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野蛮的同构性（连载五十九）

如今通过常识化视角明确了中西方思想之间有与哲学相关的若干同构性，那些说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哲学内涵的人的无知的原因也就终极厘清了，原来是他们既不真知何为意识，又不真懂什么叫逻辑，所以只能盲目自信于狭义哲学的狭隘，从而在放弃了广义哲学的包容性的同时，让西方文明同样变得极端保守与狭隘。

这其中当然包括那些推动哲学理论创新，但思想包容能力严重不足的哲学家，因为缺乏通过辩证思维消解形式逻辑的局部辩证的消极性的能力，所以他们从来不具备与瓦解上帝存在的不合理性相关的类似天人合一的人化能力，所以西方哲学思想从来不具备类似中国传统文化对政治的强大绑架能力，所以西方文明整体依旧是保守的政教合一文明，只能坐等复兴之后的中华文明的反哺。

由此可见，只有通过终极本体论建构需求发现人的存在具有主客观一致性，然后才能结合进化论厘清人的文明与自然文明之间的同构关系，然后才能真正理解文明与野蛮的同构性，然后才能真正明白所谓的人类文明局限不过是文明认知水平暂时不能常识化教化野蛮而已。

如今通过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明确了文明与野蛮在文化层面的同构性，自然不难常识化理解人与人之间一贯共存于互利与互害的一致性伦理关系，然后再看那些基于应激心理而排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现象，不过是具有非终极理性的生活经验的惯性使然罢了。

正因为非终极文明状态下的人都是潜意识与显意识同构的下意识存在，所以在不愿意理性地支付足够的时间成本的情况下，下意识地认为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我不可能有类似圣人一样的理论创新能力，因此在明显缺乏应有的理性的思想交流语境中，一贯言之凿凿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可能的自圆其说能力也只能被选择性无视，这就是与具有应激性的下意识藐视、怀疑和鄙薄心理配套的必然性，它决定了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只有向人类思想的上层去刷存在感，然后再由权威自上而下地推行，然后才能终极瓦解人类的整体愚昧。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在非终极文明条件下，人有营造终极理性的能力，但又不具备现实性的终极理论为指导思想，所以一致性选择回避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的建构，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惯性浪费，这种不暇自哀的自我封闭于下意识的盲目自信现象，既是政治的保守性源泉，又是政治的消极性源泉，只有通过哲学的常识化转向才能终极瓦解。

如今有了常识化视角，任何人都不难发现，人的文明一直进步于常识化趋势中，因此哲学常识化转向的历史必然性也就昭然若揭了，因为只有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才能终极厘清，人的所有意识和潜意识都缘起于感知的一致性，然后通过把感知进一步常识化辩证解读为客观见之于主观，再通过感知与认知之间的因果一致性，我们才能常识化发现，具有主观见之于主观的辩证性的认知原来以多维结构包含于客观见之于主观当中。

参照中国传统文化相应哲学命题之间的一致性，我们会发现，所谓包含于客观见之于主观当中的主观见之于主观，就是包含于形而上学的形而下学，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就是循着这样的逻辑发现了作为人的主观存在本体的逻辑具有多维结构所决定的绝对辩证属性。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只有明确了逻辑基于多维结构具有绝对辩证属性，才能进一步常识化明确，在人的非终极文明存在状态中，野蛮与文明作为一致性的主观存在命题，具有基于逻辑的知行合一的同构性，这样就可以明确，在人的文明存在中，任何以文明嘲笑野蛮的行为都内含五十笑百的不暇自哀。

这样世人就更能常识化接受，常识化论证逻辑具有绝对辩证属性，这是明确任何认识论意义上的差异性认知都是建立在本体论认知的一致性基础上的逻辑前提，进而人类才能通过建立终极一致性认知体系而建构可常识化普及的终极哲学。

希望世人最后能常识化理解，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借助逻辑的终极辩证属性对野蛮与文明之间的同构性进行了常识化解析，实际运用的是对西方哲学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同步终结能力。

尽管我实际并不知道什么叫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但我知道，相对于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任何旧主义都整体不能自拔于自圆其说不能的冗余概念中，所以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相当于同时弥补了一切旧主义的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脆弱。

（注：前四章的内容均因为文明与野蛮的同构性命题的偶然发现而牵扯到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进而结合后面对这两个主义的再解构而进行了大量修改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