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赤峰县红十字分会

在“中国红十字会”官网上有这样一段话：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红十字会组织，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以发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促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为宗旨。

中国红十字会前身可追溯于1904年3月10日成立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成员。

很多赤峰人可能还不知道，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咱们的老哈达街上就曾飘扬过“红十字”的旗帜……

五个知名人士

红十字会的创始人是一个瑞士银行家，名叫亨利·杜南。

1859年，在意大利北部一个叫索尔弗利诺的村镇，法国和意大利撒丁王国与奥地利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

激战过后，双方死伤4万多人，战场上尸横遍野。

此情此景，杜南的心灵被深深震撼了，他拿出随身携带的大笔现金，派佣人采购纱布、药品和其他物资，并四处奔走，动员当地妇女护理伤员。

这样的一次经历，让杜南感到，无论面对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比如贫困人口，还是特定条件下的弱势群体比如伤兵，个体的力量甚至一个国家的力量都难以承担援助的重任，惟有全世界行动起来，人人都献出一份爱，对弱势群体的援助才能成为可能。

四年后，一个名为“伤兵救护委员会”的组织宣告成立，最初只有五个成员：亨利·杜南、日内瓦人享利·杜福儿将军和另外三个日内瓦公民，他们都是日内瓦的知名人士。

“伤兵救护委员会”就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前身。

为了表示对瑞士的敬意，第一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议决定把白底红十字作为这个救护伤员组织的标志，因为瑞士的国旗是红底白十字，这就是今天的红十字会标志。

国际红十字会始创后，各国的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呼应，相继成立红十字会并申请加入国际红十字会。

1904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是中国红十字会之始。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数百万百姓陷人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以工部尚书吕海寰为首的仁人志士心忧国民遭此无妄之灾，请朝廷与两国交涉，拟让百姓迁往关内，被日俄无理拒绝，又上书朝廷成立红十字会；同年，清驻美使馆外交官梁诚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宗旨《日内瓦公约》条款等译成中文，敦促清朝政府能加人此会。

经各方奔走，上海海天道沈敦和联合中外人士于1904年3月10日在上海成立“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奔赴东北救助难民和侨民。

同年6月29日是，经慈禧批准，清政府立即派驻英使臣张德彝前往瑞士，按照1864年所订《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补签画押，中国由此而加盟国际红十字会成为会员国。

1907年，清政府将“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更名为“大清红十字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易名为“中国红十字会”。

1912年，中国红十字会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承认。

1919年，中国加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原名红十字会协会)，是最早加人此会的国家之一。

这一年，也许是第二年，远在塞外的老哈达街也飘扬起了“红十字”的旗帜！

七个社会绅士

在上个世纪之初，老哈达街有个染坊叫“永生利"，掌柜的叫李永祥。

这个李老板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个“挺开面儿”的人物，对当时的时事政治表示关注，经常跟几个好朋友聚在自己的染坊里高谈阔论。

往来无白丁，他的这几个“谈友”在当时的老哈达街面上也是响当当的人物：时任赤峰电报局局长的陈君甫、时任赤峰高等学校校长的阎希圣、当过热河省议员的乔俊杰、教私塾的秀才卢洪恩；再加上永生利染坊的司账先生金洪才和永生利染坊的股东马德山，一共“七杆枪”。

话说在1919年抑或是1920年的某一天，这七个人又聚在永生利染坊聊天儿。在聊天儿的过程中，也不知是哪一位可就把话题转到了“红十字会”这样一件新鲜事儿上来了，而且是越聊越热闹，越聊越深入，越聊越觉得可行。

最终，这老哥们儿七位一致认为，这是一件可为的好事儿，遂一拍大腿，干了！

说干就干，暂借“永生利”的后院作为筹备委员会的临时办公地点！

当时的中国红十字会规定，各县如果想组织一个红十字分会，会员人数必须超过百名；由会员选出会长和副会长各一个，并将会员名册及会员交纳的会费一并呈交总会，批准后方可成立。

得到了各方面的拥护，经过一番还算顺利的筹备，会员人数很快增加到一百多名。这些会员共同推选乔俊杰为分会会长，阎希圣为副分会长。正、副会长选出后，即将会员名册和会员交纳的会费一并送交了中国红十字会。

很快，中国红十字会的批准就下来了，还颁发了一枚木质公章，上面刻有“中国红十字会赤峰县分会钤记”字样，同时寄来了总会章程、分会简章及其他文件、书刊等。

三百多会员

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有了如此的“红头”批文，接下来的一些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赤峰县红十字分会在三道街路北租赁了一所房院，修缮一番，作为正式的办公地点。

这个新办公地点即在后来的永巨五金商店对过，赤峰县红十字分会成立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为了能让这样的一个大会更加正式与隆重，作为赤峰县红十字分会会长的乔俊杰还以个人的名义向各机关、团体及诸位地方士绅等有头有脸的人物发出了邀请函，欢迎参会。

成立大会上，乔俊杰讲解了红十字的宗旨和组织章程，并详细地介绍了分会的筹备经过，得到参会人员的一致赞同和支持。哈达街上的头面人物杨子彬也在大会上发了言，表示自愿入会，成为特别会员。

当年的红十字会会员有两种，即会员和特别会员。会员一次交纳会费二十五元，特别会员一次交纳一百元。会员交纳的会费全数上缴总会，然后由总会按照会员名册发给会员证书和银质圆形徽章一枚。

这次大会上，有人提议杨子彬为名誉会长，经表决一致通过。

赤峰县红十字分会根据红十字组织简章的规定，暂设文书两人，庶务四人，会计一人，雇佣伕役一人，常住会内。经研究，这些职务在会员中产生，推选卢洪恩、王玉书二人为文书，推选马德山、李永祥、白春林、贾汉臣为庶务，金洪才代理会计，经管财务收支。这些办事人员全是义务职，没有薪水，雇佣的夫役叫曹洪业。

成立之初，赤峰县红十字分会就开始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经费不足，分会从倡办到成立所须的一切费用，全都是由永生利染坊垫付的。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赤峰县红十字分会召开全体会员大会。

因为当时并无官方的专款补助，经会员大会研究决定，采用劝募的方式解决经费问题，即由赤峰县红十字分会印制劝募捐启若干份，呈请县公署审核批准后再行劝募。

会后，分会长乔俊杰和杨子彬一起找到县长，请示准予劝募。得到批准后，由分会会长乔俊杰、副会长阎希圣将捐启亲自分送到各机关、团体和学校。赤峰县红十字分会还发动会员中有劝募能力的到其他各城乡去，捐款额不限，多少均可。劝募完毕，捐启交回分会，按捐启内的乐捐人名单，逐个表示感激，作收据。劝募所得款按名登记入账，送交兴业银行存储生息，备作经费基金。

这以后，经分会会员的努力，入会会员达到三百多名。

四大木箱物资

1922年1月，受英、美支持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六省军阀，通电攻击梁士诒内阁媚日卖国，迫梁离职，直、奉矛盾日趋激化。4月上旬，奉军开入山海关与直军对峙，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

第一次直奉战争波及赤峰。

赤峰县红十字分会组织了担架队和掩埋队。担架队由马德山、付浩然二人负责，掩埋队由李永祥、贾汉臣负责。他们对在战场上的死亡者就地雇人掩埋，对伤员则雇用民工用簸箩、门板绑成的担架送到赤峰县红十字分会。这次救护的伤员约有三十名，因事先并无准备，也没有医疗设备，只好将伤员安置在分会的前屋和西厢房，由会员中的外科医生崔坛、马德发二人临时负责医治伤员，以中草药为主。

崔坛是一个中医，字杏圃，外号崔罗锅； 马德发是回族，当时在五道街开中药铺。

经过治疗，伤员陆续痊愈。赤峰县红十字分会又分别为这些痊愈的伤员开具了证明信，按其归家的里程发给路费。伤员们有的回了家，有的返回原部队。不久，有一些伤员还给赤峰县红十字分会寄来了感谢信。

1924年9月，直系江苏军阀齐燮元与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爆发了江浙战争。9月3日，张作霖通电谴责攻浙，并以援助卢永祥为名，组织“镇威军”，自任总司令，将奉军编为6个军；总兵力约15万人，于9月15日分路向榆关(即山海关)、赤峰、承德方向进发。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在这次战争中，赤峰县红十字分会组织了两个救护队，一个队向老府川行进，另一个队前往猴头沟川。但这两支救护队在沿途并未发现死亡者，因为奉军跑得很快，无抵抗，仅有一部分不能骑马的伤病员被遗弃在沿途的村民家里。救护队负责人把红十字会救护的意义和宗旨向村民和伤员作了宣传，伤病员同意到红十字会医治，民众们也都很赞成。

由围场县败退的奉系许兰洲部，路经赤峰，其中的一部住在三道街中和粮店院内。国民党西北军尾追甚急，这些奉军连夜溃退。他们将驮运物资的骡马骑走，把携带的物资全部抛弃在中和粮店，其中有带“红十字”标志的四只大木箱。

战事平息后，这四只大木箱被打开，里面装的全是医疗器械和西药等，还有四块担架上用的帆布。经赤峰县商会和中和粮店的东家杨子彬商量，县长同意，并请示了讨逆援军第十路司令谭庆林，决定把这四只木箱及内装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全部送给赤峰县红十字会，以供医疗伤员之需。

有了这些设备和药品之后，赤峰县红十字分会聘请田季庄、徐子言二人负责西医治疗。

田季庄，字子端，山东济南人，曾在北京协和医院附设医大学医，后肄业；徐子言，赤峰建昌营村人。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赤峰县红十字会共救护伤病员有四十多名，原有房屋已容纳不下，会员韩子扬自愿把德玉恒杂货店的房屋腾出了几间，作为病房，临时设立红十字会医院。

德玉恒在赤峰五道街路南，经理是韩子扬。

这些伤病员痊愈后，赤峰县红十字分会同样为他们开具了证明书信，并按路程的远近发了路费。

记者手记

因为经费困难和原倡办人员年事已高甚或亡故，赤峰县红十字分会于民国二十年，即1931年，自行解散了。所有设备、家具等被变卖，用以偿还房租欠款。剩下的医疗器械，低价核给了田季庄。

1933年，中国红十字会改名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先后隶属内政部、军委会和行政院领导。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国民党政权的“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长蒋梦麟带领部分红十字会人员去了台湾，各地红十字组织纷纷解体。

蒋梦麟曾任北大校长、时任“行政院”秘书长兼红十字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