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解证 | 《黄帝内经》成书年代解析

原创 张维波 腔调中医 2019-08-13

《内经》解证:

对《黄帝内经》的解析与实证。

张维波: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博导,学科带头人。

《黄帝内经》成书年代解析
张维波1,高也陶2,李宏彦1

摘 要:《汉书·艺文志》记载了医经七家,其中的《黄帝内经》18卷并非今本《灵枢》和《素问》。今本《灵枢》和《素问》构成的《黄帝内经》可能完成于东汉时期,蔡伦造纸术的发明和毫针制造技术的成熟是其形成的前提条件。《黄帝内经》有2次大的集成,第1次有扁鹊、秦太医令等医家的参加,以战国时期的语言编著学术理论为主,奠定了该书的基本框架;第2次编簒是东汉朝廷的第2次校书活动(100-110),主要是文字整理和进一步的集成,将医经七家包括扁鹊医学等内容合成为《灵枢》《素问》,并增加了绪论性质的《九针十二原》篇的新内容。

关键词:黄帝内经;成书年代;造纸术;毫针;医经七家

史学界对《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有各种观点,多数学者认为成书于西汉[1-3],也有学者认为《黄帝内经》的主体内容完成于战国末期 [4,5],还有学者认为《灵枢》和《素问》是在东汉的第2次皇家校书时才形成的[6-7]。那么《黄帝内经》究竟形成于何时?到底是什么因素促成了它的诞生?作为中国医学理论的奠基著作,对其成书年代的判断和成书缘由的分析,是准确认识《黄帝内经》学术思想的重要途径。

《黄帝内经》在《灵枢》

和《素问》形成之前的集成

《黄帝内经》的书名首见于《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汉志》记载了医经七家,内有《黄帝内经》18卷。晋代皇甫谧(215-282)首先提出《灵枢》和《素问》就是医经七家之一的《黄帝内经》,并成为后世的主流观点。

《灵枢》(《九卷》)、《素问》两书名最早见于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196),但书中并未说它们就是《黄帝内经》,而且随着《灵枢》和《素问》两书名的出现,医经七家的所有书目骤然消失,其与《汉志》的成书时间仅相隔一百余年,这是为什么?

针对该疑问,俞世伟认为,《灵枢》和《素问》是东汉时期对医经七家的改篡而形成的[6]。俞氏认为古代以竹简和缣帛作为文字的载体,前者用“篇”为单位,后者用“卷”为单位,二者都是图书的一级计量单位,是平行关系,可以互用,因此,《汉志》中的《黄帝内经》18卷很可能只有18篇,它与其他六家医经被重新编簒,共同组成了传世本162篇《黄帝内经》[7],曹东义等也提出了类似的猜测[8]。

黄龙祥的《经脉理论还原与重构大纲》指出,传世本《黄帝内经》中至少有15篇为扁鹊医学的内容 [9] 391-399,有力地支持了俞氏的推论。如果此观点成立,那代表《黄帝内经》实际内容的医经七家是在什么时间和地点集结的?

据多方考察,医经七家的集结年代和地点很可能是战国末期的秦国首都咸阳。《灵枢》有4篇用商代和先秦的尺度记载了古人的解剖数据,说明其形成早于秦朝[10]。

秦国本多名医,如《左传》记载的医和与医缓。《汉志·方技略》论医:“太古有岐伯、俞拊”[11],俞拊的故乡靠近古蜀国鱼凫[12],秦灭古蜀国(前316)后,可将俞拊为代表的医学理论据为己有;仅6年之后,扁鹊在秦国被秦太医令所刺(前310),其所携医书很可能留于秦国,此时秦国已拥有了俞拊氏医学、扁鹊医学和秦国自己的医学,成为医学理论(医经)资料的最大拥有者,并有可能进行了一定的整理和编写,因为秦太医令是医生出身,又是秦国的最高医疗主管,有动机和条件进行此项工作,而97岁高龄的扁鹊能够不远千里来到秦国,很可能是受秦太医令邀请进行医书编写活动,《黄帝内经》中大量使用战国时期特别是秦国的用语[13]可佐证此观点。

但秦一统仅短短15年,就因农民起义被推翻,其资料因战乱而失散,淳于意从他老师公乘阳庆手里得到的《黄帝脉书》和《扁鹊脉书》(前176)有可能就是秦遗留医书的一部分。由于汉朝在秦朝之后迅速统一了中国,这批书陆续被汉室皇家所收集,并被编于《汉志》中。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得原为医经七家的《黄帝内经》内容,变成了传世本《灵枢》和《素问》呢?

造纸术与《灵枢》《素问》的形成

根据俞氏的考证,从《汉志》到《伤寒杂病论》的104年间,有2次由朝廷发起的校书活动。据《后汉书·蔡伦传》记载,第1次校书(108)的范围只是“汉家法”,直到第2次校书(110-120),才涉及到医书,其主要负责人是刘珍。《后汉书·刘珍》载:

“刘珍字秋孙......永初中,为褐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駒鮽、马融及五经博士,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14]763

其中“百家艺术”就包括了医术,而这2次校书活动是紧接在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后的。元兴元年(105),蔡伦向汉和帝献纸,标志着轻薄柔韧的“蔡伦纸”的诞生,那么,蔡伦造纸与医经七家合成传世本《灵枢》《素问》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后汉书·蔡伦传》写道:

“自古书契多编以行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14]726

可见,在蔡伦发明纸之前,竹简和缣帛是文字的主要载体,此前形成的医经七家所撰医书应该是用竹简或缣帛写成的。

钱存信考证指出,在纸广泛使用之前,竹简和缣帛是共存的[15],竹简沉重且体积大,一卷书难以承载很多文字,而缣帛贵,西汉桓宽在《盐铁论》中讲,当时1匹帛大约值720斤大米。因为载体的原因,医经七家每部书籍的文字容量十分有限。

西汉时期仍用简帛写书的另一个实证来自2012年发现的成都老官山汉墓,在出土的文物中,有1具经穴鬓漆人像,其上有经脉样的纵行细线和类似穴位的圆点,说明此时的经脉与穴位开始融合,但其经脉的形式与《黄帝内经》中的描述差别较大[16],同时还出土了920支医简,这便提供了1个时间节点,即在经脉与穴位开始融合但尚未成熟的阶段,还在使用竹简载体著书。

在老官山竹简的内容中,还保留有“敝昔(扁鹊?)曰”的称谓以及大量使用砭石治疗的描述 [17],该汉墓据考证形成于在汉景、武帝时期(前188-前156),说明此时使用金属制的九针进行治疗还未盛行,医简中的主人公也不是“黄帝”,《黄帝内经》的形成应在其后。

《灵枢》和《素问》的字数分别为7.8万和10.9万,总计约20万字,字数如此之多的书籍若撰写在简帛上,所占体积一定很大,阅读和携带都非常不便,而蔡伦造纸的轻薄,使字数较多的《灵枢》和《素问》的诞生成为可能。

由于蔡伦造出了又轻又薄的纸,以其为载体的书籍容量大增,故朝廷产生了将医经七家的医书合并统编,成为指导医生并便于阅读的官方教材(《灵枢·九针十二原》:“必明为之法……易用难忘。”[18]5),并分为两部(《灵枢·九针十二原》:“别其表里。” [18]5),先写比较基础的、与针灸关系更为密切的《灵枢》(《灵枢·九针十二原》:“先立针经”,为里。[18]5),再写治病养生、天人合一理论内容较多的《素问》(为表),用这2部书代替原来写在简帛上的7部175卷医书,并根据内容,在纸介质上重新划分成了卷和篇(“异其篇章”[18]5),形成了有“部、卷、篇”3级书目的《灵枢》和《素问》。

另外,古人在著书时喜欢假托古圣贤之名,黄帝之名曾在西汉初年被道教人士大量使用,形成了黄老之学。

东汉刘珍等归纳黄帝、扁鹊和白氏等医经为一家时,将各书中的问答角色统一改为黄帝、岐伯等人的问答,是符合当时习俗的,幸而改动之前的对话人物如“襄公问扁鹊曰”,被王叔和的《脉经》、谢士泰的《删繁方》及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辗转保留[9]386-391,而对话的内容却复见于《灵枢》《素问》,为此次编篡活动的人物调整提供了重要依据。

微针制造技术促成了《灵枢》的诞生

《灵枢》带有绪论性质的篇首——《九针十二原》道出了该书的写作动机,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异其篇章,别其表里,为之终始。令各有形,先立针经。” [18]5

该书是由“养万民,收租税”的皇家组织编写的,由于皇家的财政由租税支撑,如果百姓多病,也影响到皇家的收入,故撰写一部能够指导整个医疗行业,让百姓少生病、多干活、多交租的医书,成为编簒《黄帝内经》的一个合理动机。同时,此篇“绪论”还道出了微针的发明是《灵枢》诞生的直接原因,

“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 [18]5。

针具的发展经历了砭石、铜针和铁针3个阶段[19]。在扁鹊时代,针灸的治疗以砭石为主,其针体较粗,针法比较简单,多为泻血疗法。

微针的补法(手法、留针等)是扁鹊医学之后,甚至可能是医经七家之后才出现的医疗技术。在黄龙祥确认的《黄帝内经》收录的扁鹊医籍中,看不到任何细致的针灸手法的描述。谈及针刺,仅有刺血脉的泻法,如:

“若扁鹊者,鑱血脉,投毒药。”(《鹖冠子·世贤第十六》[9]57)。

在仓公淳于意(前215-前140)行医的记载中,已经有了经脉、络脉和腧穴的概念,然而所用的器械和疗法仍然是鑱石和砭灸,即:

“当论俞所居,及气当上下出入邪逆顺,以宜鑱石,定砭灸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20]。

由于用砭石刺破血管的方法存在一定的危险,因此导致的医疗事故当不在少数,《黄帝内经》的作者才有了用微针替代砭石(“无用砭石”)的想法。

用微针代替砭石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能磨制精细砭具的石料不足。扁鹊来自山东一带,那里正是产砭石的地方[21],但作为全国性使用的医疗工具,山东的砭石原料显然不够,而汉代铁制针具的制造工艺则日趋完善。

南朝梁官吏王僧儒(465-522)在回答全元起询问砭石时说:

“季世复无佳石(砭石),故以铁代之耳。”(《南史·王僧儒传》)[22]

此话出自刘珍校书之后二百多年,证明铁针在南朝(季世)已全面替代石针,与《九针十二原》中“无用砭石”的目标相呼应。

金属的出现,为制作更细、更坚固的针具奠定了基础。1985年,广西马头乡西周古墓中出土了2枚青铜针,通长27mm,其中手柄长22mm,针身长5mm,粗1mm,由于有较长的手柄,推测是用于浅刺[23],不是用于长时间留针。

铜对人体有毒,其柔韧性远低于钢铁制针,若制成细长的针,则较易折断。《九针十二原》所描述的“九针”中部分针体如“长针”的长度用汉尺换算可达10余 cm,如此长的针只可能是由钢铁材料制成的[24]。

西汉中期发明了百炼钢或铸铁脱碳钢的冶炼技术,其韧性比生熟铁要好很多,是制造长针和毫针的理想材料。从最初的技术发明到应用于医疗器械的制作需要一段时间,特别是精细化的铸形技术,而发明造纸术的蔡伦恰好具备了这一条件。

《后汉书·蔡伦传》中记载,蔡伦在汉和帝期间任尚方令,主管皇庭制造业,在永元九年(97),

“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

蔡伦负责给皇室制造陪葬的兵器,这些陪葬物一般造得比实物小,而九针的形状与兵器十分相似[25]。

九针中最重要的当属毫针,因为它可以实施针刺的补法,补法的创立使运用补泻调节人体阴阳平衡成为可能,在这样的科技背景下,朝廷看到了推广微针技术治愈疾病的可行性,故认为系统撰写一部指导微针调通经脉的书籍成为当务之急。

毫针的特点是可以“微以久留,正气因之”,是一种典型的补法,该法需要将很细的针长时间地插在组织中,对针具的要求极高,因此推测它是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最晚诞生的,故被放在《灵枢》的最开始,给予重点介绍,并在后世迅速得到了普及。

“微针”一词仅见于《九针十二原》,《灵枢》其他篇未见使用,也说明《九针十二原》的写作晚于《灵枢》其他篇,即《灵枢》一书是先有了主体内容,由编簒者整理时增加了《九针十二原》篇作为“绪论”而成。

刘珍等第2次校书中的“正文字”可能还包括对《黄帝内经》语言方式的修改,以适应当时的习惯。

蒋重母等通过对《素问》疑问句和常用词汇使用方式的考证,发现与汉代的语言风格相同,故认为《素问》形成于两汉[26, 27];而李今庸对《黄帝内经》中一些重要名词进行考证,发现与战国后期特别是秦人的习惯相同,故认为《黄帝内经》形成于战国晚期的秦国[13]。

笔者将《黄帝内经》的形成分为战国晚期和东汉2个阶段,调和了上述矛盾。

《黄帝内经》在第2次编簒之后,又几经整理。其中《素问》在王冰次注后,又由宋代官方校勘印刷,形成传世的宋本《素问》。

《灵枢》曾一度失传,1092年由高丽国传回后,经史崧校勘,形成了传世的史崧本《灵枢》。期间,又增添了部分篇章,如“经脉篇”“运气七篇”等,最终形成了今本《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形成的整个过程见图。

附图.《黄帝内经》成书年代时序图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

①《黄帝内经》的基本内容已经存在于医经七家中,其集成可能是由秦太医令主持,有扁鹊等名医参加完成,地点就在秦国的都城咸阳。

②以《灵枢》《素问》两部形式构成的《黄帝内经》可能完成于东汉皇室第2次校书活动(110-120),其物质前提条件是蔡伦造纸术(105)的发明,以及九针特别是毫针制造技术的成熟。

③《黄帝内经》的第1次集成因有扁鹊、秦太医令等医家的参加,其内容以学术为主,主要使用战国时期的语言写成,奠定了《黄帝内经》的基本框架;第2次编簒主要是文字整理和进一步集成,将医经的七部书包括扁鹊医学等内容合成为《灵枢》《素问》两大部,并增加了绪论性质的《九针十二原》篇等新内容。

志谢感谢为本文提供宝贵线索的 “中医多学科沙龙”和“九针”两个微信群中的专家及提供古文献资料的郁文韬博士。

文章来源 中华医史杂志

参考文献:

[1] 张登本.《黄帝内经》成书的西汉文化背景[J].山西中医学院学报,2013,14(06):2-11.
[2] 夏小军,谢君国,张士卿.《黄帝内经》成书年代考[J].甘肃中医,2009,22(05):4-5.
[3] 吴文鼎.《黄帝内经》与“黄老学派”——《内经》成书年代别考[J].上海中医药杂志,1982,(09):36-38.
[4] 达美君,张宁.《黄帝内经》成书年代述考[J].上海中医药杂志,1994,23(07):34-36.
[5] 冯文林. 情景语境下的黄帝内经成书研究[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6,12(08):1013-1014.
[6] 俞世伟.《黄帝内经》与《灵枢》、《素问》关系考析[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93,12(03):58-60.
[7] 俞世伟.《灵枢》成书新识:《黄帝内经》等医经合编成《灵枢》的考证[J].中医文献杂志,1994,(04):21-23.
[8] 曹东义,王生茂,郭双庚,等.《素问》《灵枢》热病成就分析[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医学版),2008,25(04):1-4.
[9] 黄龙祥. 经脉理论还原与重构大纲[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
[10] 高也陶.《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新议[J].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09,21(02):27-30.
[11] 班固. 汉书艺文志[M]. 颜师古.第2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
[12] 吴丽莉,潘亚敏,高也陶.上古名医僦贷季和俞跗与《黄帝内经》思想源头[J].医学与哲学,2016,37(12A):83-87.
[13] 李今庸.《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和成书地点考[J].河南中医,1981(3):25-28.
[14] 范晔.《后汉书》[M].湖南:团结出版社,1996.
[15] 钱存信. 书于竹帛[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72.
[16] 梁繁荣,曾芳,周兴兰,等. 成都老官山出土经穴髹漆人像初探[J].中国针灸,2015,35(01):91-93.
[17] 李继明,任玉兰,王一童,等.老官山汉墓医简的种类和定名问题讨论[J]. 中华医史杂志,2016,46(5):303-306.
[18] 河北医学院. 灵枢经校释[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
[19] 马继兴. 针灸学通史[M].湖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34.
[20] [汉]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2816.
[21] 张维波.《山海经》砭石地理考证[C].第二届全国砭石疗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北京15-16.
[22] [唐]李延寿. 南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5:1461.
[23] 钟以林,班秀文,黄瑾明. 九针从南方来的实物例证——广西武鸣出土青铜针灸针初探[J].广西中医药,1987,10(03):33-36.
[24] 沅汀. 从出土文物看《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J].河南中医,1983,(02):18-20.
[25] 白兴华.《内经》之“微针”释义[J].中国针灸,2014.34(02):203.
[26] 蒋重母.《黄帝内经·素问》汉代成书说补正[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4,34(2):60-62.
[27] 蒋重母,邓海霞.《黄帝内经·素问》成书年代考证[J].求索,2011,11(3):13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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