为从哲学发展规律和危机公关的角度，一旦主动化解这个级别的自相矛盾现象，之后的人类文明主观进步将是一片坦途。
欲彻底化解中美之间的政治对抗，不能简单和单纯从两国关系来分析思路，只有从全人类的视野之下找人类文明的整体出路，才是明智之举。
人类一贯在自相矛盾地活，这种矛盾性延续自自然物质文明的内在对立属性——比如化合冲动中的正负电现象——因为只能用哲学调和，所以不同分支文明的分支哲学走向对文明与哲学的终极性演绎之功多有不同，也就是文明比较优势上的细微差异。
中华文明的比较优势一如钱穆先生所言，与大地域跨度的大农业文明直接相关，因为靠天吃饭的中国文化先人在天理运行中悟得了社会运行的人际关系准则，所以道的概念才得以高屋建瓴地产生。
在道文化演绎的过程中，周礼的尊尊亲亲原则就是当时的政治主动用哲学指导走规范化道路之意，这是对效率的本能追求。这种效率代表的就是文明的终极演化方向，这种效率对周边野蛮文明的吸引力超强，于是中原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冲突虽然不绝于世，但结果无一例外，都是野蛮文明被中原文明同化。
这种同化现象背后有这样一个本质原因——中华文明因敬天而发现了人类文明运行类似自然文明一样的本质规律，所以通过天人合一的理念尽将神的荣耀复归于人本身，而周边野蛮文明则像现在的西方文明一样，在盲目崇拜天神与上帝中迷失了自我，让人本来缺失的主体性变得更加不足，所以在科技的文明比较优势不明显之后，西方社会的劣根性注定让其文明进步的效率优势落后于思想全面革新的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