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章灿 | 石刻研究的基本问题

我在南京大学有十几年时间，大概是从1992、1993年一直到2008年，十五六年间，除了出国访学，总共开过十三四次课，给硕士研究生讲一门“石刻文献研究”的课，讲一学期。这个课，我是希望给中文系的学生灌输一个意识，希望他们认识到石刻文献的重要性，认识到石刻文献研究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内容非常丰富、类型非常繁多的领域。如果你踏进石刻研究这个领域，可以说有无限的趣味，也会回报给你无限的收获。我在课上对学生说，你们可以不选择石刻文献作为你们毕业论文的题目，不过如果你对石刻文献没有了解，那么作为一个研究生，作为一个古典文献学或古代文学专业毕业的研究生，总归在知识结构方面是有所欠缺的。既然我在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那么就有责任给大家填补一点空缺。基于这样一个认识，今天就在这里给大家简单地说一说我所认识的石刻文献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基本的研究方法。我想简单介绍这样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简单介绍石刻文献的类型；第二个方面，介绍石刻文献存在的兰种形态；第三个方面，说说石刻文献研究的三个层次。

一、石刻文献的类型

对于石刻文献的类型，早就有人专门做过石刻文献的分类，有分得非常细的，分到四十几类。今天我就把它概括一下，主要介绍七种。

第一种：墓碑，或者说碑刻。

南朝梁安成康王萧秀墓石刻（局部）

我们平时经常讲“碑刻”，这个词的意思其实有广义和狭义，这里讲的是狭义。狭义的碑刻必须是一块石头独立出来，竖立在地上。我们经常看到的摩崖碑，也可以称作“碑”，但我指的碑刻不是这个，而是坚立于平地上的石碑。

碑刻又可以分为几种，最常见的是墓碑，竖立在坟墓前的，有大有小，小一点的可能叫“墓碣”，大一点的叫“神道碑”。一般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立碑。还有一种不是立在墓前面的，比如古代修建某个公共工程，国家建成了一条道路，或者一段城墙，或者某个城门，也会立碑纪念，我们可以叫做工程碑刻，主要起记事和纪念的作用。除了墓碑和工程碑之外，还有功德碑，歌颂长官或先贤的功德。在汉碑里，有这样的三大类。

在中国古代石刻里，碑刻占的数量非常多。碑刻里最重要的是汉碑。汉碑是我们今天学习汉隶最重要的依据。当然，我们今天到长沙去，能够看到很多汉代的简牍，但是在以前，看到汉代人的字迹主要是通过汉碑。汉碑有各种不同的风格，有名的汉碑很多，几乎每一块都是自成风格的。所以在书法史上、在文字学史和文学史上，汉碑都很有名。汉代以后，历代也都有一些碑刻，但总的来说，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都比不上汉碑。

汉碑尤其墓碑在东汉非常流行，以至于后来发展成为东汉社会的一种习俗。到东汉末年，如果一户人家死了人，他在办丧事的时候必须要刻碑，大家互相攀比，把一块好的石材从山上采下来，再请一个名家写成文章，然后再刻到石头上去，这中间要费很多钱。汉代甚至有人因为为了替亲属、长辈办丧事刻墓碑而破产的。所以刻碑很耗费钱财，给人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也助长了一种不实的风气。所有碑上刻的词句都是好话，胡乱吹捧，不足为信，就把社会风气搞得不好了。所以到了东汉末年，曹操掌权以后就开始禁碑，从建安开始，一直到整个魏晋南北朝，基本上都奉行禁碑的制度。

国家向来都有禁碑的规定，不许立碑。但是总有限定慢慢松弛的时候，所以隔个几十年，往往又有皇帝下令禁碑。如果大家到南京栖霞区甘家巷小学，现在还能看到南朝梁安成康王萧秀的墓，墓的前面有四块碑，其中两块碑还有，还有少量字迹依稀可见，另外两块驮碑的赑屃还在，碑已经毁掉了，当年是四碑并立，这是特例，整个魏晋南北朝，四碑并立只有这个例子。一般来说，魏晋南北朝时能够立碑的都是有特殊身份、特殊地位的人，或者是经过特殊批准的，如果严格遵循律例，那是不允许立碑的。那么，因为有这样一种禁碑的法律，所以到了东晋南朝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石刻品种，就是墓志，埋在地下，政府律令禁止不了。

第二种：墓志。

辽贵妃萧氏墓志盖

关于墓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有不同的说法。如果我们把墓志当作一个人死了的标志，随便刻一点东西埋在墓里面标志这个人的身份，那么，给秦始皇修陵时死了好多工人，死后草草埋葬，有时候在砖头上刻几个字，也可以算是一个墓志。但真正作为一个石刻类型，或者说把墓志铭视为一个文体类型，这是从东晋开始的。我们知道，西晋政权在北方被胡人打垮了，皇室司马氏就跑到南京来了，建立了东晋政权，北方的贵族纷纷南下。他们到了南京，开始以为隔个几年、几十年说不定就打回北方去了，像琅琊王氏是山东的，陈郡谢氏是河南的，都是北方人，本来指望能回北方去的，后来过了三十年、五十年，过了一百年，发现回不去了。他们父亲一辈、爷爷一辈死了，都埋在南京了，这时候就需要标志他们是哪里人。如果大家到南京，建议去一下总统府旁边的六朝博物馆，里面就有不少的六朝文物，包括许多墓志。

最初的墓志是用砖头刻的，一开始很粗糙，而且不是刻在一块砖头上，是好几块砖头，因为砖头太小。后来才逐渐讲究，用石头刻，慢慢地形式越来越讲究，越来越规范，然后再由南方发展到北方。我们今天看到的墓志类石刻文献，北朝墓志比南朝的还多。但从渊源上看，其实是东晋、南朝发明的。尤其是王谢这样的大家族，他们开始使用墓志，并使之成为一个时髦，使得这些风气得以推广开来，从南方影响到北朝。

唐代以后，墓志就成了中国古代丧葬里非常普及的一个用品。唐代人作墓志也很讲究，《唐会要》中记载，办丧事的时候，要把请人刻好的墓志专门摆在一个车里，出殡的时候展示给人看。墓志找谁写的？文章怎么样？书法怎么样？刻工怎么样？这都显示着家族有没有实力，有没有身份，有没有地位，所以唐代人对这个很重视。北朝墓志和唐代墓志今天出土的非常多，在洛阳、西安这两个地方，洛阳一挖就是北朝的墓志，西安一挖就是唐朝的墓志，非常多。所以在石刻文献类型中，如果就数量来讲，或者说就研究的史料价值来说，墓志这类石刻文献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种：石经。

熹平石经（局部拓片）

石经就是过去的儒家经典的刻石，其实也包括佛家和道家的经典刻石。相对来说，在儒道释三教刻石中，规模最大的是儒家经典刻石，基本上是政府组织的，因为儒家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儒家经典刻石最早是在东汉汉灵帝熹平年间，蔡邕等人给皇帝提建议，说经典文本当时没有一个定本不行，需要有一个定本，刻在石头上面，竖在首都洛阳的太学里。太学那时候是国家最高的学校，全国的人想读经，都可以到这个地方抄，那就是一个标准的定本。所以从东汉开始就有了第一次儒家的刻经，叫做“熹平石经”。这以后中国历史上还有多次的刻经，比如三国魏正始年间，用三种字体刻的经典，叫“正始石经”。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一些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的残石。再往后，东晋和南朝没有刻，一直要唐朝的开成年间，又刻过一次石经，规模更大一些，叫做“开成石经”，现在基本完整地保存在西安碑林里面。清代乾隆年间，还刻了《十三经》的全部，至今保留得很好，在北京国子监里面。其实，从宋代开始就有了印刷术，书都可以刻印，所以乾隆刻石经，只是好古，没有多少文献版本的价值。

佛教的刻经基本上是民间自发的，或由僧人自发、寺庙组织的行为，或者善男信女自发的行为。佛教刻经的形式和儒家的不太一样。佛教刻经中规模最大的，应该数到现在北京房山云居寺的经板，从隋代一直刻到辽代，时间非常长，规模也很可观，共有一万五千多块经板，藏在藏经洞里面。另外佛教经典还喜欢刻在摩崖上，“摩崖”就是刻在自然的崖壁上。道教经典刻石的也有，但和儒家、佛教相比，道教的经典刻石好像比较少。道教经典更多是喜欢写些小楷，写在纸上。

第四种：题名、题刻。

题名、题刻以及各种各样的题咏，其实，这也可以跟我另外分出一类的摩崖石刻合在一起来说。过去的文人学士游览名山大川，往往喜欢留个名，刻上某年某月某日某某跟某某某一起同游某地的词句。他们的字基本上还都写得清楚，有不少还出自名家。永州的很多石刻，如朝阳岩和浯溪石刻，有很多是文人学士的题名、题咏。题咏就是题一首诗，或者说题词，题一段话，某时某人和某某人到过这儿。所以，我们有时候考察古代文人的行踪，编一个作家的年谱，如果在某一个地方的石刻上看到某一个作家的题刻，就可以证实他那个时候在这儿。他如果写一首诗，我们就知道这首诗是在这儿写的，就可以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种题名、题咏、题刻，宋代以后特别多。唐代也有，但是没有宋代那么多。欧阳修喜欢搜集石刻拓本，编了一本书，叫做《集古录》。他在《集古录》里感慨地说，“人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留名呢？”很多人都喜欢借助石刻这种文献形式，希望让后来人能够知道历史上曾经有某某人到过这个地方。中国古代人之所以要题名、要题咏，除了标志自己的行踪，很多时候是看中它的历史记忆的功能，希望后人借助石刻，记住自己。

第五种：摩崖。

大唐中兴颂碑

摩崖这种碑刻其实是比较早的，我们读司马迁的史记，知道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曾经巡游天下，在原来的齐、楚两国故地巡视，因为他觉得齐和楚是秦国最大的敌人，他不放心这两个地方。他在齐、楚两国故地立了六块碑刻，其中，碣石山的碑刻是摩崖，这是最早的一个摩崖碑刻。

汉代以后，摩崖的碑刻也挺多的。永州浯溪的《大唐中兴颂》，大概是摩崖石刻里面最有名的一处，号称“三绝碑”。文章是唐代文学家元结写的，书法出自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之手，浯溪风景优美，崖石奇特，合为“三绝”。《大唐中兴颂》的字还大，至今可以观赏，想见当年盛况。

摩崖石刻，如果要讲它跟别的石刻相比有什么属性特别突出的话，我觉得是它往往处于风景之区，名胜的属性更突出些。名人的墓可能会成为一个名胜点，一般的墓就不会了。但是，摩崖碑刻往往会在一个风景比较突出的地方。而当一个人尤其是某个名人，比如元结、颜真卿这样的名人，首先在某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刻了一个摩崖石刻之后，其他人就会陆续来此，一边观赏，一边加上新的题刻。浯溪有了《大唐中兴颂》之后，唐宋两代有多少人来过，难以统计。几乎每一个路过永州的人，甚至是经过永州附近的人，都要绕道来这里看看，看完之后，就难免会写点什么，也刻在摩崖上。这就好比元结、颜真卿发了一条微博的第一条，然后后人就跟贴，跟了好多的贴子回应。这个字怎么样，颂的主题怎么样，众人都参加议论，甚至还会争论起来。我觉得，这是摩崖石刻比较特殊的一点。

第六种：刻帖。

明《墨池堂选帖》（拓本）

我们现在看的字帖，其实有很多都是从石刻上面传下来的，尤其是比较早的，因为纸不能保持很久。像六朝时候的那些墨迹、唐朝的那些墨迹，我们今天看到的颜真卿的字迹，很多是从石刻上弄下来的。刻在石头上的名家的字迹，有时候分散在各地，那么就有人搜集起来，拓成拓本。有时候为了方便别人看，干脆把名家的墨迹再翻刻到石刻上面去。古代很多江南的有钱人喜欢在自己家里建碑，碑里刻着很多名家的字，你可以来看，可以来拓，于是就变成一本本的法帖集了。

法帖这种书法石刻，它的重点是在书法上有选择，有书法欣赏、书法学习的目的。书法作品刻到石头上面去，这就是一种书法艺术的传播手段。刻帖这类石刻，大概始于宋代，在明、清两代比较多，这种风气是从明、清两代开始的，当时很多有钱人、收藏家都把自己家里的宝贝拿出来，刻石流传。

第七种：杂刻。

石刻总类里有很多不容易归类，不好算入前面那六种里面，那只好另立一类，叫做杂刻。比如北朝流行造像，这是立体的石刻。造像往往配合一些题词，大多粗俗不文；还有人喜欢刻诗词歌赋，那就要文雅得多了。从前有人修了一座桥，在桥头、桥廊某个地方刻几个字，做个标记。挖了一口井，在井栏上刻几个字。这也是一种石刻，叫做井栏石刻。这些杂七杂八零碎的石刻，通常就把它叫做杂刻。

以上七种石刻里面，我认为特别值得关心的主要是墓碑、墓志及摩崖。其他的石刻，如果你是专门研究经学、研究儒学的，那可以去研究一下早期的《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乃至唐代的开成石经，其他类型的价值还是有限的，比较零碎。

二、石刻文献的三种形态

石刻文献有三种形态。

第一种形态就是石刻实物本身。

浯溪石刻

我们今天在朝阳岩看到的、在浯溪看到的石刻，就是实物。实物有什么好处？那当然就是如假包换，独一无二，就是真的，你可以在看石刻的时候，同时看到石刻原来的环境。有时候我们要了解、理解一个石刻，需要连带考虑到它的环境因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举一个例子。汉代一个达官贵人死了之后，他的墓前不只有一块墓碑，他墓前甚至可以有三块墓碑。一块是他的家属家族立的，另一块是他原来的下属立的，再有一块可能是他的学生立的。所以三块碑分别代表不同的社会关系。这三块碑怎么摆？你如果不在实地，如果只读到他的一块碑，那就不行了，这就要了解石刻的位置关系。另外，摩崖石刻和周边风景的关系也要考虑。有些石刻之所以这么刻，而不是那么刻，那是跟当地的物质条件有关的。汉碑里面有一块碑，其实不能严格叫做汉碑的，就是一件非常有名的书法作品《石门颂》，历来被称作隶书中的草书，文字写得十分飞扬，有时候一个竖笔，笔画很长。如果你不到实地看，你不知道石门颂是摩崖石刻。它那个石头正好空出来一块，而且正好有一个裂缝，如果再刻另一个字，它正好到那裂缝里面去了，他只好把这一笔竖下来，这与石头自然的纹理走向是有关系的。所以研究石刻，必须要到实地，看实物。

石刻文献的第二种形态是拓本。

晋周孝侯碑晚清拓本

研究石刻，我们当然也可以坐在家里看拓本，那样很方便，不必跑好远的路。今天坐上高铁，朝发夕至，就从南京到永州了，从前从南京到永州不容易，那我当然看一下拓本就行了。所以拓本有它的好处，就是方便。我可以拜托京华教授在永州给我弄一张拓本，给我寄过来就行了，就可以在家里面看了。但是如果万一某一个字恰好拓得不是很清楚，那我只好将就着看，我也可以猜，有可能猜对，也有可能猜错。这时候就必须到实地去考察、去核对。古代人替我们传下了很多拓本，有的拓本好，精拓，每个笔画都看得清楚。有的拓本就不行，本来就拓得模模糊糊的，费半天劲，还不能认出是什么字。有的它恰好那个字没拓出来，你正好研究到这个地方，需要认出这个字是什么，这个关键字正好对你的研究很重要，如果看不到这个字，就影响你对文章的了解，所以还必须到实地考察。

我拜读京华教授关于永州朝阳岩石刻研究的几篇文章，里面涉及到《全唐诗》《全宋诗》这两本大书。康熙时编撰《全唐诗》，延续了前人金石书的一些错误，因为前人的拓本不完整，提供的信息不准确。赵明诚和李清照编的《金石录》，里面也有一些错误的信息，不知道是赵明诚和李清照写书的时候就搞错了，还是刻本流传的过程中搞错了。京华教授一一纠正过来，补上缺漏的文字，因为他到实地考察，到现场看了，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石刻研究最好是能看到实物。但是，实地考察是有难度的，因为你要晓得永州的宝贝在哪儿，你才能看到，有时候即使守在本地，你也未必能看得到。实物本身固然好，但是我们要接触、使用、考察到实物的石刻，其实是要费很多的成本，时间的成本、金钱的成本，甚至是人情的成本。我今天托京华教授的福，看到了朝阳岩，很幸运。否则，朝阳岩正在维修，不开放，我是不可能进去的。

拓本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发明。在过去没有相机的时代，人们是怎样想起这一招的？我觉得很高明。相机可以拍得很不错，但是有时候，如果石面风化得太多，不是很平整，拍照也不容易拍得清楚。然而，好的拓工弄出来的拓本，字就看得清清楚楚。拓本的好处，还在于它好流通，我们只要派一个拓工过去，就可以得到若干份，同样一块碑，可以拓十份、二十份、三十份。原始的石刻不能复制，你可以翻刻一块，但翻刻之后可能就变样了，而且翻刻的成本很高。拓本容易复制。

明代已经有金石家，身边专门带着拓工，出去访碑。明代关中的赵崡，就专门带着拓工去访碑，看到这个碑好，就叫拓工去拓。照说，拓本拓一份也就够了，但金石家有可能会要求拓工拓十份，可以互相交换，这样一下子就流通开来。从前的金石家出去访碑，或者派拓工搜集拓本，很多都是互相交换的。

到了清代，很多地方比如上海、北京、苏州的古玩店，都卖拓本，所以可以拓很多份，送去寄卖。晚清有一些拓工，专门受金石家的委托，到处去拓碑。金石家根据从前的金石志著录，了解到某个地方有什么碑，金石书里面都有金石目录，根据这个目录，派拓工去把这一带所有的碑都拓了。而且每一个碑不只拓一份，拓若干份回来，这样就流通开了。我们把拓本展开，拓得好的拓本，看起来真的是很方便，不必亲自跑到石刻面前，就能看到书法的样子了。好的拓本，多年以后还散发着墨的芬香。

拓本也有一个成本的问题。名碑现在已经很难弄到拓本。新出土的一些著名的石刻，像前几年西安出土了唐代著名诗人韦应物家族的墓志，里面有韦应物给妻子写的墓志。韦应物书写的东西，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现在看到了，但一套拓本要一千两百块钱。我虽然做金石研究这么多年，其实收的拓本非常有限。

石刻本身完全是文物的状态。拓本是纸本，但是，它也有一点点文物的属性，尤其是名碑名拓。好的拓本，比如宋代的拓本，非常珍贵。明、清的拓本现在也很珍贵。

石刻文献的第三种形态是录文。

清刻本《隶释》《隶续》

小的碑石，小的拓本，打开来读都方便，但是大的碑，像《大唐中兴颂》这样大的拓本，摊开一大片，读起来还是不方便。所以，比拓本更方便的一种石刻文献形态，叫做录文。录文是把石刻里面的文字抄录下来，编成一本书。这就不是拓本了，这是书了。当年欧阳修因为地位高、朋友多，收集了很多拓本，他下班回家，展读拓本，喜欢了，就写上几笔题跋，发两句感慨，但是，他没有把石刻文字全文抄录下来。到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时候，他们搜集拓本，写题跋，更加认真，还会去查书核对，比较两《唐书》和石刻的异同。但他们也不全文抄录石刻上的文字。到了南宋，洪适撰成《隶释》和《隶续》二书，专门搜集汉代的石刻，把汉代石刻上的文字全部都抄录下来。看得清楚的录，看不清楚的，如果只看到一个走之底，走之底上面是什么他不清楚，他也就空着。看到多少，就录多少，尊重原样，保持原貌。

洪适是第一个把零散的石刻文字收集成编的。不过，他只搜集汉代的石刻，其中也包括少数三国时候的石刻。他把各地所有的、汉代的各种隶书碑刻全部搜集到一起，把文字全抄下来。他那个时候能看到的很多石刻，我们今天许多都看不到了，影子都没有了。亏得他那时把那些文字抄了下来，我们今天才仍然看得到。另一方面，他把文献媒介从石头完全转变为以纸张书本为媒介。欧阳修在北宋看到的好多石刻，我们都看不到了，甚至晚他一百多年的南宋的洪适，也没有看到，因为中间遭逢战乱。从洪适到我们今天，又过了接近一千年，他看到的很多东西现在也都看不到了。但是，他把文字抄录下来，我们今天不能看到石刻原物，却还能看到文字。

石刻文献的这三种形态，一种是实物也就是石本，一种是拓本，一种是书本，从使用来说，书本最方便，但是另一方面，可能书本也是最令人担心的。书本上的文字，是洪适等人从碑刻上抄下来的，有可能抄错、抄漏。或者洪适他们并没有抄错、抄漏，但是从古代到现在，书籍刊刻，经过不只一个版本，刻书的人有可能把它刻错、刻漏了。所以我们要担心书相，书本没有拓本那样保真。书本里面的字认不出来，或者打了空字框，不一定石刻上就真的看不见，或认不出来。也许到了实地，看到石刻实物，还蛮清楚的。拓本也可能看不清楚，但石本是不是也这样，也有待比对。从掌握与使用的方面来说，最不方便的是实物或石本，但最可信的也是实物石本。而拓本居中，所以我现在比较看中拓本。拓本比较能够保真，取用起来又相对来说比较方便。

现在我们有一种跟拓本接近的形态，就是拓本的印刷本，或称拓本集。它又具有书本的形态。现在经常有各地的碑刻集出版，那都不是个别的拓本，而是拓本集，而且往往经过了缩印。把原来有一张桌子那么大的拓本，缩印成十六开的一页，小多了，看起来费点劲。如果字太小，有时候未必看得很清楚，但是说实在的，这比展读拓本已经方便多了。就以国家图书馆来说，国家图书馆现在收藏的拓本很多，要想借阅几乎不太可能，但是，早些年，国家图书馆都把它印出来了，印了一百册，就是《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个人不太买得起，但是单位的图书馆还是可以买的，我们可以从图书馆借阅，拿回家里，一本本地细翻。近几年，国家图书馆还把他们所收藏的所有拓本资源统统电子化了，放在他们的网页上，有一栏叫做“拓本菁华”。国图所藏的所有拓本，在那上面都能看得到。可惜，这个数据库界面建设得有点儿不够友好，非得有精确的检索信息，才能搜索到相关的拓本，差一点都不行，而且不认简化字。不过，也有一个检索途径设计得比较好，你只要知道碑刻的年代，按照年代去检索，就非常方便。点开这个拓本之后，看到的是电子本。电子本有一个好处，是别的本没有的。我刚才说过，拓本原来好大，一张张的缩印成十六开了，字就变小了，但在电脑上看电子本的拓本，可以放大。原来我给学生上课，老是要抱一些拓本集给学生看，抱着好重，要叫学生帮我搬书。后来发现不用了，我从国图下载，然后请学生们看电子的拓本，哪个字看不清楚，我放大给他们看，特方便。

这两种形态，一个是印成书本的缩小版，一个是电子化的拓本，我也把它归到拓本里面。因为有了现代化的印刷技术和电子技术，我们使用拓本的方式方法或者说途径，更多了，也更灵活方便了。

三、石刻研究的三个层次

石刻研究有三个层次，或者说有三个方向。

第一个层次是史料学研究。

清刻本《金石录》

我们把石刻当作一种史料，当作一种文献，因为石刻里面涉及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研究文学的人，首先把它当成对文学有用的文献。我们可以从石刻里面找到很多《全唐诗》没收录的诗、《全宋诗》《全宋词》没收录的诗词。我自己早几年还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唐宋元石刻中的赋》。石刻中也有赋，就连赋这样的文体也有刻石的！文学家的行踪、文学家的生平事迹、文学家的手迹，这方面的文献石刻中都有。很多名人，他字写得怎么样？唐代人、宋代人书写的纸质文本要留下来，很不容易，所以他们的墨迹、手书，往往在石刻中才能够看到，很亲切。多年以前我还想编一本书，就叫做历代文学名家手迹，就找石刻里面的，后来我觉得自己有点儿多管闲事，又忙，就没编。各种类型、各个方面的石刻，其实都可以拿来当作古代史料来研究。比如，就像我刚刚说的，李清照、赵明诚就是这么做的，把唐代石刻和其他唐代史料文献相对照，看能弥补书面文献的哪些不足。这些非常具体的研究，就是史料研究。我所谓的史料研究，基本上着眼于个体的碑刻。你拿到一个碑刻，这个碑刻的撰文者是什么人，书写者是什么人，甚至刻工是什么人，一项项弄清楚，这就是史料的研究。

第二个层次是史学研究。

史学研究是在史料学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我们不能眼珠子只盯着某一个体石刻，我们应该看到整体，看到某个系列的石刻、某个地域范围的石刻、某个类型的石刻。比如浯溪《大唐中兴颂》，在这个石刻现场，唐宋元明清好多人都来参加讨论，意见刻在石头上，那么，他们都表达了什么意见？这就是一个好的专题研究的论题。陆游《入蜀记》写沿途游记，以及范成大的游记，两人都写到浯溪《大唐中兴颂》这个地方。范成大的游记中写了，诗中也写了，他自己就有两种文本。如果再把纸本的和石本相比较，那就可以做一些史学方面的研究。

近几年西安出土了很多隋代墓志，西安碑林有一位学者，就专门研究隋代的墓志，这就是把石刻划出断代范围，加以研究。还有一位学者专门搜集弘农杨氏石刻，弘农杨氏是隋唐间的大家族。总之，我们可以划出一个圈，从某一种类型、某一个家族、某一个断代、某一种现象入手。下午我跟京华教授去看朝阳岩的时候，我们就说，“石山保”也可以作为一个题目，好好地来研究。“石山保”其实不只是民俗研究的问题，还可以把它当成石刻中特殊一个内容、一个类型，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

第三个层次是文化研究。

我觉得石刻要从文化的层面来研究，除了历史文化之外，我觉得特别要强调的，是要把石刻文献跟书本文献看得同样重要，作为文献类型来加以研究。我们现在研究书籍史，研究书本是怎么来的，怎样传播使用。书最早的形态，是从甲骨文、金文、简帛然后到书本。书本出来以后，没有人再在甲骨上刻字、再用简帛书写了，但是，还有人在石刻上面书刻文字，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内容，各种不同的类型。这是为什么？背后有什么文化成因和文化意义？书本当然是古代文献最重要的一个载体，但除了书本之外，要说到第二个重要的文献载体，那就是石刻文献了，它的历史比书本还早。纸质书，先有抄本，再有刻本。开始有刻本和印刷，是在宋代。即使说到纸张出现与普及，那也要到汉代以后的事。石刻则是战国、秦朝就有的。把石刻作为一个文献的类型，它的一些形制与格式，其实是影响着书本的。石刻怎么生产、怎么传播、怎么利用，都要研究。

石刻跟书本之间还有一种互动的关系。把名家的墨迹刻到石头上面，是从纸本到石本；再从石头上拓下来，变成一本书，又是从石本到纸本。石刻和书本之间，这两种形态的文献是可以互相转变的。石刻对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书又对石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明清石刻上面，我们经常看到明清人写完之后，还盖一个私章，模刻得很好，这是模拟纸书书写。明清有很多公文文告，以石刻的形式发布，石刻上也钤盖公章，公章上还有长官的签名，这些都要刻出来。有时候，纸上书写的习惯会影响到石刻，石刻上的书写也会影响到纸上。石本与纸本，拓本与书本，这四本分属不同的文献形式，彼此之间常可相互转换，其间的文化关系如何，也可以从书写文化的角度、从文献文化史的角度，展开研究。

实际上，我目前正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其中就有一卷专门从古代文献文化史的角度研究石刻文献，这一卷是由我本人负责的。

本文为程章灿教授于2015年5月在湖南永州考察古代摩崖石刻期间，在湖南科技学院所作的启发式讲座“石刻研究漫谈”的录音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