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哀思常存一千天，三载不见泪落尽”这是堂哥写的一句话。是啊，七伯已经离开我们三年了。三年来，这样的悲伤、这样的无奈、这样的哀思可曾有丝毫减轻？这篇已经写好很长时间了，却迟迟不敢发表，我知道有些文字是会刺痛人心的。现在连告知我噩耗的张正印老师也溘然离世了。真是世事无常，来日并不方长啊！遇七伯三周纪念，终于决定把这篇文章拿出来，以寄怀念、思念、哀念之情，望大家能珍惜当下，终得幸福。（郭学谦）
这个题目我已经在各种笔记本上写过几十次，但是一写就搁置。今天或许又是这样，一是思念太过沉重，二是回忆太过清晰，三是思想太过杂乱。这都不适合于怀念七伯。七伯于我来说是一种精神高地，一种情意寄存。我总觉得，要说七伯，就应该焚香净手，虔诚而立，或许眼含泪水，但必须心中向阳。我并不是第一个接到七伯得病的消息的。2016年12月16日下午下班后，我开车正往家走，突然接到张正印老师的电话。张老师问我有没有去看望已很病重的七伯？我一下就懵了，七伯一向身体健康，虽然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但那都是常见的病。再加上前些日子堂弟孩子满月宴，七伯还带一家人回来庆贺，庆祝完后准备回家的时候还特意交代，今年的生日和六伯不再一块过了，免得大家跑来跑去。还有，前几日七伯还带队到县上开展市级教研活动，当时还有说有笑，更是神采飞扬！张老师说，你不知道就算了？在我的一再追问下，张老师告诉我七伯得了脑梗，继而安慰我，让我等七伯的电话。我到家后，就一直郁郁寡欢，本来就准备打电话告诉七伯单位最新的安排。我知道我些许的进步都会引来七伯极大的高兴。七伯于我来说不善言谈，所以所说之话，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与七伯有一共同特点，都喜爱教育到痴迷的程度。这也是我与七伯并不太多的聊天中最为主要的话题。在教育上，七伯一直是我的榜样。我努力的奋发向上，也因为父亲告诉我，七伯所有的成就都因为他近乎痴狂地学习和工作。我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着我曾经给七伯写过的一首诗歌：能到教育局工作全靠七伯的支持，我与艳娥同在教育一线，艳娥的教学演讲水平均和我不相上下，记得那年教育局演讲比赛我们兄妹同时上台领奖，都是二等奖。艳娥与我相比，与七伯关系稍近一些。但是七伯却选择一味的支持我，让我到教育局展现更大的作为。我欲离开教育局去人大工作，并不敢第一时间告诉七伯。待事情全部说定，我才敢战战兢兢地告知。七伯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不满，只是让我继续努力。七伯鼓励我应该试着走走另一条路，让我好好工作。至离开教育局到人大工作，我就更加理解七伯了。我的大多朋友都在教育系统，所有教育上的任何变化我都能一一俱知。而七伯与我相见，再谈，必定只是教育。教育质量怎么样？学生的作业多不？哪个学校课改搞得好？哪个学校还需要在什么地方加把劲？谁当校长了？谁又下了？课堂应该怎么做？教育应该怎么做？教育研究怎么才会有更好的天地？还常常会提起他一直关注的几个朋友的状况，像闫红、李宏等等。我们往往能聊一两个小时，说到自己的时候很少。更有的时候，七伯会在市教研所组织的检查过程中，找一些高考模拟试题，托我交给教育局的负责同志。其实，与七伯聊天，在和不在教育局工作，我的心境是大不一样的。在教育局时，七伯总能轻而易举地捕捉到我的信息，小到待人接物、走路姿势，大到我分管工作的完成情况，态度想法等等。大约在五年前，七伯从渭南到白水组织教师培训。傍晚叫我到面粉厂的住处，狠狠地批评了我两个多小时。话说得虽然听起来柔风细雨，但是却句句带针，让我着实出了好几头汗水。其实我有什么做的不好，当时也是一头雾水，最后才知道七伯听人说我走路趾高气昂，待人接物不懂礼数，不懂得感恩。我不知道谁给七伯反映了这样一个信息，我历数自己的过往，深刻反省。七伯指责得对。任何时候我都不能忘了约束自己的行为。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就确定了自己的人格理想，那就是与人为善。我也坚信越善良越幸运，不够幸运则说明我还不够善良。我坐在沙发上，静静地想这些事情，房子的空气忽然凝滞了起来。岳母问我怎么了，一句话不说，回到家不吃不喝就傻傻地坐着。我告诉岳母听说七伯得了脑梗正在医院治疗。岳母也检查出来有一块小小的脑梗。她说，年龄大了这个算是正常，希望我不要太过担心。话还没说完，十爸就打来电话。又是隔了好久才开始动笔，写这篇文章确实让我痛苦，那样历历在目的温暖场景，突然结冰，冷冷地在身上肆虐。十爸的电话总是很唐突，总在夜很深的时候打来，而且多半都要告诉我一些让我不能心安的消息。十爸问我在什么地方，是渭南还是白水？为什么没有去渭南？什么时候去？他也想去，去的话能不能带上他？十爸一改往日说话的大喊大叫，变得神神秘秘。十爸断言七爸得了不能治愈的病了，他不让我告诉别人，更不要告诉别人是他告诉我的。他也不知道，只是从家里其他人忙碌地收拾七伯的老宅猜到的。我很不礼貌地指责了十爸，认为他杞人忧天，胡乱猜测。时间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我也不能打电话再找人确认。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打电话给了郭军哥，他的声音里尽是无奈和悲伤。七伯的突发重病一下子把他推向了生命难以承受的地步，一方面要努力地为治疗想方设法，一方面要计划料理七伯的后事。他把巨大的痛苦悲伤全部掩埋于繁琐的照料计划之中了。郭军哥告诉我，七伯突发大面积脑梗，从前天晚上住进医院，至现在已经做过了两次手术，现在在ICU病房里，没有医生许可，谁也不许探视。而现在，唯一能够进去的就是在医院上班的忠军，他从西安、上海请来了好几位权威专家，多次会诊，均无济于事。听了郭军哥的话，我更加恐慌了，更加迫切地想要见七伯一面。我和李宏一同前往，半路上就接到了六伯和父亲打来的电话。父亲也是准备去的，半路上也折了回去。他们，还有已经准备去渭南的王杰哥要一起回老家。父亲说，明天，最迟后天，他和六伯就会把七伯接回家。六伯不建议我前去探望，他说什么作用也起不了，人也见不上。但是我却从没有像当时那样坚决过，我必是要见七伯一面的，哪怕远远地看一眼！虽然从清晨出发，但是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很迟。这一路走得也太过煎熬。在ICU病房门口，几个堂哥、表姐、卫娟守着。郭军哥在手术室门口放了一张很小的户外床，一脸疲惫，胡子拉碴。忠军说话已经很是无力，而要说话，必是从病房出来，被一群人哄而围了的。他告诉大家一些似乎振奋似乎无望的消息。郭军哥从心里接受七伯无法治愈肯定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的。我坐在他的旁边，他絮絮叨叨地给我不停地说：怎么这么突然？一句话也没留下，什么也没交代？怎么这么急？大家由学军哥或者武军哥安排，轮流待在这儿，但是所有的人都不愿意离开，都嚷嚷着让别人去休息，似乎憋足了劲要等七伯从ICU出来。在ICU病房门口我们就这样静静地等着，卫娟和媛媛守在门口，几乎寸步不离。八伯、堂哥和表姐坐在血库的门口，我和郭军，以及志杰、李宏几个朋友坐在手术室门口最西边。七妈会时不时的带着还很幼小的卓颖来探望，大家害怕七妈太过伤心，拒绝她守在这儿。七妈神情确有些恍惚，她怪七伯一天天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吃饭不按时，光知道工作；怪他就是退休了，也不愿在家里好好待着，享受天伦之乐；怪他每天为了教育奔波，饥一顿饱一顿，钢铁人一般。每天中午2:00是探望的时间，在探望前又来了许多亲戚朋友，大家都踊跃地想要进去。但是护士堵在门口，说出了更为严厉的要求：不准喧哗，不准打电话，轻声慢步，而且最多只能进去3个人。幸好有武军哥的安排，我才进去了。在一个非常大的病房里，住了好多病人，病房里医生护士行色匆匆。七伯的病床挨着北窗，我们就扶着窗子，隔窗看着近在咫尺却远在天边的七伯。七伯是南北睡着的，他的头对着窗子，被纱布包裹着，隐约能看到不太清楚的脸面。身上插满了各种各样的管子，一动也不动。任凭我们多么急切，多么悲伤，都一动不动。或许七伯的生命体征只能从旁边各种各样的仪器知道，探望或者没探望的，都只能等着一个又一个医生，或者专家，或者只能寄希望于七伯本人，渴望生命奇迹的出现。很快，我们刚一出去，就面临了一个很难的抉择。要给七伯头部再做一次CT。提出这个要求的就是忠军请来的某一位专家，因为他要做更为确切的诊断。他的要求并没有被其他医生认可。七伯的生命体征太微弱了，他们担心出了ICU就有可能再也进不来了。其实那个专家的话，我们都能听懂。他只是想诊断出一个确切的时间。专家把决定权交给了所有家人，但是所有家人在这一刻都显得是那样的恐慌、害怕、担心、悲伤。慢慢地出现了两种声音，越年龄大的越坚持保守治疗，生命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只能多给七伯一些时间，让他和强大的病魔斗争，出现奇迹。年龄小的，尤其郭军哥、忠军他们最是坚决。他们说，我想侍候爸爸，哪怕他半身不遂，哪怕没有知觉，只要他在我们身边，我们还没尽孝呢？其实两种意见目的都一样，都希望七伯能缓过来。这样的决定是一个太过沉重的话题，没有谁能拿七伯的生命冒险。在我们正在权衡的时候，那位远道而来的专家放弃了CT检查。大家一直这样焦急地等着，不愿吃饭，不能入眠。忠军更是寸步不离，大家多么盼望他突然从病床出来，一脸灿烂的笑容，说声，好了，奇迹出现了。我们去吃饭，给忠军提了饭。他已经非常疲惫。在大家的一再要求下，提着饭到自己的病房休息室休息、吃饭。只是一瞬间的时间，他又会下来。没有他，我们守在ICU门口就如同一群瞎子、聋子。其实，忠军到最后也已经变成了聋子瞎子了，我们是看不懂听不懂，忠军则是不愿意听，不愿意看了。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这种情况下，第二天，我就被安排离开了医院，回家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到我敲打这篇文章的时候，七伯已经去世一年半时间了，但我还是想不通，他是那样的乐观，那样的健康，那样的硬朗。他每一次与我交流，都像是一阵严肃而和煦的风。七伯对我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我那个时候在农村中学任教，对进步进城均没有过多的考虑。同事说，你伯在教研室，你抓住机会，一年弄几个论文证，以后评职称用。这算切身利益，于七伯来说更是非常简便的事情，但我从未张过口，我坚持写论文，只渴望被七伯发现。记得有一次我坐七伯单位的老吉普回家，出发前我就知道教研室要聘请一批教研员。当时的我并不自信，用细微的声音问七伯。七伯连看都没有看我，只是说，你还年轻，等历练历练再说。历练这个词，从七伯口里说出来，很是沉重。七伯的每一步成功都是因为不断地历练，尽己所能地历练。听母亲说，七伯是她的老师，同样的课总能教出不同的感觉，而所有的同学最乐意地就是让七伯代课。及至我做了老师，才体会到，所有课堂的精彩均来自于平时的努力。我常常说，上课时，老师就要做学生的朋友，一起学习、成长、收获；下课时，就要严肃地做一名教师，认真的读书、交流、做学问。带着这样的风格，我的课堂也收获了不菲的成绩。父亲说，七伯一步一步的成功都是奋斗出来的，勤学、苦学则是不二法宝，七伯就是通过这两样法宝从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成长为教导主任、校长、教研室副主任、主任的。我理解了历练的意思，其实当时的我，只是在努力思考着教育，并没有体系的思想成果，所以我要做一名教研员确实需要好好历练。2004年，英子经七伯的引荐，也凭着自己非常高的教学水平（她在新华学校英语组教师赛教中常常获得一等奖）进城做了私立学校的教师，我则在杜康一中连续做了3届毕业班的语文老师。我们各忙各的工作，常常一个月也见不上面，连生孩子的时间都没有了。本来没有进城打算的我，必须考虑了。多亏有七伯，他与时任教育局长关系极好，就推荐我到了教育局办公室工作。当时七伯还没有退休，每次教育局召开中层会议的时候，他也列席。我是作为文书参会的。每次开会七伯都盯着我，总怕我出错。会后常常也会教导我一番：如何把会议记录做好，如何把主要领导的讲话一句一句都记下，如何在会议期间和大家交流，给领导倒水等等。七伯在教育局人缘极好，被好多同事认为是“最有智慧的人”。我刚进教育局，七伯就给我找了几位前辈做老师，指导我起草公文。我也算不辱使命，半年时间，就能写出较好的教育局工作报告。万局长拿着我写的稿子，对着七伯，在空中扬一扬，微笑着说，很好，出师了，事情一个个都能拾清了。这个场景我一直记着，我觉得这是我对七伯最好的回报了。而在我心里久久不能淡忘的还有七伯躺在病房的样子，那样隔绝、那样安静、那样的凝神静气。我多想那样的画面能够停滞。我一回头，就只能看到那幅画面，那副让我们悲伤无奈，又有着些许幻想的画面。我从医院回来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19日。六伯和父亲再去渭南，一起将七伯接了回来。能拿主意将七伯接回家的也只有六伯了，虽然在家里六伯比七伯大不了多少，但是七伯对六伯的尊重却着实让人羡慕。七伯总说：“听听你伯怎么安排？”六伯在家，距离再远，七伯总要按时按点，带着儿孙郑重其事地回家。七伯躺在救护车里，打着点滴、吸着氧气，由六伯、父亲、忠军一路陪同，其他人开两辆车一前一后就回了家中。我们将七伯轻轻地抬到床上，手从腰间划过，能感觉到一阵让人安宁的温暖。七伯的呼吸很不稳定，不断有痰卡在喉咙中。卫娟一直守在七伯的身边，拿吸痰器给七伯把口中的痰吸出来。七伯的脸色还是那样的黯淡，但并不憔悴。村里的老人进来了，摸摸七伯的脚，挺热，说没问题，能恢复的。老亲戚何叔是一位医生，一辈子行医，耳朵不好使，戴着助听器。他进来给七伯切脉。脉象正常，一切越来越好。但是痰却越来越多，卫娟守着一动也不能动。按照老人们的经验，要把七伯扶起来，从后背拍一拍，把这口谈吐出去。我们照办，似乎有些作用，但瞬间就不再好。忠军开始纠结，不断地唉声叹气，后悔把七伯拉回来，什么仪器都没有，什么设备都用不上。他甚至和郭军哥商量，想把七伯送回渭南中心医院去。七伯的同事、朋友闻讯都来探望，一波来了一波又来。印象最深的还是万局长，他一进门就大喊七伯的名字，声音很是洪亮，七伯竟然回应了一声，像是一口特大的痰吐了出来。大家都乐了，觉得七伯真的会好起来。张正印老师说，都散了吧，人太多不利于恢复。在六伯家，大家一个个都换了原来的愁容，一朵乌云就因为七伯这一声有些清醒意识的回应突然散去了。张老师说：不服不行，老槐树是有灵气的。大家要相信，奇迹会出现的。探望的人陆续走完后，我也被安排回了城里。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县医院的专家给出了新的诊断结果：人没有多长时间了，并发症已经出来，肺部已严重感染。但是我们都固执地不相信这样的诊断。21时15分，当我与另一位朋友驱车过林皋湖的时候，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七伯已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欲扭头回去，却被制止。让我到县里联系张老师，完成悼词、生平简介、对联一应事务。恰逢学良四年之后回家，并有侄子小苹果，这算是天大的喜事。他于回来前就念念叨叨，并将准备好的年礼寄了回来，可是这礼还未来得及送出去，他还未见七伯一面，七伯竟然撒手人寰。这副对联也拟得早，里边透着喜悦与祝福，而现在竟然丝丝地都是悲伤了。黄色本就是为了寄托佳节的哀思。年过近半，我每每回家，第一眼就能看到这幅对联，就莫名的有些难过，与七伯在一起的一些场景就在眼前闪现。那日我抱着腾腾回家，进门前她竟要用手去撕。我阻挡未及，她撕下了一角。我也算莫名地气愤异常，恨恨地指责了她。及至去年过年，为了贴上新的对联，岳母就把老对联撕了去。我说，怎么这么快，我还准备拍张照片留作纪念呢。岳母说：哭得再厉害，钱烧得再多，再沉重的思念都无济于事，这都是活人的心思，老人是听不见的。七伯刚去世后的那几日，岳母多次劝我吃饭，劝我休息。我不知饥饿，失眠了。其实我所承担的事务并不繁重。而是因为，我在翻阅组织部的档案，读七伯的书籍《教学摭笔》时，想象七伯的过往、艰辛、奋斗、开拓的时候，他的形象又不断地被重塑。七伯做过10年农村中学的班主任，做过8年的教研室副主任、8年的教研室主任，获得市级以上奖项的论文80余篇，入选国家重点期刊的论文20余篇。2007年退休后，又被返聘到市教研所从事教研工作，到2016年年底，刚好10年。七伯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把事做到了极致，也把人做到了极致。毋庸置疑，16年的教研室经历是七伯最意气风发的16年。我每每都能想到七伯在全体专干校长例会上宣读各种通报的情景，那样的神采飞扬，连同脸上洋溢的自信也在灼灼闪耀。而他辛辛苦苦写满数字的那些宣读的册子，都是诊治白水教育重疾的一副副良药。而让我羡慕的还有，七伯与万局长的那种彼此佩服，相互信任。我也大胆地断言，七伯在任教研室主任的8年时间，是教研室真正发挥教研作用、跨越发展的8年。七伯在他参加的最后一次全县校长专干例会上说：“八年来，在教育科研工作没有‘立法’，地方也没有法规政策，但人人都认为重要的特殊岗位上，我和同志们一不靠政策压，二不用制度卡，在柔性工作上刚性发展，靠诚信团结同志，用情感维系上下左右关系，靠坚韧不拔的毅力努力干好工作，推动事业发展。”这就是七伯，有温暖、有感情、有原则，有毅力，有成就。但是当我翻看七伯的档案的时候，在读他的其他著作的时候，我才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工作以前的七伯是被深深刻上时代烙印的，也算尝尽了人间的苦涩。七伯是从饥饿中走过的。七伯幼年时刚好处在农业合作社和大跃进时期，全村四百多人在两个大灶上吃饭，一家七口人领一砂锅面和两个馒头。砂锅面里全是面汤，少有面条。馒头是用玉米、糜子做成，大家肚子都填不饱，一天天饿着肚子过日子。小学时候的七伯，正是1961年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吃的是用豆腐渣或是榆树叶、玉米芯磨成的面做成的馒头，从野地里见着能吃的就挖回来吃，一家人吃得中了毒，浑身浮肿。七伯是在寒冷中熬过的。1964年七伯如愿上了高小。吃不饱是社会的通病，自不必说。寒冷也很是害怕。我记忆中的冬天，一入冬就冷得怕人，何况七伯比我早了27年。在冬天，他穿着既薄又烂的空心棉袄、棉裤，手上肿的像打了一层蜡，脚上裂的口子一个挨一个。还有文化大革命，大祖父被错误地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七伯曾两次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力，十一岁的他瘦骨嶙峋，体重不到30公斤，整天干着重体力活，工分却按儿童对待。家人鼓励他学些手艺，求得生存。他学泥水匠、木匠，还拜师学过席匠。师父教他破苇子、推碌碡碾眉子、编席边，就是不教他如何编席。他心灵手巧，用心体会，终于编得了整块席子，每张可卖三元钱。该是上初中的年龄，七伯却被生产队当做小民工使唤，先到西韩铁路合阳段打隧道，苦熬几个月，手上脚上都是伤,忍饥挨饿，步行近百里才可回家；后又步行200里路到石堡川友谊水库运土、运石一年有余。那时候，不管路途还是做工，总在饥饿寒冷之中。其实七伯所经历的这些，我的几位伯父、父亲、叔父都是经历过的，这些深重的苦难磨砺了一代人的精神内涵，拖不跨、压不烂，饿不死，关键还是心中向阳。我常常惊喜父亲的乐观，觉得再大的坎坷，他都不眨眼地往前走。翻看七伯的简历我就理解了父亲，也通过七伯看懂了我们家族所展现出来的那种阳光和境界。在我正回味七伯这样的艰辛的时候，一位七伯的同学偶尔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她知道我与七伯的关系。一进门就给我聊起已经去世了一年半时间的七伯。她说，不知道谁写的生平，竟然将七伯上学的时间写错。她特意叮嘱让我记下。生平是我写的，当时写的是1972年9月至1974年7月在大荔师范上学。正确的是1973年12月到1975年7月。她接着说，他们给七伯起了个响亮的名字——“红小兵”。这个可爱的名字，竟然曾经用在七伯身上。掩卷去想，我就想到了一群阳光少年，他们风雨洗礼之后突然涅槃。而七伯最是那个珍爱生活、活跃快乐的人，背着一个黄色的军用挎包，戴着小军帽，在蓝天白云下走着、跑着，跳着、舞者，笑声传了一路，快乐也撒了一地……大概是去年的某一天，看到七妈在朋友圈发的一则消息，出售七伯曾经驾驶过的电动汽车。开始我并不理解，觉得这物件是应该留作纪念的，但是慢慢地我就懂了。思念越重伤人越深。我理解七妈必然是睹物思人，这种伤人的思念并没有好处。若七妈真的能够释然的话，去看这些曾经的物件，那就会感到一丝温暖。不能释然的话，则会令她满腔心酸，也势必影响整个家庭的氛围。七伯的遗像是一张蓝底彩色的照片，那张照片估计照于七伯退休后的某一天。照片上的七伯一脸富贵，满面春风，但是这样的照片最是让人伤感。母亲去世以后，我是不大容易哭的，而且也坚决地认为，哭并不代表伤心的程度。在七伯的追悼会上，在市教研所同志回忆和七伯在一起的那些丰富多彩、美好无比的场景的时候，我看着七伯的遗像，终于忍不住地流下了眼泪。而当我看英子的时候，她已经像是一个泪人了。而最悲伤的莫过于郭军哥。郭军哥和我是师范毕业，朗诵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但是那日他读答谢词，我一个字都没有听清楚，听到的全是哭声。而这样的悲伤与思念，并不只在那一时一刻，悲伤的人也不仅我眼见之人。父亲常常给我说，再去渭南了就去你七妈那里转转。而我若要去，学军哥多半都会在。他若去渭南，第一站必然在七妈那里。还有武军哥，一年半时间过去了，他似乎都不敢提渭南，更不敢到七妈那里去。他说，一想到就是一阵心痛……我终是转发了七妈的信息，并在网上开始不停地吆喝，甚至于要把这辆车子介绍给一位表姐去用。从那时那刻起，我看到了七妈的形象越发地坚强与伟大。而七妈的更伟大之处则在于她要带着一家老小走出这段悲伤，完成七伯没有说出的遗言。今年年后不久，十妈因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七妈带着很是繁忙的一家人赶了回来，到家已是晚上九点多。七妈始终守在十爸家门口的房子里，总要帮些忙做些事。那夜我与忠军躺在四处漏风的大房底下。我们聊着以后的打算，他叮嘱我如何让自己的牙齿更健康。已经是凌晨3点，他还给我不停地交代，而我在他的声音中早已进入了梦乡。忠军是把工作当事业的人。英子年前到渭南看病，忠军将他的食堂卡交给了我。他告诉我，他一下班食堂就没有饭了。他不忍心那些排队的病人一等再等，每天下班都是别人快要上班的时间。当我们问及他的辛苦的时候，他总是微微一笑，反问我们：“那些排队的人呢？他们排了一个早上，容易吗？”郭军哥总是一副笑脸，他也在努力而乐观地工作着。我若去渭南，总不敢打扰。那次在渭南相见还是在医院，他和卫娟来看英子。他没说两句话，电话就来了。正是年末，单位的事一个接一个。他很快处理一个，又要处理另外一个，思路极其清晰，效率也异常的高。但是话却似乎永远都说不完，而他那本来很漂亮的手机后边总背着一块充电宝，显得笨拙而可爱。我能理解他的繁忙，办公室主任的差事本来就是很难很苦的事情。他临走时还特意告诉我，过年回不去了。卓鑫要到上海去敲架子鼓，东方卫视的春节晚会，他今年要上台表演。这可是七伯最引以为豪的孙子。堂弟结婚，他敲架子鼓的情形一下又浮现了出来。而七伯那样急切、希望、鼓励、赞许的目光也同时在空中永远地闪烁着……
作者简介：郭学谦，白水县云台镇古槐村人，陕西省作协会员，白水县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散文集《你是我今生最美的相遇》《过往》，诗集《这莫不是一次错的相遇》，入选《长安诗风十人选》《长安风诗选中国当代诗人卷》《难忘的时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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