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亚战争18–瘟疫流行
上篇《是战是和》里面咱们说过，法国派出一支远征部队前往多布罗加，这支混编的法国部队一路前进到达多瑙河三角洲，也没有找到俄军大部队，只是波祖克兵跟俄军的哥萨克骑兵有所接触。在图尔恰(Tulcea)波祖克们见到哥萨克骑兵掉头就跑，把他们的法国指挥官丢给了敌人，让他们全部光荣殉国。28号的战斗波祖克们表现尚好，这次是哥萨克骑兵退了，然后波祖克们便发挥匪性，对占领的村庄不分男女老幼进行屠杀，割下人头带回去领赏。土耳其人也认为这是一场圣战，针对基督徒的圣战，以带回的基督徒脑袋论功行赏。
法国远征部队搜寻俄军未果从多瑙河三角洲撤回，三角洲地区沼泽密布瘟疫滋生，霍乱在波祖克和法军中开始流行。路上不断有士兵因病而死，波祖克们遂作鸟兽散，最终8月7日损失了一千多人的法军回到瓦尔纳。
留在瓦尔纳的法国兵也好不到哪里去，联军的营地里此时也是霍乱流行，瓦尔纳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植物茂密，特别适合传染病的爆发。传染病据说一开始始于南欧，由法国的运输舰带入土耳其的保加利亚。传到瓦尔纳的时候，炎热的天气加上不卫生的环境，让瘟疫一下子爆发起来，从法军军营很快就传到英军军营。内陆吹来的热风带来大量苍蝇，士兵们开始呕吐腹泻，然后在他们的帐篷里死去。虽然霍乱曾经在英国流行过不是什么新的传染病，但那时候的人们还不知道这种疾病的流行跟卫生有关。控制传染需要遵守严格的规章制度：所有病人的排泄物都要消毒，衣物掩埋，饮用水必须煮沸。炎热的天气让这些措施难以施行，公共场所一直污物横流，卫生制度形同虚设。病人数量急剧上升，瘟疫一时达到失控的程度，同时还伴随着一次痢疾的流行，让情况更加雪上加霜。死去的人被用毯子裹着埋入大坑，不久这些坑便被扒开，土耳其人去偷裹在尸体上的毯子。到八月中旬，已经有500名英国士兵病死了。法军的死亡数字也是直线上升，上升到每天都有60多人死亡。
7月18日拉格伦召集了一个军事会议，英法两国主要将领都参加了，圣阿尔诺、邓达斯、莱昂以及法国的哈梅林和布吕阿(Bruat)，土耳其将领没有受到邀请。会议进行了四个小时，讨论的是如何拿下塞瓦斯托波尔，当然首先是，如何把这么大的一支部队连同全部装备运送到克里米亚。这时候英法联军的步兵、骑兵、炮兵以及辎重队，已经有64,000人了。会上还讨论了作战方式，决定首先要让炮兵登陆以提供支援，整个部队的安全仰仗海军的炮火支援。尽管仍然有顾虑，邓达斯和哈梅林两位舰队司令同意了这个计划，会后决定他们同一些陆军军官立即出发，去侦察可能的登陆地点。联军需要找到一处合适的登陆点，这地方最好刚好在俄军炮火射程之外，又尽量靠近塞瓦斯托波尔以便发起快速突击。
从准备战役的角度看会议很成功，决心已下，联军也表现出来团结。部队接到命令，分散部署的部各支部队开始向瓦尔纳集中。当兵的很高兴，他们早就对这个瘟疫横行的地方烦透了，与其饿死病死还不如死在战场上。另外这么多年没有打什么打仗，对战争的记忆早已从血腥残酷变成了英雄主义，甚至有些罗曼蒂克。“克里米亚万岁！”甚至成了年轻骑兵军官们的口号。这些人渴望建功立业。“明天我们就出发，一周内拿下塞瓦斯托波尔。”法国人也是如此乐观，尽管圣阿尔诺依然对攻击塞瓦斯托波尔的决定有些疑虑，但在签署命令的时候，也给手下保证三周内拿下塞瓦斯托波尔，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
部队出发前，具体的登陆地点还需确定。前往侦察的布朗等人乘坐蒸汽船复仇女神号(Fury)回来了，他们建议在卡恰(Katcha)河口登陆，这里在塞瓦斯托波尔以北10多公里处。布朗和康罗贝尔通过望远镜观察到那里的悬崖上有很多俄国人在野游，看着英国舰船来往。尽管复仇女神号靠近海岸的距离只有一两公里，俄国人也开了几炮，但是俄国海军根本没有出动。
俄军如此粗心大意跟他们的指挥官有关，统帅缅希科夫亲王觉得联军不会冒险在这个时候登陆，这马上冬天就要到了。另外联军即便来攻，他也完全有能力打败他们。不过俄军此时也不了解联军的动向，增援塞瓦斯托波尔的行动迟缓。九月之前缅希科夫帐下有56,000名陆海军官兵，另有8,000人正在增援途中，缓慢地穿过乌克兰南部。到九月份计有第14、16和17师，还有两个团的轻骑兵和顿河哥萨克、炮兵和辎重兵。俄国人很有信心，这些部队足以对付联军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的进攻。
乐观情绪同时来自塞瓦斯托波尔的防御，根据杜蒙特的情报，这个海军基地有一系列的十门海岸大炮组成的炮台守卫着，一共有533门各种加农炮、榴弹炮和臼炮组成，守卫着黑海舰队的驻泊地和海湾入口。随着战争临近还有四支炮兵部队支援，让大炮数量增加到633门。此外海军舰船上还有530门各种大小火炮，只是海军没有蒸汽舰船，科涅罗夫和纳西莫夫两位海军将领不愿意出去迎战联军舰队。塞瓦斯托波尔唯一的弱点是陆上方向，南部是各种堡垒和开放式掩体，而北面只有一座八角形堡垒。
俄国人也能读到英国报纸，《泰晤士报》一周后就能到达圣彼得堡，俄国人很难无视《泰晤士报》上面那些好战的言论。联军方面也有人认为今年就算了，时间太晚马上就要进入冬季，部队健康状况还不好。通常克里米亚的冬天11月份就会到来，而联军并没有准备好冬季作战，瘟疫依然没有减少的迹象。
疾病同样困扰着高级将领，圣阿尔诺饱受疾病之苦，已经很少能参加军事会议了。军需官罗斯也因病去职，接替他的是艾雷(Airey)，随同艾雷一起就任的还有一名年轻的骑兵军官，此人即将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这人就是路易斯·爱德华·诺兰(Louis Edward Nolan)上尉。
说起诺兰的经历颇有些传奇，1818年诺兰出生于米兰的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是爱尔兰人。那时候米兰属于奥地利帝国，于是子承父业当兵的诺兰，参加的是奥地利军队。诺兰自幼就对骑马展现出天赋，14岁的时候被送到维也纳附近的军事工程学校，进入奥地利军队后迅速被提升为中尉。到1838年他已经在奥地利的波兰省和匈牙利省份服过役，一次一次因为军事技能受到表彰。当然缺点也是有的，就是有些自负，这可以理解，有真本事才可以自负，况且恃才傲物的骑兵军官又不只他一个。
随后他回到母国英国，1838年6月在伦敦观看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加冕典礼后，一下子激起了他强烈的使命感，要为女王为大英帝国奋斗终身。他父亲给拉格伦写信，1839年诺兰获准加入英国陆军，进入第15轻骑兵团。随后他所在的部队被派往印度，诺兰成了“印度军官”。“印度军官”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好名声，诺兰可不想当“印度军官”。他认真研究起骑兵战术来，检讨了当时英军对骑兵的使用，出版了两部著作。这两部书是1852年出版的《骑兵的新训练体系》(The Training of Cavalry Remount Horses: A New System)，和1853年出版的《历史和战术》(Its History and Tactics)，批评了当时骑兵训练的弊端，对骑兵战术进行了革命性的探索。他的新理论在骑兵圈子里广受欢迎，但是官二代们却不以为然，这些人觉得诺兰就是个狂妄自大的家伙。《泰晤士报》的记者拉塞尔也说这人牛了吧唧的，对他的上司都怎么尊重，自然上司也不喜欢他，于是3月11日他一开始参加远征军的时候，分配给他的工作是给骑兵去叙利亚买马，买292匹马。
好了，说《克里米亚战争》说了这么久了，英国法国的陆军终于要上场同俄军战斗了，那么联军将如何采取行动呢？请看下篇《目标克里米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