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弹：智人权力场的结构与演进
叙拉古之惑：我时常会思考一个问题：究竟是现代人更自由，还是古代人更自由？
假定我置身于宋朝的城市、乡村，或者是去中世纪的威尼斯、近代早期的阿姆斯特丹。我所能享受的法权、面临的伦理规范强度、政治权力的监管力度。对于这些差异，我又更愿意栖身于哪个空间中？对于不同禀赋的人而言，又在哪个空间中更如鱼得水？
事实上，不同维度，不同范畴的制序，是很难比较的。但就我个人的粗浅比较而言，我更偏向于“现代”（这里仅仅是指一般意义理解的“现代”，而非特殊变态形式的“现代”，比如说纳粹德国时期）。这可能是受到了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的影响，觉得现代人拥有更大的选择余地。事实上，贡斯当敏锐的区分了古今之变中一项重要的变数，即人是否拥有私域自主性，在此之后，哈耶克、伯林等人对于“消极自由”的论述，并未在贡斯当的范畴基础上有更深刻的突破。
政治哲学家凭借敏锐的洞察力，提出自由的古今之变，那么社会科学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能做出突破性的论述？
我认为需要引入“权力场”的概念，如果说地球的引力场作用出现在人类的更新世以来是恒定的话。那么权力场其实是在不断演变的。法律、伦理规范、权力的渗透力度其实时时刻刻都在演变。如果不钻牛角尖的话，我们应该承认，置身于“现代”，拥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度。这有点类似于月球的处境，月球的运行主要受到地球和太阳的引力作用，如果二者去其一，月球不是往太阳飞，就是往地球飞。我们现代人同样生活在一个政治、资本、家族、宗教等多重力量牵引的均衡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我们享受了很多所谓现代人的自由——至少对于单一强作用力的权力场，我们拥有“自转”的行为自主空间。
浩哥：多元权力各自的向量特征应该是关键，如果方向都是指向“我”，彼此间没有明显交互夹角，那么“我”是被层层盘剥的，肯定不自由，此时多元权力并不多元，是合谋的；如果方向不是这样，彼此间存在夹角或犄角，会形成不同的拮抗结构，使得每种力不是无所束缚地协同叠加地施加于“我”身上，反而让“我”在多元权力建筑空间中有了自由，这时多种力量算是实质多元的，是所谓相互制衡的。
叙拉古之惑：你这个观察比我更深刻，或者说抓到了我论述中所忽视的地方。你说的非常正确。
进入智人时代之后，我认为人类经历了四种文明纪元：狩采、农耕、城市、海洋。这四种文明新纪元，分别依托于四种空间，四种空间，分别产生了不同的权力场。
浩哥：这个提法有意思，一般是狩猎—采摘、农耕—游牧、工业这么划分，你重新提出一种观察的线索。
叙拉古之惑：狩猎采集一直是产生于四万年前的智人及更早之前人类的的生存方式。在那种自然状态下的政治组织，我觉得和大猩猩社会差异并不大，可能读一下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或者BBC纪录片《王朝》就可以大致理解晚期智人之前的人类政治运作。
我这里有一个不能当真的假说，听过算过。
大约在一万四千年前，因为狗被普遍驯化，成为人类狩猎的重要帮手，也因为这种跨物种的结盟，使得人类狩猎技能效率大幅提升，在食物链均衡打破后，因为“选择压力”下，不得不转向农耕生产。我之所以提出这个假说，主要是因为我对于狗狗有着很强的情感偏好。事实上，人类转向农耕社会应该是多种多地起源的，我的猜测缺乏根据。一般主流的假说，是因为资源困乏，转入农耕生产。
但不管怎么说，人类大约是在一万年前，开始转向农耕生产并且定居，也就是定居之后，人类社会规模开始扩张，因为分配、仲裁、动员、战争的需求，协调性的权力得到了加强，产生了政治权力的原初形式。事实上，我们人类今天所见的政治权力，主要还是担负这些功能。
随着一批批人类进入定居社会之后，产生了固定的交换的对象。这应该是城市的最初起源。虽然城市起源，大致可以理解为战争和交换两种功能需求，但是我比较倾向于原初的城市起源是基于交换。要知道，我们现在说的城市，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中，很长时间内，并不是一个概念，“城”（镇）更大程度上是承担政治和军事职能，而“市”则是承担交换的功能。
据说最早的城市起源于9000年前。最初可能只是起到交换作用，但是突然之间来了一批“流寇”，通过暴力驻扎下来之后，通过筑墙，变成了“坐寇”，形成了一种统治威慑与制度统一。住在城市中的人，相对于乡野之民，掌握了攻防的优势和主动权。凭借财富的汲取能力，形成统治成本半径范围。当然，他们也研发高科技。那时候的高科技，就是冶炼技术（有点类似今天芯片的地位），这进一步强化了城市对于乡野之民的支配地位。他们也应该具有我们今天被称为“宪法”或者“历史”的东西，那就是宗教和神话。其实，后者也同样能起到合法性攫取、行政普遍性、政治时间的设置和身份认同的作用。
在人类早期的记忆类型上来说，祖宗之源神话记忆，比如谁和一个非人生物杂交了，于是祖源就诞生了。而另一种，则是出现的战争英雄神话记忆。这两种神话记忆，我们可以视为农业定居权力体系和城市定居权力体系，在集体记忆上的类型差异。
要知道，历史记忆，始终是一种权力制作的文本，一种权力体系筛选之后的意识形态。不同于人类后世发展出来的抽象形式的意识形态（虽然后一种意识形态，骨架是抽象的，不过鉴于人对于因果关系的理解能力，它依然需要借助具象的历史。只不过这种历史叙事，往往是有意无意设置粗暴的因果关联来满足政治需求。和早期差异并不大）。人类最初的意识形态就是具象的——让人记得什么，忘记什么（而抽象形式的意识形态则是让人在意什么，忽略什么）。
反正，一旦以城市支配农业的权力体系形成，也就正式标志人类被裹挟进入一个“胶囊”，一种具有伸缩性的统治囊（每一次技术提升，都在改变我们与具体空间的关系，或者说效率。并一次次提高胶囊的韧性）。戴蒙德说过一句狠话：“发明农业是自从有人类以来所犯最大的错误，而且至今还没纠正。”虽然，他是针对人类健康指标所指，但亦可适用于权力场，至少会引来很多无政府主义者的赞赏。对此，我并不持有肯定或者否定立场，但时而意识到，我们生前被权力筛选基因，生后又被各种权力观念给养，活活一幅“黑客帝国”既视感，这种被设计被支配的感受，多少是令人怏怏不悦的。
浩哥：同意你对于记忆和意识形态的分析。不断被修改或者“与时俱进”的历史记忆，是现今意识形态的初始形态和活脚本。
关于权力筛选基因，我正在准备的一篇论文中，涉及到一个反向角度，即被统治群体，也会选择不同的leader。
叙拉古之惑：我理解你的观点，换句话说，被权力筛选的人群，并不能简单的称之为“顺从”，而应该称之为“鸡贼”（权变性生命史策略）。这在人类学上，也早就有经典论说出现，斯科特对于被统治群体行为的研究中，称之为“抵抗艺术”。
需要纠正一点的是，权力筛选基因，存在不同时间概念的维度，类似于你这种论述，属于一种结构形式，属于一种中长时段的基因筛选。而一般所被我们理解的基因筛选，往往是个体时间意义的，比如说种族清洗。这个由古至今，依然是常规的政治骚操作。商朝人把俘虏牲祭，到今天的纳粹大屠杀，这都是一种短时段的基因筛选。这有点类似于生锈的过程，给人一分钟是看不出端倪的，但是给人二十四小时就能看出变化。对于人类而言，习惯于短时段内，观察比较简单直接的因果关系，时间段一长，就完全无感了（时间是我们人类认知的一个坐标系，但往往是我们最容易忽视的参照起点，我们试图认知一项事物时，往往不经意间随意取舍时段，很多争议都是观察时段长短不同导致的）。所以，我同意你的研究结论，鸡贼或者说一种生存的理性能力，是现今的主流基因群体。或许鸡贼基因，本身同时满足了稳定和能动的政治控制论。
在原本农耕和城市空间之中，一般有两种形式的权力场结构，一种是政治权力一元主导的权力场，在这个权力场中，除了政治权力之外，缺乏其他有组织的相对权力，中国古代这种大疆域规模的国家属于这种类型。还有一种权力场则是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二元结构，这个在希腊罗马的小规模的城邦型国家算是一种典型。
但是随着大航海时代开启，原本从臣服陆权的海洋权力被整合成为一个全球海洋体系，远程贸易奠定了资本崛起的生态性条件。毕竟商品是有需求才有价值，如果无法流通，那么价值就贬值。而全球性的海洋贸易体系恰恰扩容了需求市场，降低了流通成本，从而使得资本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组织力量（此处的“资本”，是特指具有产业规模依托，拥有相当转化性的资本，并不是说古代不存在资本。吕不韦就是资本运作政治的经典案例，但这不是一种体系力量的自觉）。这在背后，就涉及到权力体系的又一次演变——海洋空间的权力跃升。
这种空间依托性的转变，实际上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所谓的“近代”，这必然伴随着空间生存策略的转变，我们现在的人看古代的法律体系，会觉得很奇怪，很突兀。其实就是因为权力场变了。我曾在前年就《哪吒之魔童降世》这部电影，写过一篇文章，我说哪吒是“现代性的魔童”——因为我们完全无法想象，在一个传统的儒家社会会突然冒出一个“剔骨还父，割肉还母”的观念形象。这种反抗意识是和商业发达的社会土壤是分不开的，哪吒不依附家庭，可以依附师父。当然，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是一刹那的形象，最多算是商业社会的观念萌芽，因为中国传统的权力结构形式，是无法给这种观念形象充分给养的，要到海陆争霸的近代，才能够茁壮成长。
这种冲击使得权力场大幅改变，原本的道德体系出现了巨大的颠覆。事实上，在过去，很多大思想家或者统治者都非常厌恶海洋，比如说，柏拉图就把地中海称之为“堕落之海”，在他看来，海洋使得人“善变、多疑、不信任、不友好”。同样，中国很多帝王也不太喜欢海洋，比如说朱元璋，他认为围绕海洋建构的社会秩序，是不可控的。这个并不难解释，因为他们更多的是代表一种陆权的国家意志，这种权力意志相应的形成了一套国家知识和意象。但对于讨海的人群而言，他们边缘性，地方性的海洋知识和陆权知识体系中的海洋认知有必然存在巨大的差异（不过宋高宗大概是个例外，他是实实在在“海狩”过的，所以他对于海洋的理解肯定和朱元璋不同。不过南宋作为中国海洋贸易最发达的朝代，形成因素非常复杂，主要是因为陆权竞争过于激烈，不得不倚重海洋补损经济，另一方面也不可忽视开国皇帝本身知识系统差异的影响）。
不过，现在看来，包括柏拉图，奥古斯丁这些思想家对于海洋生态的道德偏见是有视野局限的。所谓的道德规范，实际上仅仅是一种空间策略，我们过去的思想工具无法解释它，而现在，并不难解释。所谓的陆权道德体系，可能仅仅是低流动的社会空间，人际的互惠性，或者高违约成本，这都是非常具体的空间策略，而在一个交易发达的区域，人们并不需要投资经营过多的人际关系，就能获得生存保障，这有时候被称之为“无情”，但是要知道，我们对情感的经营，从进化心理和行为生态学的角度讲，本身就是门理性的“生意”，是一种功能性的产物，是手段而终极非目的。那么在生物理性上而言，何来高下之别？就比如说过去的江湖文化，把关羽抬到至高无上，那是因为在高流动流民网络中，儒家五伦中朋友一伦对此的规束力太弱，必须着重强调，于是发明了“关二爷”，反之一个种田的庄客，佃农，他们又何必去拜关公？在一个熟悉的空间之中，人们根本没有必要去经营非血缘关系，更没有必要强化这种关系的规范效力。
浩哥：提高道德的reputation获取权重，这是关羽具象化的“义”。因为流民物理空间和人际关系流动性高，违约、搭便车成本低而收益高。所以强调“义”这一道德性的声望资本权重，即提高了遵循这一原则的收益。有声望资本，人际合作收益会随之而来。
叙拉古之惑：道德在社会体系中，是承上启下的，它的普遍精神，上可抗压，下可支配。
浩哥：所以对上位者强调道德，甚至过度强调而导致虚伪，但增加了制衡本无实质性被约束力的上位者的砝码，上位集团内部也会围绕它展开一定程度的声望竞争。
叙拉古之惑：给上位者戴上道德高帽，自然属于抵抗权力的艺术了。
浩哥：这让我想到了一个理论模型，dominance vs. prestige，是我欣赏的人类社会地位攀爬路径理论的核心双子概念，这由西方学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模型到了东方学者这里，“不出意料”地获得了东方式的修正，即他们加上了新维度：道德维度。地位获取模型、团队领导力模型等漂洋过来来到这里，大抵都会多处道德维度来。东方学者们的解释是，东方更加重视道德。
一开始我也想当然这么认为，但是近几年我开始不这么想。比如拿西方管理心理学的经典领导力模型，有两个基础维度：绩效能力vs团队维护。西方最初的model没有道德，为何到了东方学者这里就增加了道德呢？其实，道德还是一个资源协作攫取付出和分配公平性的问题，如何确保群体或团队的这一点呢？可能西方以明确有实质限制力的法律作为底线保障，而东方在法律之上有较大弹性，存在较大的不公平施展空间，而缺乏对leader的实质性约束机制，这时就需要强调道德，作为一种reputation约束，跟国家强调德治类似。当然这种道德声望约束，也会在劳动力有限自由流动的空间中，构成上位者之间的道德声望竞争。强调（上位者）道德的空间，恰恰是权力缺乏实质性约束的场域。
叙拉古之惑：就空间形态而言，这并不是线性的演化，更不是彻底的覆盖取代，而是不同程度的嵌合。中美都是一种海陆嵌合形态，我觉得这种模型更多的是应该着眼于区域、生态划分，而不是以国家为单位。很明显，中美的海滨商业城市与各自国家偏远地区的道德体系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就比如说，纽约的信徒比例是远远及不上他们国家的“圣经带”。东西方学者对于道德维度的看重和忽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具身所承载的国家知识，究竟是偏陆权系还是偏海权系。是否采用“国家”作为单位视角是需要谨慎的，对于同一国家内部的区域差异要有自觉。
一个国家的国际知识体系究竟是海权还是陆权占优，涉及一个近代权力场的剧变。随着海洋空间的可读化可控化，资本权力开始崛起，一种二元结构权力场域在缓慢产生。
如果以权力场的结构角度，我们甚至都可以以此重新理解近现代史。一开始，随着全球海洋商贸体系的打通联结，商业开始逐渐影响权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成为资本，早期尚不足以抗衡政治权力，依然是一种仆从地位。但是随着国际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商业市场进一步扩展深入，原本从属于政治权力的次等权力，在完成蓄力之后，作为一种独立意志而和政治权力平起平坐，甚至凌驾在其之上。经济思想和政策，也经历了“民族国家重商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重商主义时代”的变化。变成了一种二元权力结构（这样说，多少有些主流范式视角，其实在近代之前，也存在过其他形态的权力场，比如说，在地中海的有些港口城市，一直是资本权力为主，而政治权力为仆，之所以不在权力结构上去做更细致的类型划分，是因为其他类型都没有产生足够的影响力，这多少有点类似人类进化，最终只有一支延续，现代国家的崛起，这都是依循政治权力优先组队资本权力然后壮大这一类型）。
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一点，是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结合，才催生了更强大的帝国。以前看一些比较简单的历史科普文的时候，看到有人提到英国怎么总能打败法国，因为英国政府总是能够通过举债，使得财政更具可持续性，这毫无疑问是政治权力受到了资本权力的助力。其实《货币战争》虽然对大量的历史事件，做了不靠谱的解释，但对于资本权力崛起后的影响力，描述是真实的。
在自由主义的近代史论述中，对于资本权力的崛起，给予了非常正面的肯定，而社会主义的近代史观则截然相反。但实事求是的说，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结合的二元专政其实是蛮残酷的。因此，也就面临新的挑战，按照波兰尼的说法，就是“双向运动”，一种反抗资本和政府结合扩张的反作用力，即催生出一种社会权力。所谓的社会权力，并不是说“社会”是新生事物，而是说，“社会”随着精英富余，借助信息传播的发达，开始有了自觉意识（原本的社会，也不是没有精英，比如之前提到的希腊罗马的城邦，社会也可能是统一的行动体，只不过这在后来的一段时期内，发生了断裂。但是因为在欧洲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所以对西方近代的“社会”产生了认同认知理解的作用。而在中国，也不是完全不存在“社会”，比如说各种没有被国家知识形态吸纳的在野宗教的巫祝，他们往往能动员社会，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权力对于被泛称为“白莲教”的民间宗教非常惧怕的原因，因为这是一种可能引发一元地位争夺的潜在动员力。但是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社会”，长期以来是不存在的，到了近世之后，也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了一种类似现代“社会”的自觉。这可以做更细致讨论，但并非本文的重点），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行动单位，于是就形成了三元结构格局。社会通过和平抗争，暴力革命形式不断撬动原本的二元结构专政，典型的就如马克思主义的崛起。而回应这种挑战，在政治哲学上，也出现了对社会主义的亲和性，比如说“密尔转向”，而政治层面，也出现了俾斯麦在德国大搞社会保障制度。
如果要做总结的话，资本的崛起还是关键，因为无论是占据主流的政治权力一元的结构，还是曾经有过的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二元结构，它们始终受限于生产、传播、组织等能力限制。传统政治权力作为寻求政治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寻求租金的方式是受制于短期边际成本的。只有通过引入资本，利用资本的噬利能动性，将市场扩容，降低商品流通成本，从而转进为长期边际成本的核算的（就比如说识字人口率吧，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政府是不会投资太多，去提升识字率的，超出一定比率，就是边际收益的递减。但是到了资本崛起之后，识字率的提升，可以增加商品的产出效率，于是识字率变成了政治权力的长期性投资）。
因此，可以认为，是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结合的二元结构，产生了“近代”，随之社会权力被催生，三元权力的并存结构，则意味着“现代”的产生。不过，三元结构，往往陷入“打地主”的结合悖论，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压榨久了，社会权力可能一举革命，重新洗牌，完成政治和社会权力的结合，这就是一种社会主义式的路线。如果资本权力和社会权力结合，就去掐政治权力，这个时候，往往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宪制模式（比如说前面提到英国举债去打仗，政治权力掌握暴力，信用是可疑的。那作为债务委托发行方的资本和作为债权人的社会，就会联合起来，一起掐政治权力）。而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结合依然是常见的类型，韩国、日本算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现实案例。
应该说，所有的现代国家都具备这三元结构，但是，三元权力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等边三角，在不同生态中，不同三元的权重也是不同的。在大地世界，往往是政治权力常年坐庄，拥有优先组队权。而海洋世界，则是资本常年坐庄，拥有优先组队权。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三元结构还存在很多特殊形式，比如说具体国家，取决于国际产业链的生态位，如果是帝国主义，那么这三元结构就不是“魏蜀吴”关系，而是“刘关张”关系。这也是西方国家内部一度比较和谐的原因，如果国际产业链中的高生态位地位不保，帝国内部自然也要闹。同时，也有些国家权力结构比较畸形，政治的一元权力死死压制其他二元权力。
浩哥：资本是benefit-generation系统的自组织追求体，它天生会制衡cost-infliction系统，即暴力-权力系统。cost-infliction系统，总有冲动去拥有benefit-generation系统能力，比如计划经济、乌托邦。
但只有脱离情感、脱离认同、脱离一切非理性的一心利益最大化的资本，才最大可能性地，在与cost-infliction系统竞争中胜出。马克思那段关于资本的论述是深刻的，但也忽略了一点，资本自身并无好也无坏的intention，最大化benefit-generation是其唯一诉求。
如果一个流动相对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同时伴随有劳动力个体权利诉求的一定程度满足，有利于资本权力的最大化benefit-generation，那么这个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就同时配备了所谓发达的社会。通常这种情况是，劳动力个体不仅仅需要马克思意义上的生活资料得以喘息，还需要不算压抑的个体权利或价值观声张，才能更好地发挥出个体的生产力（这里面有必要创造力成分参与）。资本才有理性动力，主动“为民请命”。
如果一个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但个体的权利诉求未能较好获得满足，而这时资本仍可以最大化benefit-generation，那么这个社会即为低人权优势劳动力市场。东南亚经济开始崛起的时候，资本没有动力声张一个人民实质性民主的社会。因为这个阶段或这个层次的生产，基本不受个体（劳动力）权利声张与否的影响。
所以，资本如果愿意主动为民声张权利，必然是让劳动力更大效力发挥生产力的。其余考量，资本声张权利，主要为了资本自身的安全。资本参与的虽然是竞争性市场，但是利润点的此起彼伏，会使资本之间形成合力和相对一致的权变观念，即拥有了集体行动动员力。作为成本引致暴力行动体的政治权力更不消说。现实中，信息可能是不真实的，更可能是矛盾多元的，而绝大多数非精英个体，其分析信息的认知能力都是明显有限的。况且，政府和资本，也会主动投身动员场之中，扮演有利于己方的舆论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