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简介,历史对马相伯评价,马相伯是怎样的人
马相伯，原名建常，后改名良，字相伯，晚号华封老人。1810年4月出生于江苏丹徒(今镇江) 一个医生家庭。其父松岩及其母、外公外婆均为虔诚的天主教徒。马良生后不久便受天主教洗礼，教名“若瑟”。
1851年，11岁的马良背着父母，孑然跑到上海，入法国人办的天主教会学校依纳爵公学，学习拉丁文、法文及数学、天文等，读书刻苦，成绩优异。1862年，他又入徐家汇天主教耶稣会小修院受“神修”训练，后入大修院攻读哲学和神学。1870年，他获神学博士学位，受神甫职，旋在南京、徐州等地传教。1872年，马相伯任徐家汇公学校长兼管教务，研究哲学和数理科学，翻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百余卷，希冀以西学的传播来冲破封建专制主义的禁锢，开阔国人的眼界，启迪国人觉醒。
1876年，马相伯脱离耶稣会，经其兄马建勋引荐，参与李鸿章的洋务活动。1881年，他随清朝驻日公使黎庶昌赴日本，任使馆参赞，继而任神户领事;回国后，与其弟马建忠同为李鸿章幕僚。1882年受遣到朝鲜襄办新政， 回国后又为李鸿章办洋务。1892年， 再次出任清政府驻日本长崎领事、驻日使馆参赞。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应梁启超之请主持筹设译学馆，事将告成，因政变而未果。他对戊戌变法失败深感惋惜，亦颇惊恐， “目睹清廷腐败，绝意仕途”，从而转向书斋，闭门撰述， 与马建忠合著《马氏文通》，进而走上教育救国的道路。1903年创办震旦学院，自任监院。该校被外籍教士搞垮后，他又于1905年创办复旦公学，即“复我震旦”之意， 自任校长兼法文教授。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 革命日益高涨。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策划立宪，马相伯既反对革命，又反对君主专制， 主张君主立宪。1906年应两江总督之聘，赴南京讲演君主民主政体之得失与宪法之真谛。清廷颁布预备立宪后，马相伯与雷奋等于10月24日成立“宪政研究会”，在上海颐园召开成立大会。嗣后积极发展会员， 两次公布会员名单; 出版《宪政杂志》，发表《宪政研究会章程》、 《宪政研究会纪事》等，大肆宣传立宪。
1907年10月17日，政闻社在日本东京神田区锦辉馆正式成立。不久，由汤觉顿赴上海迎马相伯赴日与梁启超会晤面，表示愿意承担社务， 并于各地讲演立宪问题， 以期号召同志。由于政闻社不设社长，康、梁均不列名，遂推马为总务员主持社务，徐公勉、麦孟华为常务员，张嘉森、张寿波、戴彬等为评议员。
政闻社下设庶务、 书记、会计、编纂、调查、交际六科。其宗旨为： 一、确定立宪政治，使国人皆有参与国政之权;二、对于内政外交，指陈其利害得失，以尽国民对于国家之责任心;三、唤起国人政治之热心，及增长其政治上之智识与道德。 《政闻社宣言》说： “政闻社所持之主义，欲求同情于天下者，则有四纲焉”。即： “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 “二曰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 “三曰确定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 “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为实现其宗旨、政纲和政策，采取三种办法： 一是发行有力之杂志、 日报及实用之书籍;二是调查政治上之事务，通告政治上之利弊，输入政治上之学识;三是关于国家重要之事， 申告政府。同时声明“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这些， 都表明政闻社是一个改良主义的立宪团体。
1908年春，马相伯偕徐公勉等人将政闻社本部迁返上海，派人分赴各省设立分社，社员发展至千余人。同时，梁启超在东京创办的《政论》月刊也迁至上海，作为宣传喉舌。每期60余页，以“造成正当之舆论，改良中国政治”为宗旨，大肆鼓吹立宪。该社一面联络清政府上层人士善耆、良弼、铁良等，企图使清廷蠲除戊戌前怨，开放“党禁”，打击杨度的宪政公会，排斥袁世凯;一面与其他立宪团体联合要求速开国会。马相伯与政闻社社员参与预备立宪公会发起的“国会期成会”的签名运动，继又以全体社员名义致电编查馆，请限期三年召开国会。政闻社的活动及其受康、梁的制肘，这便触怒慈禧太后，触怒清政府顽固腐朽官僚，触怒袁世凯，触怒宪政公会。1908年8月，慈禧以政闻社“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羽，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之罪名，谕令查禁，社员纷纷逃避。1909年，马相伯再任复旦校长，并被选为江苏咨议局议员。资政院中的政党宪友会成立后，他被选为江苏支部发起人之一。
中华民国成立后，马相伯被江苏都督府聘为外交司长。1913年，马应蔡元培之请赴京，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后又任袁世凯总统府高等顾问。他居京数年，历任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平政院平政等职;创办辅仁学社(辅仁大学前身)。他上书竭力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反对定孔教为国教，主张信仰自由，发起“信教自由会”;继而愤懑辞职，离京赴沪，发表《民国民照心镜》，主张立宪共和。因年事已高，遂潜钻研学术。
“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马相伯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工作。1933年马与章太炎发表“二老宣言”， “特以中国学者之立场，以历史掌故等言，证明东三省属中国”。不久，马又与章太炎、沈恩孚发表“三老宣言”，呼吁“全国人民，今日急应一致奋起，予政府以有力之督促，务使东北半壁河山，不至自我沦亡。”1936年4月15日，马相伯对《新世界》记者谈话时说：“必须团结一致，为祖国奋斗之各党派、各团体一致救亡，这是洗雪国耻唯一道路”。指出“今后非国民公意，对内绝对不准枉费一枪弹，对外必要不许吝惜一枪弹”!并撰写《停止党争，一致对外》，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发起组织中国民治促进会、江苏国难会和不忍人会，主张抵制日货，号召为抗日将士劝募义勇捐。1937年3月马相伯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政府委员。上海沦陷后李宗仁请他移居桂林。1938年于右任请他移居昆明，在赴昆明途中留居谅山。1939年11月3日，马相伯弥留之际仍关心前方抗战消息， 4日，溘然长逝，终年100岁。被誊为“反帝爱国百岁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