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从生活到作品——在平顶山学院的演讲【上】
同学们下午好！
首先感谢平顶山学院给我创造的这个与大家交流的机会！也真诚感谢文学院何梅琴院长亲自给我颁发平顶山学院客座教授聘书。从此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可以经常在一起交流文学创作问题。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从生活到作品》，将结合我自己的作品和一些我熟悉的著名作家的作品，与大家共同分享：
佳句久传人喜读，
作诗之苦何其殊。
吟安一字半宵苦，
形同痴呆近愚鲁。
月出月落月而复，
毛发早比笔先秃。
贾岛推敲撞马颅，
王勃搜肠蒙被褥。
饭颗山上瘦杜甫，
名垂诗圣称鼻祖。
李白笔下腾飞瀑，
曾因感于磨棒母。
岳飞愤书满江红，
岳母刺字美名留。
君不见，
艳阳东海苦水出，
豆腐成于苦汁卤。
宝剑锋自磨砺出，
作诗言志安惧苦？！
写诗苦，写小说、写散文同样都很苦。我就写过一篇《我的作家梦》，回忆了我走过的文学路：
我出生于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年代，我名字中的“进”就与“大跃进”有关，很有一点时代特色。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由于跑着与人争抢大锅饭，被石头拌倒，磕掉了两颗门牙。那时父母吃野菜，喝稀汤，把碗底的稠饭让我吃，才使我活了下来。
我小时候特别淘气，上树掏鸟蛋，下河摸螃蟹，与小伙伴打瞎驴、打水仗的事没少干。至今我的头上还留有两道疤痕，正好形成了一个“八”字。左边这一道疤是我和一个叫赵清潭的玩友在刨地时，他一镢头把我锛了一个大窟窿，顿时鲜血直流，可我还用手捂住头，把人家送到队里的碾盘底下藏起来，并交待听见有人喊叫也不要随便出来，然后才放声哭着回家。好在那时的农村娃子也没那么娇气，母亲给我按了点烟灰止住了血，又用粗白布条勒了一下，我又照样又蹦又跳地上街找小朋友们玩去了。右边这道疤是被另一个小伙伴用石头砸了一个血口子，送到卫生室缝了12针，又养了好多天，这两道伤疤也为我儿时的淘气、贪玩打上了终生的印记。
我的命大，曾3次落水，3次被汽车撞住，但都没有死。第一次落水是我一个人在河边池塘边玩，摸螃蟹时不慎滑入塘底，凭着记忆一猛子从水塘的对岸拱出，算是捡了一条命。后两次是不会游泳瞎逞能，游到中间沉入水底，有幸被同伴救出。其中一次与迎面冲来的小汽车碰住了头，我的自行车飞到了汽车顶上又落到了车后，我被抛起又摔倒在了道崖上，只是擦破一层皮，有惊无险，待醒过来用手一挥，让汽车开走，我一瘸一拐推着破自行车照常上班不误，惊得一大群围观者目瞪口呆。
文化大革命中因我爷爷是地主成份，我也成了“地主儿子”，被划为“另类”，常常遭人打骂。一次正上课，临座的一个小同学突然举手说：“报告老师，郭进拴说打击贫农！”其实是下课时我们都在背“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的《毛主席语录》。这一声“报告”不要紧，学校停课闹革命，把我这个“地主羔子”揪到了主席台上，批得泪眼哗哗，不敢抬头。从此，参加红小兵、戴红袖章、发红语录本等等统统没有我的份。有一次我和一个小孩打着玩，人家爹上来先给我这个才七八岁的小孩子煽了几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鼻青脸肿，临走还丢下一句话：“你地主儿子还想变天哩！”一次大队召开全体师生大会，正式开会前有人先念了我的名字，让我立即退出会场后，人家才开始念文件、呼口号……这些都深深刺伤了我这个幼年儿童的心灵。
我也曾为村里带来过一次大灾难。我在山上放羊时，一只小狼娃跑到了我的羊群里，我把狼娃抱回家放到红薯窖里养了起来，结果老狼一连几夜咬死了全街的许多猪和鸡，又跑到了我的羊群里，咬死了十几只羊。在老人们的打骂、劝说下，我放了狼娃，天下这才太平了。
我为学习写作更是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更大的代价。1974年的元月，我投出了平生的第一篇稿子，结果被判了死刑。正当我沿着这条艰难崎岖的小路继续向前走的时候，我那年仅47岁的父亲不幸患心脏病与世长辞了，那天离我的16岁生日还差5天，父亲走得太急，没能等到这一天。
从此，我接过了父亲的放羊鞭，边放羊，边读书，边写作。那时哪有桌凳啊，往山石上一坐，山石就是凳子，膝盖就是桌子。晚上就着月亮和烧砖瓦窑的火光读书，更是常事。我曾两次在路上边走边看书，就是不看路，结果跌落沟底，被摔得鼻青脸肿。生产队夜里打麦，第一个到场的是我，最后一个走的也是我，好借着灯光多看几页书，中间休息，别人躺下睡觉，我仍就着灯光看书。治大寨田时，我选择了最苦最累的推土，常常抓住装车的时候看点书。有一段时间，我喜欢上了队里的饲养员，一路小跑着把所有大缸小缸都挑满了水，用最快的速度铡草、垫圈，好腾出一点时间看书、写作。我投出的成百上千篇稿子全部石沉大海，到郑州送稿时，因没钱住旅社，在省博物馆前的毛主席塑像下露宿时，被巡夜民警半夜从睡梦中踢醒，问我要证明，没有；要介绍信，没有；最后被当成流蹿犯收容。仅有的5元钱也被小偷掏跑，只好一路乞讨回到家乡。路上扒汽车又险些被摔死。到家后，不理解我的老母亲又将我用心血写成的底稿统统烧毁。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
在投稿、送稿的过程中，我也结识了一些好人。临汝镇公社的刘天根、王六娃老师，每次见到我都送上几本稿纸，还给我改稿、荐稿、热情鼓励，大力支持。《河南日报》文艺处的李长华老师还多次给我开证明，让我这个农民通讯员免费住报社招待所改稿。滑县的李长祥老师同情我，亲自帮我改稿，使叙事长诗《傍晚，棉田剪影》以我们两个共同署名在《豫西文艺》发表，他还在他主编的《新芽》杂志上发表了我写的文学评论，给我以极大鼓舞。一次送稿，与鲁山县委通讯组裴建中老师同住一室，他翻阅了我写的一大摞稿子，提出忠恳意见，还给我题词激励，几天相处，结下很深友谊。临走他交待我，以后有啥难事，可到鲁山找他，并留下联系地址和电话，我真有“他乡遇故知”之感。
有一年正是“三秋”大忙时节，临汝县文化馆通知我进城修改剧本《赶会》，准备参加洛阳地区文艺汇演，全体队委会研究不让我去，我却不管三七二十一，扔下账本，丢下农活，执意要去。队长到大队告了我的状，诬告我多分了几堆红薯。为此，大队通知了几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派大队团总支书记到县城叫我。县文化馆老馆长张久益说：“这个剧本县委书记都看了，指示要尽快改好，代表全县到地区汇演，你现在让他回去，耽误了汇演谁负责？你能负起这个责任吗？”团总支书记当然负不了这个责任，回去反映了这里的情况，大队开了一个没有当事人参加的批判大会，大队党支部书记说：“我们派人去叫他，县里让他改剧本参加地区汇演不让回来，如果能回来，今天就让他上台叫大家看看。”我改剧本回来后，又进了大队的学习班，几次写检讨都不过关，后来又被拉到在北山召开的党员、干部和生产队队委会以上干部学习班上，一连斗了几天几夜，最后又宣布撤了我的生产队会计的职务，又在全生产队社员大会上批判了一家伙，这才罢休。
从此以后，我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坏蛋”，煤矿上召下井的临时工也没有我的份;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更轮不上我；后来我想参军保家卫国，也被拒之门外；一个对我有好感的女同学，也被我的“表现”吓得退避三舍，最后含恨远嫁他乡。
一次我三叔捣着我的鼻子大骂道：“你这个败家子，人家×××老师都说你是神经蛋，写那啥也不是，是不务正业，让我劝劝你，好好过日子，别再胡写乱画了。就指你这熊样，还想当作家？你做梦去吧！怕一辈子连个老婆也混不上，情打光棍了……”我三叔只所以这么恼怒，这么恨铁不成钢，是因为一次在临汝镇碰上了一个过去曾支持过我写作的高中老师，看到我写了这么多年也没写出啥名堂，突然转变了看法，说我是“神经蛋”。另外是村上的人也对我议论纷纷，都说我是“溜光皮”，怕劳动。一次锄地，只顾背唐诗宋词，不小心把庄稼苗给锄掉了；又一次割草，我只顾修改一篇小说，躲在一处断崖下，直到天黑看不见了才收笔，结果背了个空草箩头回了家，气得老母亲不让我吃晚饭。那时我的写作已完全到了“痴”、“迷”、“憨”、“魔”的程度，我三叔这是在尽力挽救我啊！
在家没法活下去了，我又背井离乡到洛阳的建筑工地上当小工。一次我从事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屈江北到洛阳地区开会时，专程到工地看我，当他看到我衣不遮体，几个月不洗澡，我们正说着话，身上的虱子满身跑，用手一抓一大把。屈老师看着这非人的生活，脸一背，流下了一串热泪，最后我们师生抱头恸哭了一场。当晚他把我接到他住的宾馆里洗了澡，换了衣服，内衣因虱子太多，不能再穿，用打火机点燃时上面的虱子噼噼叭叭作响。
就因为我们是农民，处处被人看不起。一次，我们到一家木材厂拉木板，实在渴得难受，我用人家的碗想接点自来水喝，被一个漂亮的城市姑娘用力夺去：“你们农村人太脏，不能用我们的碗。”气得我和那位衣着时髦的城市妞吵了起来：“嫌我们脏，就别吃我们打的粮食，别住我们盖的房子……”另一位同事乘我们吵架之机用碗接了水，刚喝了一口就被小姑娘夺去，人家“叭”地一声把碗摔得粉碎，怒气冲冲地骂道：“我叫你喝！我叫你喝！渴死你哩！”面对此情此景，我流下了伤心的泪，我们农民真苦啊！我们农民的命真不值钱……
工头发现我晚上躲在被窝里写作，在路灯下写作，就砸了我这个“泥饭碗”，把我辞退了。我回到临汝，在风穴寺的悬钟阁上题写了这样一首诗：
愁事揪心心欲碎，
满腹苦水倾与谁？
仰脸我对皇天呼，
寒风洒落千滴泪。
知我者恩师也。几天后，县文化馆的《汝水》编辑屈江北老师见了我，说：“风穴寺悬钟阁上那首诗肯定是你写的。”我点点头，又一次流下了热泪。
1978年12月18日，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结束了“文革”后的两年徘徊，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如岩浆一样迸发了出来。改革大潮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涌动，势不可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我就接到了县文化馆屈江北老师让我进城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的通知，我当即扒上了一辆运煤车，又到临汝镇坐班车到县文化馆报到。那时县文化馆每天为我补贴9毛钱，回去每天给生产队交3毛误工补贴钱换工分。在这次学习班上，我与屈江北老师连续苦战五天五夜，创作出了剧本《抓阄分娘》，我又将这个剧本复写了100多份，手指头都写肿了，然后投遍了全国各地的剧本类刊登，最终才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云南数十家县以上剧团争相排演，中央电视台曾录相播放。当时填补了洛阳地区省级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央电视台正式播放两项空白。屈老师不嫌弃我这个农村娃，我们晚上睡一张床，写到半夜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翻墙出去花2毛钱买一块锅馈，从中间掰开，一人一半，吃完喝口水，又一口气写到天亮。有时刚躺下想迷糊一阵儿，忽然想到一句好唱词或一个关键字，又紧忙坐起，补写到稿纸上。
在这次学习班上，我还激情满怀地创作了《十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好》的唱词，发表在《临汝文艺》创刊号上，全县不少专业和业余剧团将唱词谱曲后，组织演员深入大街小巷、田间地头演出。
学习班结束后，我想在县城的厂矿、企业找份临时工作，可跑来跑去，四处碰壁，遭了不少白眼。这时候，张久益老馆长向我透信说，县里已请示了洛阳地区，准备在临汝镇设立文化站，你回去先找找公社领导，争取能到文化站工作。
可我到公社找了宣传委员和文教助理，他们不但不让我干，而且还推荐了许多他们的亲朋好友，来和我争这个位置。我等于给他们透了一个信息，创造了一个机会。结果他们上报的名单没有郭进拴的名字，张久益老馆长明确表态：“临汝镇如果不让郭进拴干，指标就收回，这个文化站先不建，啥时候定住让郭进拴干了再建。”
我从此也转变了策略，不光写作文学作品，隔几天就到公社采访一次，“三夏”、“三秋”、抗灾等中心工作都被我写成报道，在县广播站播出。屈江北老师还专门交待广播站的马全胜站长：“进拴现在正在难处，以后他的稿子你多播点，以便引起公社重视。”
到了1980年，范振斌当了公社党委书记，他每天早上吃饭时，就端个碗坐在饭场挂的有线广播喇叭下，边吃边听。由于屈江北老师的精心策划，有一段时间里，《本县新闻》节目接连播了我写的几个头条消息，范书记边听广播边笑：“又是郭进拴报道，这个孩还怪捣蛋哩！”范书记还在一次全公社干部会议上表扬道：“青年人都要向关庙大队的郭进拴学习，多动脑子，多写文章。”
1980年8月，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高山被任命为文化局局长，一天早上，他到文化馆吃饭，张久益馆长向他汇报说：“临汝镇文化站地区已经批了，我们想让郭进拴去干，你看咋样？”高山局长说：“这个孩我了解，我在他们村住过一年多的队，他不怕吃苦，勤得很。他可以免试，破格录用，你直接和的公社临汝镇范书记联系，就说我已同意让郭进拴去文化站了”。
吃过早饭，我见了张馆长，他说：“你的事刚才高局长也表示同意，你们公社范书记也说要开党委会研究一下。”
得住这个消息后，我立即跑到县委宣传部找到了刘会昌老师，他说我明天上午一上班就给范书记打电话，就说宣传部和文化局都同意让你去干。
第二天，我刚到公社办公室门口，就听通讯员喊到：“范书记！县委宣传部的电话！”只见范书记进办公室接过电话，听了几句后说：“我们党委开会研究也是让他干，这事你放心，我们马上就通知让他来上班。”
范书记出门时看到了我，说：“你的事刚才党委开会定了，你去找宣传委员高彦同志，马上办手续来上班。”
就这样，我的命运在两天之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这个农民的儿子，终于成了端公家饭碗的文化专干。
得知这个消息后，最高兴的还是我那苦命的母亲，她拿出了她卖鸡蛋一角一分积攒下来的5元钱，用颤抖的手将这一把零碎纸币硬塞进了我的口袋，又包好新衣被，将我送到大路口，说：“我娃终于熬出头了，可是老不容易啊！以后多操心公家的事，家里还有我哪！”
1980年9月，我用我第一个月发的27元工资，给家里买了几袋化肥，又给母亲买了几袋她一辈子连见都没有见到过，只有城里才有的糕点，可我的母亲连尝也没尝一口，她把这些糕点全部分发给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换回了一句话：“进拴这娃不简单，有出息了！”
初到文化站，我仍到处投稿、送稿，有时听到地区或县里有名作家讲课，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扔下工作就去参加学习班，一次还陪同著名作家张一弓、叶文玲在寄料、小屯、温泉、县城采访20多天。公社宣传委员又到县文化馆反映，说：“这孩子不行，不务正业，到处乱跑，我们准备开除他。”
张久益老馆长说：“写作也是文化站的正业，正是他能写，我们才决定让他干的，要是不能写，没专长，我们还不要哩！你要不要他，我们就把他要到县文化馆，你们的文化站指标我们也收回！”这才保住了我的饭碗。张久益老馆长对我的大恩大德，我到死都忘不了。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些年来，我到过全国很多地方，写了大量的散文游记作品。古人寄情山水，成为洗涤品格涵养性情的必备条件。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大自然的流水，在孔子心目中，具备着君子一切美好的品德，孔子说：“夫水，偏于渚生而天地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乎不可曲进，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俱，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荀子·宥坐)孔子把水描写了九种形象，可见他对巨川大河观察的是既深刻而又细致的。
我本来性嗜山水，极爱出游。只有家乡的河，才是我真正领略和体会到了孔老夫子描写的德、义、道、勇、法、正、察、善、志等九种形象。我是相信“太史公游名山大川，故其文章颇有奇气”这句话的。
不仅搞艺术、做学问要师法自然，就是做人，不是也应该以自然为师吗?常见大海，可使我们心胸宽厚、宽阔、宽容；面对高山，我们希望变得巍峨、挺拔、坚定。观赏梅、兰、竹、菊，可以潜移默化地陶冶我们的品性；聆听林涛泉声，可以领悟大自然的整体和谐和生命节奏。人在大自然面前因无须戒备、防范而变得坦诚、开朗。这些均有利于我们形成旷达、愉悦的心境。故古人曰：“智者乐山，仁者乐水。”而乐天者必长寿。
大自然永远滋润我们的心灵，激发我们的想象，丰富我们的创造。大凡大艺术家全都酷爱自然。贝多芬迷恋芬芳的田园，屠格涅夫热爱辽阔的草原，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李太白把酒问月、笑傲江湖。试问大自然中之生物，哪一种不是鬼斧神工、浑然天成?随便一株小草，随便一棵树，随便一只鸟，随便一条鱼，随便一只蝴蝶，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的整体结构，它们的色彩，它们的姿态，和环境之间显得那么和谐、合理，天衣无缝。试想文学艺术作品的结构、气韵，如能达到动植物那样完美、那样酣畅，那将是一种何等成熟的境界!因此，无论在为文、为人上、大自然永远是我们最好的导师。
人只有在大自然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我。人世的喧哗，人世的尘埃，人世的角逐，人世的欺诈，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是多么的渺小而微不足道啊！一切来于大自然，一切又必然最终归宿于大自然。世态的纷繁，我们又何必再去计较呢?
大自然给了我自我，给了我智慧，给了我勇气，给了我灵感，使我获得了一个纯真的心爱。