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台山 马海凌】原创//​我的母亲

 2020第260期总第1239期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名字叫朱柳娥，生于1929年，今年九十一岁了，还健在。

我来写我的母亲，不可能不提及我父亲，因为没有父亲，就没有母亲，就没有儿女，等于没有我。母亲与父亲是一对共同体，所以称为夫妻。

我母亲与父亲于上世纪的1945年结婚，我父亲比母亲大8岁，我母亲外家是华侨。我小时候去探亲，可见其居屋是厚厚的铁门、铁窗门、铁窗柱、铁栅栏，地板是花花绿绿的地砖；楼上楼下极具西洋式，当然也是中西结合；大厅的桌椅古色古香，雕龙画凤。门口围墙内，有供玩赏物及花草盆景，还有自家专用水井；这居屋，是我所见以前农村未有这么高级别的楼房。由于母亲外家的亲人都出国、居住香港或外地了，现居屋无人居住及管理，已是破烂不堪，更被贼人入屋偷盗不知多少次。

我外公是在加拿大谋生，先后在乡下取过三个老婆。不过三个女人也先后去世了，我外婆为最小。听我母亲说，其中那个二妈怀孕时，由于家中拜神在门口烧炮竹时刚点燃放下，二妈从家中出来时正遇上，被惊吓，后来不幸一尸两命而死去了。战争年代，由于华侨水路不通，家道中落，我母亲在16岁那年就由哥嫂做主许配给我父亲。

古语云：“木门对木门，竹门对竹门。”母亲嫁我父亲是铁门对木门，真是门不当户不对，我父亲这边更是穷得叮当响。听我母亲说，我父亲做新郎哥接新娘那天穿的衣服、皮鞋，还是借别人的。第二天一早，人家就上门来要取衣服拿回去说自己洗，多丢脸！我母亲出嫁时是坐轿的，轿子总还未入村，就被那些做伴郎的友仔借“拦截新娘” 的风俗玩过了头而弄断轿杆，多么不吉利，也是在我妈心头几十年总是记挂而介怀的痛。

过去那种靠媒妁之言，父母或家人包办的婚姻，是不由男女当事人能作主。母亲与我父亲订了婚之后，互相也没有见过面。那些来查亲的人当时也未见到我父亲，只听我们这边的媒人说我父亲是“好仔”，而整个大家族来说是不错的，所以就这样定了。我母亲与父亲两地相隔大概有十二三公里的路程，同赶一个圩场。有一次，我母亲那边赶圩场的人，由于误认了我村那个讲话有点口语不正常的男子以为是我父亲，回去就传开来了，说阿娥的男人又难看，讲话又不伶俐。后来，此话就传到我母亲耳朵，我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当然我父亲是有1.7米多高的标准男子汉。

我母亲与父亲结婚后多年还未有小孩，其中原因是我父亲阴茎包皮过长。听我母亲说，是她借钱给我父亲去医院做了割包皮手术。1949年，我兄出生。随后我妈又接连生了四个儿女，三男二女共五人。我在中间，上有兄姐，下有弟妹。

我父亲1964年得了个慢性哮喘病，在医治父亲的病及照顾一家八口的生活上，那时还有祖母，这副担子重重压在我母亲身上，我母亲迈上了一条艰难辛酸的路。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靠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争取工分来养家糊口，是多么艰苦。我父亲这条顶梁柱不成了，就只靠我母亲来担当，我们姊妹还小，大的在读书，小的要人照顾，更大的问题是要为我父亲治病啊！每到冬天，我父亲的哮喘病发作，呼天呼地，拜头低脑，还不见眼，极具辛苦状。父亲的病不仅要吃药，严重时，三天两头又要住院。在医院照顾父亲是一个问题，照顾家庭又是一个问题，钱从哪里来又是一个大问题。这副担子压在一个瘦小的家庭主妇的肩上是多重（我妈总未有1.6米高这么矮的女人）。为治我父亲的病，钱，除了我母亲向别人借等到年尾卖猪还之外，外家也支持一点。有一次，我也见母亲拿出她陪嫁的手饰金戒指，叫熟人拿去变卖换钱给父亲治病。虽说我母亲嫁我父亲时家道中落，但烂船也有三斤钉，嫁妆手饰还是有一点的。但为了用钱治我父亲的病，我母亲只有这样做了。

我父亲的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记得1973年，因祖母生命垂危之际，要去外地买棺材。所以，家人也为父亲买回来一口。我母亲想到自己还这么年轻丈夫会死去，这种心理上的创伤，恐怕谁都不比她这么心痛难受。这种恶梦，相信时刻会在脑海闪烁，谁又能来解救？只有坚强面对了！小时候，我看过一部反映战争年代的电影叫做《苦菜花》，其中一位女的丈夫不幸被敌人杀害了，但这女的没有表现哭的情景，只有紧咬牙关，一脸愤怒与悲伤，内心默默忍受那种痛苦，表现出一种坚强意志而不会倒下还要继续革命。我母亲不也这样坚强吗？若母亲也倒下了，还有我们这个家吗？

我还听母亲说，由于父亲有了这种病，医生说不要行房，等于我母亲活守寡几十年。一个年纪还轻轻的女人能做到这样，是多大的牺牲与无奈！那个时候，我父亲是睡一张床，我和细佬细妹同母亲四人睡一张床，是父亲的病也担心是肺结核病会传染，我们不能同他睡。哥姐出外边散仔馆和女屋住宿。后来，有段时间我也同年迈的祖母睡大厅角落那张古老的木床。我们台山的居屋也有点特别，规格统一，面积有百多平方米大，一间大屋，两边各有一房间住人及有做厨房的地方；大屋左右在厨房间各开一门，中间为大厅，以前用作耕牛留宿及养猪，也是放农具放杂物的地方，一间大屋同时可住两家人。我们居屋左边原来也是别人的，是华侨而空置房，后来我伯父一家也搬入来住。

记得有一回下半夜，我父亲的病发作起来很痛苦，家中又无药，那个年代，那个时候，三更半夜又去哪里找医生？所以，我父亲痛苦得走来坐在他母亲床上哭诉着这种无奈！我也醒了，但又能怎么样？那时，我母亲又去了哪里啊？我只知道母亲天未亮就同一婶母找巫婆去了，只有寻求神佛来保佑我父亲。虽然按照巫婆指导的做法，我母亲也拜了神，但不见效，只是有时也会好一点。后来，我还记得我母亲说过这种怨气的话：“住屎坑（茅厕）好过住这间死屋。”可能是巫婆用神术让神灵说出我们的居屋有鬼神作怪，要伤害于我父亲，我母亲才说出这种话。但巫婆的神力不够厉害，还是治不了这种要命的鬼神，请不走啊！鬼神只有肆虐了。

这里，又从我们住的半间“死屋”来说下。

这半间屋，是我祖母以前用2000银元，也是算很低的价钱买下来，我母亲同父亲结婚才有个窝。听说这半间屋很不吉利，可能以前有人在屋内死于吊颈或其它意外死亡现象，所以，巫婆对“死屋”有鬼神之事的说法我认为是事实。可见我父亲是这么强壮的身体，而且还是中年会得哮喘病是不可思义的。肯定是这“死屋”的阴灵要来取我父亲的命做替死鬼，可在我父亲命大就逃过了一劫。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后来，大难还是降临在我哥身上。1973年我哥结婚就入住“死屋”，我们又借别人的屋居住了。1991年，我哥无啦啦得了个更绝的难治之症白血病，医治无效于42岁去世。你们说鬼神存不存在？信不信鬼神？我是信的。

我哥的不幸去世，对我们整个家庭打击多大，更对我妈白头送黑头是多么伤心！我哥撒手人寰，丢下的寡妇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儿女，这种责任，又是我妈义无反顾协助我大嫂扶持起了这个家，最终也把三个孙儿拉扯大到各自成家。我母亲又付出多大的心血！

1965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后来，我们大队有了“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站。我父亲三更半夜病急时，不像以前痛苦得如小孩在母亲床前哭泣，而我们随即去叫“赤脚医生”来打上一针，我父亲那种呼天呼地的痛苦就消去了一半，待天明就送父亲去公社卫生院留医了。“赤脚医生” 不仅有了这种应急的好处，更是我父亲治病的依托。入住公社的卫生院时，住院的费用大部份是从合作医疗中报销，这又减轻了我们家庭的负担，也等于减轻了我母亲的负担。我在这里向毛泽东主席，向当年医治我父亲的赤脚医生及方方面面帮助过我父亲的人致以感恩的心！

又来说我母亲为我父医病经历过的艰辛历程。在我父亲住院期间又曾经令到我母亲多大操心与麻烦，更是被一次突然而来的谎言吓到我母亲哭得要命，往事历历在目。

记得是1968年的冬天，父亲住院，也没有家人去陪伴。我父亲原来住的病房人多，吵闹声也多，就影响了休息。后来，我父亲看到离“太平间”（ 即临时停放在医院死去病人的停尸间）很近的一间病房人少，也很清静。我父亲就征求护士搬去只有危重、等死的病人才住那个房间了。后来，我村有人在医院看到回来后，也是不怀好意就在村中讲开来了。说我父亲可能快要死了，已搬去那个等死的房间。这么一说，村中也炸开了锅。更有的人是皇帝不急太监急。说什么“这回牛吃薄了，生产队的榨油钱让他吃光了”而议论纷纷。后来我母亲得知，哭得、紧张得也六神无主了。随后，有生产队队长、生产队的出纳，还有本队的一名大队干部三人各骑单车并载上我母亲去医院了。我们几兄妹在家中也哭啼啼，惶惶不可终日。我祖母也坐立不安，记挂着我父亲的安危。

我母亲去到医院，竟然不见我父亲踪影，扭心吗？此时，我母亲恐怕魂魄也不在了！随即问及护士，才知道我父亲外出行街去了。我母亲又走出医院到外边街上去寻找，刚好见到我父亲精神饱满迎面走来。一场虚惊，我母亲心头的大石终于也放下来了。多么扣人心弦的一场惊吓！

在这里，要来补充一下上边所说“牛吃薄” 一事。我父亲那时担任本生产队的榨油厂管理员，由于我父亲有这种哮喘病只是冬天时有发作，基本还有劳动能力，大的农活干不了，所以，管理油厂的一切进豆、检验、入数、收钱、出油等工作就由我父亲一人负责了。本队那些作贼心虚的人，总担心我父亲贪污了油厂的钱，也曾经举报并要求大队干部来查过我父亲油厂的账。大队干部查来查去也查不出什么结果，数目清楚也对账。反而在后来（1973年）一次反贪污运动中，查出了生产队的会计与出纳等多人组成一个贪污集团，共贪污了生产队几千元。其中也包括我父亲上交油厂的加工费及卖油的单据也不翼而飞，这才还了我父亲的清白。这些贼喊捉贼的人对于我父亲的怀疑与羞辱，无事生非，风言风语，我母亲心理上也要承担多大的压力啊！人心隔肚皮，不需你来安慰了，反而落井下石，多么卑鄙的人，这就是人性。

后来，记得有一次，父亲又住院，由于病情好一点，也就不用家人陪伴而他自理了。我同母亲在生产队劳动收工后，也是晚上了，我就用单车载上母亲去公社卫生院探望父亲。在回来时，由于有月光，公路不用开车头灯也可以看清楚行驶。那时的公路是泥沙路，路边就是有一堆像个小山的泥沙，是养路工人用来修路剩下的，日久表面也实了，刚好路边一棵大树，被月光投下的树影遮住。此时，我母亲看到对面远处的一条村子有电来了，因为刚才医院没电来，所以我母亲就说了句：“有电来了。”就是我转过头去看那一刻，单车驶上泥堆又反转倒下来，惨状也来了！我母亲的胸口被单车尾板撞伤，我被车头灯碰在鼻子上鲜血直流。说没有大问题吗？但我们痛过后，我鼻子止了血还能载着我母亲回家。第二天，我母亲就去找中医开了几剂中药吃了也算无事，多么无奈的创伤！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深圳市布心水围村承包了一工厂饭堂。后来，又在福田新州承包了一工厂饭堂，交由我弟妹还有姐夫等人管理，我母亲和父亲也出来深圳生活。那时，深圳大街小巷上的“狗皮膏药” 之类的小广告到处贴，我父亲也那么细致，竟看到了汕尾市有位医生介绍专治哮喘病的小广告。我就带父亲去了两次汕尾市找那位医生看病。吃了一段时间的药，我父亲的哮喘病竟然好了！

对于老年人的相处之道，有人总结出几条经验。第一条就是要有个伴；第二条要有个窝；第三条要有老本------。这也是很需要、很现实的。以前，我母亲在为我父亲的治病上已付出了心血，又在晚年，我母亲与父亲更相濡以沫，相敬如宾。我母亲除了照顾着父亲生活上的日常饮食起居等事项之外，还常三天两头又煲这个补品或那个补品给父亲食，真正做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应尽了夫妻的责任，也应验了有个伴的说法。我母亲是个好伴侣，好妻子！

生命当然是不饶人的，人老总会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1999年，我父亲寿终正寝，结束了他八十岁的人生旅程。我为什么说父亲八十岁，是按照我们的习俗，人死去后，天、地、都各赠一岁，挂在门口上的神灯也是写八十岁。

我父亲从1964年生病到1999年去世，头尾算来也活过了36年。单从1973年为父亲准备棺材算起也活过来27年，等于我母亲的付出为我父亲检回了这27年的生命。对于我父亲之仙世，我一点悲痛也没有，一滴眼泪未掉过，我更为父亲出殡时写的挽联是这样：

庆贺家父八十岁寿终正寝，悲哀孩儿未能送终在床前。

与世无争，一生平庸。与生命有争，战病魔几十年堪称典范。

我这样来庆贺父亲的去世，恐怕是举世无双的，相信有人会说我大逆不道，或毫无人性。但只有我自己才体会到，才感受到。庆幸父亲会活到这样的年纪，也是借以对我母亲付出的感慨，我父亲相对来说是多活了二十多年的命，值得庆贺吗？我还去悲哀吗？若我父亲那时死去，恐怕我哭得没命了，或者扒在父亲坟头起不来了。人，有时也要放得下自己，这叫做看得开，也叫做顿悟而豁然开朗。

说了那么多我母亲为我父亲做出的贡献，又来说我母亲为我们这个家庭也即是为儿女的付出的那种辛劳。我哥这方面前边已说过就不去说了。

改革开放，我母亲带领我们也要发家至富啊！除了种好责任田，我家也搞起副业来了。养母猪，做豆腐，我曾经去卖过豆腐。那时，我们整条村家家户户都有人卖豆腐，我们的村子也成为有名的豆腐村。

经过两三年的努力，我母亲手头有点钱，又通过我们去山上取石及打水泥砖，自力更生，难苦奋斗。因为我们那时还是借别人的屋来住。1981年，就建了间只有我们农村的大屋三分之一大、捣了一层水泥的平房，也可以算有个地方住了。再后来，又经过奋斗，最后接续建成也只是捣了一层水泥算完整的一间屋，使我和细佬结婚有了个窝。我和细佬的结婚，又是我母亲所操办，还有家姐和细妹，这也算完成了母亲的使命吧！这不又是母亲的功劳吗？

我们这个家庭，有母亲的奉献精神，整个家风是良好的。从祖母到父母亲，再到我们这一代，都体现出助人为乐，先人后己的奉献精神！我们家以前有一条接近两米长的大板锯叫“过江龙”。不管隔村隔乡的人来借回去锯大树，我母亲或家人，也不厌其烦，急人家所急而在家中抽更打锣，找遍每一个角落也要找出来，让来人拿回去用。我父亲本身也是木匠，家里大大小小的工具也常有人来借，即使有借无还也没怨气而来者不拒。在村中，我祖母生前也是德高望重的人，村民称之为“贤人”。包括我祖母、我母亲到我老婆这三代女人，村中不管红事白事及各种喜庆义事，都少不了她们在各自所处的阶段去帮忙的身影。我祖母在世时，村中小孩有什么头晕身热等不如意事都来让“贤人”摸下头仔，观察出事因由而给予指导。现在又轮到我母亲了，但我母亲不是摸头仔，而是“揭书仔”。 我母亲床头总放上一本“吉圣”， 是用来算八字的书。我母亲虽然九十高龄了，也百病缠身，但精神还是有的，而且看“吉圣” 还不用戴眼镜。村中那些不光是头晕身热的小孩，更有出现无法解释、白白无故的事情，也来找我母亲帮其“揭书仔”，当然是免费的。但奏不奏效我没亲眼见。我有时从东莞回去，母亲曾对我说那个那个小孩的父亲外出做工回来，也拿礼品的东西或钱给我母亲。我母亲这样对我说，除了肯定“吉圣”的作用想教我学之外，也是不忘人家给我母亲那份恩情而告知我。

母亲！母亲！我的母亲！有说不完道不尽的故事。我母亲与我父亲的结合，这棵连体大树开枝散叶，现在成为一棵参天的大树了。我们的家现在已成为一个大家族，四代同堂，母亲的曾孙就有九人。我们往往过年过节或清明拜山，一大家人回去相聚，我母亲常见到这么多儿孙，特别抱着几位曾孙开心之余，我母亲发自肺腑之言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看见您们就开心了！”

一句“我看见您们就开心了” ！这就是对我母亲艰难辛酸的一生最好的回报！

啊！感恩伟大的母亲！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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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海凌！广东省台山市人，农民，高中毕业。曾在深圳打拼廿多年，是参与深圳特区建设最早的开荒牛。农民工的生活，我的故事也丰富多彩，记录下来更让我回味无穷。《汗滴化雨伴笔耕》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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